赫尔穆特·科尔曾满口甜言蜜语。他对德国的雇员代表们恭维道，“工会表现得特别有合作精神和乐于对话”，它们的劳动联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赞扬德国五金工业工会主席克劳斯·茨维克尔是一位“有崇高使命感的德国同胞”，并说他必须对化学工业工会“表示尊敬和感谢”。他热情地向这些讨好对象保证，自己将在困难的时候向他们提供援助。“我是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学生。这个党绝不会制订只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社会条件也是政策的导向之一，因此不会撤消社会福利。”1996年4月这位联邦总理在第一套电视节目黄金时段中对每一位听众这样说。仅仅两个月之后，这些受到阿谀奉承的听众就在波恩组织了战后规模最大的工会示威游行，抗议这同一位总理及其政策。30多万人分乘74趟专列和5400辆大客车举行示威游行，部分人行程达对小时，以表示他们对削减社会福利、失业和国家下令降低工资的抗议。德国工会联合会领导人迪特尔·舒尔特宣布，如果联邦政府坚持其纲领，那么“这个共和国就会遭遇这样的局势，与其相比法国曾出现过的局面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序幕”，这里他是在暗指半年前法国的同事们举行的那场十分相似的起义。对此科尔只得用这样的话来回敬他从前的合作伙伴，他称他们是“专爱发牢骚的人和有疑心病的人”，说他们“只顾捍卫既得利益”，而“拿德国的未来当儿戏”。
　　在德国，时代正在发生转折：保守党人一自由党人的政府不再只是遮遮掩掩地，而是全面地和进攻性地采取了该国的资本精英们多年来一直主张和要求的政策。总理说：“我们太贵了”，而他所说的这个“我们”只包括那些作为职员和工人领取其收入的人。有一个词开始走红：既得利益。萨克森州的总理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智囊库尔特·比登科普夫甚至发现了“一大堆既得利益”，据说这些既得利益现在都需要打破。他所指的是病假工资、子女补贴费、对不当解雇的保护、失业救济金、国家创造就业机会、每周5天工作制、每年30天法定休假，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迄今为止构成德国市场经济的社会方面的东西。毫无疑问，与其他国家相比，绝大多数德国雇员的处境还是挺不错的，他们的生活状况曾使这个国家受到全世界的赞赏和羡慕，并且曾促使德国各政党从前一直把“德国模式”奉为自己的竞选活动的主题。但是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以往取得的成就突然变成了既得利益。1996年4月出台的政府施政纲领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为了增长和就业》。科尔和他的部长们现在开始剥夺这些既得利益，全面削减各种社会福利和工资。甚至连因怀孕而增加了既得利益同时又不能再上班的妇女，将来也应当用扣工资来惩罚。
　　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全球化的经济机器中，劳动报酬所占的份额剩得越来越少，所以领取工资和社会福利金的人应当在他们中间这样分配剩下的这点儿余额，即人人都分上一点儿，使失业人数降下来。德国应当向美国学习，美国有更多的人分享工作岗位，但为此他们就不得不忍受低工资。几乎无社会福利、较长的工作时间和较差的工作条件。主张在德国实行较高的资本利润率的一位代言人毕竟公开宣布：“为了重新实现充分就业，把毛工资削减20％是必要的。”这就是诺贝特·瓦尔特的公式，此人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前所长，现任德意志银行的经济研究负责人，该银行的董事会刚刚因对股票持有者利益的关照而以附权股的形式得到了正式的回报。假如是在几年前，这位银行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建议恐怕还要冒政治越位的风险，而今天他知道政府支持他。瓦尔特和他的同伙把这一突破归功于多年来通过多种传媒进行的一场宣传运动，在这场宣传运动中，为了取得胜利，所有的歪曲和伪造都是经过精。已炮制而不易识破的：经济基地德国衰落的谎言。
　　这场宣传运动的核心论据之一是德国的社会福利国家变得愈来愈昂贵了，过多的公民沉湎于“全面综合保险心态”（瓦尔特语），他们宁愿领取社会福利金而不去工作。的确，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有许多方面需要改革。在总计152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福利项目中，有一部分组织混乱，造成了高额的管理费用，并且常常助长弄虚作假行为，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却甚至无处栖身。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现在已经超过800万，缺乏资金来对他们进行培训和创造就业岗位，以使他们重新溶入社会。只是有一点说得不对：社会福利国家变得愈来愈昂贵了。虽然1995年为所有的社会福利申请支付了将近1万亿马克，比1960年增加了11倍，但是同期国民总收入也同样增加了11倍。1995年共和国的全部社会福利费支出总计占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近33o。而1975年，即20年以前，西德社会福利费支出的数值与此完全相同，也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3％。如果不把东德计算在内，今天的比率数甚至还降低了3％。
