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生产基地所引起的这些矛盾，证明把全球竞争宣布为目标本身的政策犯了原则性的思维逻辑错误：它目光短浅。争夺世界（劳动）市场份额的无限制的竞争，使劳动力循着螺旋曲线愈来愈快地贬值，而且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种竞争就像是兔子与刺谓之间的赛跑。某个更廉价的竞争对手总是已经在场或者至迟明天就会到场。自我“调整”的结果只是迫使其他地方的竞争者重新调整，并且很快就又轮到自己需要重新调整。绝大多数雇员无论怎样努力，在这场竞赛中都只会输。受益的只有少数富人和某些具有高技能的人——这部分人在老牌工业国家中平均约占人口的五分之一。现在甚至连经济自由主义的职业辩护土，譬如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巴黎总部的经济学家们，也无法再否认这种向20：80社会发展的趋势。收入统计将贫富之间愈来愈深的鸿沟显示得太清楚了。
　　但是，这种螺旋形下降趋势无止境地继续发展下去既不是命中注定的，而且从根本上讲也不是有很大可能的。实行相反的战略是可能的，而且这种战略早已被大量制订出来。提高劳动的价值必须处于这种反向战略的核心位置。甚至在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中间也无异议，存在着按生态学的要求进行税收改革的极大的可能性。如果借助于征税逐步地和长期地提高能源消费的价格，那么这不仅将遏制危险的环境污染，而且在此过程中还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并延缓自动化工艺的使用。此外，运输费用提高将给跨国的劳动分工以新的限制。以高速公路上不见首尾的载重卡车长龙形式存在的流动的零配件仓库将不再合算。
　　德国经济研究所在一个其假设经过慎重选择的模型计算中证明，借助于对取暖燃油、汽油、天然气和电流消费征收的每年小步提高的生态税，10年之内就能在德国创造出60多万个新工作岗位。把能源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是通过在建筑物和分散的能源生产中使用手工劳动实现的，因此将为许多人创造就业机会。
　　如果原料消费价格上涨，还会需要更多的劳动。对此，产品学研究者瓦尔特·施塔埃尔在你速的陷阱还是乌龟的胜利这一独具特色的标题下开列了一份值得注意的帐单。为资源规定较高的价格，将使使用寿命长的产品相对于一次性使用的产品和以竞争性报价提供的不耐用的产品取得明显的成本优势——这对劳动有利。施塔埃尔以生产为例预测这种反向发展趋势。从技术上讲，早就能生产其车身和发动机组能使用20年的汽车，取代今天这种通常只能用10年的汽车。在汽车使用寿命为10年的情况下，购车款平均占总费用的57％，只有19％的开支是花费在维修工作上。而在汽车使用寿命为20年的情况下，消费者购置新车的费用所占的份额降到了31％，而汽车总费用的36％不得不用于维修。假定消费者在这两种情况下为他们的汽车支付同样多的钱，那么工厂中的机器人工作就贬值了，相反劳动密集的维修工作则升值了。
　　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也不乏有意义的工作。在卫生保健部门中、在过分拥挤的大学和中小学里、在恢复遭到破坏的农业区或重建衰败的卫星城的过程中，工作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单靠私人企业和市场，在这些领域中不可能办成任何事情。只有当国家，首先是各城市和乡镇能够向这样的计划投资的时候，才能创造出相应的工作机会。
　　国家必须取得必要的收入。可以对跨国的资本流动征税而又不损害经济，因而可以以此开辟一个不会提高劳动价格的丰富财源。禁止资产转移到从列支敦士登到海峡群岛这样一些非征税地区还会带来更大的好处，这些地区就像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黑洞，每年都使更多的资产逃避征税。此外，这样的税收改革还将抵制自下而上的再分配。
　　对上述这样的建议明显地存在着反对意见：正因为卷入全球经济，各个单个的民族国家，至少是北方富裕国家集团中的各民族国家，多数都根本无法再进行这种彻底的改革。尽管联邦议院中的各政党原则上都支持符合生态学要求的税收改革，但是工业界的代表已经扬言，提高能源价格将驱使数千家企业迁往国外，最终使改革计划失败。于是民主变成了无结果的闹剧。
　　因此，未来的中心任务是重新获得政治行动能力，重建政治对经济的优先地位。因为今天已经可以预见，以往的路线不能再长期继续下去了。盲目地适应世界市场的压力必将把迄今为止的福利社会引入无法无天的社会反常状态，使社会结构崩溃，而这些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转本是福利社会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在社会地位降低和受社会排斥的人中，少数极端分子的队伍正在扩大，而对于这些人的激进化所产生的破坏力，市场和跨国康采恩都没有办法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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