　　相比之下，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是社会福利费用的经费来源。社会福利开支的将近三分之二是来自从工资和薪金领取者的收入中提取的保险费。由于失业和收入增长缓慢，受薪者的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因此为了筹集支付养老金、失业救济金和医疗费用的经费，保险费不得不逐年超比例地提高。单就养老金保险机构来说，400万失业者就意味着一年失去160亿马克。因此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危机几乎纯粹是劳动危机的结果，而不是什么一个安乐国中变懒了的居民过分自我享乐的结果。鉴于国内财富日益增多，为了避免不必要地提高劳动力的价格，本来只有这样做才是合乎逻辑的，即借助于征税使那些本来不缴纳社会公共福利税的人，即官员、独立经营者和富人也分担社会福利费用。而事实上科尔政府所做的却正好相反。在建设东部的过程中，政府强行挪用社会福利基金，用于支付与本来的保险用途根本毫无关系的各种可能的开支，从支付德国统一社会党受害者的补偿金，到支付被解职的原民主德国国家公务员的提前退休金。据联邦主管当局的管理人员估算，养老金、失业和医疗保险机构只要免除了本来就不该由它们来支付的那些费用，社会公共福利税在工资中所占的比例立即就能降低8个百分点。那些领头指责社会福利国家搞过头了的人也同样随心所欲地花费社会保险投保人的钱。从1990年至1995年，德国的企业主和企业人事主管部门让75万雇员提前退休，在由保险纳费人承担费用的情况下使自己的职工队伍年轻化。由此给养老金保险机构造成的额外支出每年达150亿马克，相当于保险费率的足足一个百分点，或者说是相当于工资总额的三％。
　　使联邦公民降低其社会福利要求的一个同样值得怀疑的方法是对劳动成本作国际比较，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劳动成本高于德国。然而，不同国家小时工资的差别就其所表明的问题而言，与在法兰克福市内和在佩勒贝格郊外建造新建筑的费用的差别是一样的。相反，事实上在世界市场上计算的是单件产品的劳务费用，即用统一标准计算的一定量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海涅·弗拉斯贝克和马塞尔·施特雷默对这方面的数据进行了世界范围的对比分析，从而揭示出令人吃惊的事实。以各国的本国货币为基础计算，西德单件产品的劳务费用在1974－1994年间总计增长了97％，而相比之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各成员国平均增长了足足270％。也就是说，德国的效率机器运转得非常出色。正因为如此，德国企业在许多市场上至今一直占上风。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是受托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意见的6个经济研究中心之一，该所的经济学家们在1996年7月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雇员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幅度没有哪一个地区低于德国”，这个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们在一份为波恩的经济部撰写的鉴定书中写道。“出现类似数值的只有美国。这些数据证实了温和的德国工会的论点，双明在劳动时间短而有效的情况下，由于生产率高，高额的小时工资是合理的。”
　　可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持续十几年在世界各地卖出比自己的进口量更多的商品而不造成后果。这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德国马克对其他货币的比价不断升值。德国人在每一轮集体谈判中都要重新贯彻的成本约束，总是由于以外币结算的收入的贬值而很快就再次失效。因此1994年德国出口产品的收益比1992年降低了10％，因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危机和美国中央银行的美元疲软政策促使德国马克的汇率上升和美元的汇率下降。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经调查发现，如果把这种汇率的变动考虑在内，多年来各工业国家的成本变化与德国的成本变化差不多是平行的。因此如果按美元计算，甚至连亲企业主联合会的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也计算出，在加工制造业中，德国的单件产品劳务费用与美国的基本上相当。
　　在此背景下，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前任主管，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奥拉夫·亨克尔在1995年秋针对昂贵的德国雇员所使用的宣传伎俩实在是厚颜无耻。据说由于德国企业每年在国外投资数十亿马克，所以随着资本外流，工作岗位也会外流。亨克尔断言：“工作岗位是德国人最大宗的出口畅销货。”这一论断像炸弹一样使公众感到震惊，在全国成百万次地被人传播——然而它却是卑鄙的谎言。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亨克尔算了这样一笔帐：自1981年以来，企业主和康采恩向国外的子公司投资了1580亿马克。同一时期，那里的职工人数增加了75万人。所以说德国每年“出口”将近7万个工作岗位。而事实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一个持续多年取得贸易顺差的国家，资本输出必然要多于资本输入。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同一时期日本的康采恩向国外子公司的投资甚至比德国的康采恩还多1000亿马克。这些投资大多数不是流入低工资国家，而是流进了其他工业国家。德国向国外扩张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英国、西班牙、美国和法国。
　　尤其是所谓国外新增加的工作岗位，更是一个纯粹虚幻的数字。柏林对外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米夏埃尔·沃尔特曼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该研究所10年来一直在从事德国企业的国外投资问题的研究。虽然据联邦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国外的德国企业的职工人数从1989年至1993年增加了19万人。但是在同一时期，德国投资者也购置了一批外国企业，这些企业的原有职工人数甚至超过20万人。也就是说，所谓输出的工作岗位实际上是早就存在着的。当然，确实有许多康采恩建立了新工厂。宝马公司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西门子公司在英格兰北部、博施公司在威尔士、大众汽车公司在葡萄牙和中国都建了厂。但是与此同时，德国的世界市场战略家们在他们购置的早已存在着的外国公司里毫不迟疑地推行他们在家里搞的那一套：合理化、生产外移化。集中化。此外还有许多人收购外国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扫清市场，这些公司购置后不久就关闭了。因此总的来看，德国企业在国外同在国内一样，很少创造出新工作岗位。
　　虽然围绕着德国的竞争能力展开的这场争论混杂着无稽之谈、矛盾和对公众有意识的欺骗，但对政策的影响仍然是后果严重的。由于对市场激进派关于设在国外的生产基地的雄辩坚信不移，联邦政府为本国制订了一项弊大于利的紧缩计划。到1998年，仅在公职范围内就要裁减掉20万个工作岗位。此外由于减少了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资金，东德又将有19．5万人被推入失业者的行列。与此同时，削减社会福利费还将使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下降。据德国零售商总联合会负责人霍尔格·文策尔估算，由于缺少顾客，在商场和百货商店中每年将损失3－5万个工作岗位。受联邦政府委托的经济五贤人之一沃尔夫冈·弗兰茨甚至警告说：“失业会自己喂养自己。”但是联邦政府的部长们却断言，这个紧缩计划是唯一的出路，并且以公共基金日益庞大的赤字作为论据。
　　但是这个论据也是漏洞百出的。在失业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国库的税收收入自然会减少。然而这些财政亏空的管理者们却始终尴尬地避而不谈，他们自己也有意识地减少了税入。联邦和各个州每年都慷慨大方地把更多的减免税额分配给各企业和独立经营者，并且容忍资产愈来愈多地转移到低税率国家。随着多次降低股份公司的公司所得税和大量给予折旧优惠，从1990年至1995年，企业利润的税负从33％降到了26％，国家从中得到的收入甚至减少了40％。1980年时收益税还占国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假如这个数值至今还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当联邦财政部长1996年增发公债的时候，公共基金本该多收入86亿马克，即增加一倍半。甚至这个被人们信以为真的紧缩计划也预定要再次降低收入。随着取消财产税和工商业资本税，又要少收入110亿马克。
　　据说所有这一切措施将使在德国建立新企业和创造新工作岗位更容易些。财政部长特奥·魏格尔在为这种降低国家收入的税收改革说明理由时曾谈到，甚至在向企业征税方面，各国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然而，指望较高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会自动转化为较高的增长和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希望也同样早就被驳倒了。从1993年至1995年，联邦共和国的企业利润平均足足增加了27％，而投资率却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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