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独裁政权实行贸易制裁是合理的和公正的，但这对于减轻来自南方的竞争压力却没有多大帮助。许多工会人士希望以此来阻止工资降低和失业，这种希望是虚幻的。低工资国家的成本优势所凭借的不仅仅是不讲社会福利的企业和政府官员的政治压迫或剥削手法。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数量相对较少，它们的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在住房和食品保持低价格的情况下，居民对自己的收入提出的要求也较低。此外，这些资本主义的新兴国家至今不必实行社会保险，因为它们的家庭结构几乎还是完整无损的。当亚洲的政治家们被问及疾病和老年的问题时，他们通常的回答是“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家庭”。更多地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这些新兴国家的货币倾销，它使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品极其便宜。因此，即使西门子公司设在马来西亚的芯片厂不得不向它的流水线女工每月支付700马克的工资，而且该国有自由工会，这家工厂仍然还是有利可图的。即使把最低工资提高一倍，在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生产耐克牌运动鞋也还是值得的。遵守最低标准是必要的，它将在南方培植更多的社会公正，但是人们却不大可能以此确保北方的工作岗位或者在北方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因此，许多遵循本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传统的法国经济学家要求有针对性地使用贸易税。如巴黎政府的经济顾问热拉尔·拉费建议，对亚洲的出口商征收反倾销税，税额至少要能补偿出口国人为的币值低估。但是这笔关税收入不应流入国库，而应当以欧洲货币结算划入相应的出口商的帐户。这些亚洲的出口商可以把这笔钱用作向本国进口欧洲商品的资金，这样就能在贸易和汇率方面建立起一种较好的平衡。此建议虽然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行起来却是很困难的。在确定税额的时候，任意独断恐怕将畅行无阻。谁也无法客观地判定，何种补偿是公正的，以及这样做是否事实上封锁了有关国家通向北方市场的通道，而这些国家为自身的发展正迫切地依赖着这条通道。
　　再者说，阻挡低工资国家的竞争，是否能从根本上阻止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急剧贬值，这也是成问题的。毫无疑问，来自东方和远东的日益增长的进在工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造成了损失。在制鞋工业和纺织工业中，在计算机技术、精密机械和类似的部门中，欧洲、北美和日本这经济三强中的所有国家的工作岗位都受到了损失，而世界经济的后起之秀却得到了好处。因此而降低的主要是对非技术性劳动和机械的流水线劳动的需求。英国经济学家阿德里安·伍德在一份依据经验材料写成的长篇研究报告中证实，自1980年以来，由于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日益扩大，经济三强各国的工业的劳动供给平均减少了15％。
　　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计算，这种发展趋势迄今为止对于绝大多数北方富裕国家来说一直是赚钱的买卖。因为随着进口的增长，新兴国家在其买主那里的采购也在同时增长。从工厂设备到通讯卫星，它们最终不得不购买一切它们自己现在还生产不了的东西。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一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比德国更成功。迄今为止，这个地处欧洲心脏的经济巨人，按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是世界上出口最强劲的国家。联邦共和国不仅在同东南亚，而且在同中欧新市场经济国家的交换中甚至达到了出超。不过大部分出口盈利都落在了资本密集型和科技导向型行业的帐上，如机器和设备制造、化学、电气工程和精密技术等行业。
　　这一转变是劳动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绝大多数德国企业，此外还有法国的或日本的企业，由于全球化而赚了大钱。只是它们从其收入中支付给本国劳动力的份额在不断缩减。不是总的富裕程度降低了，而只是工资所占的比例，即经济成就分摊在工资和薪金上的份额减少了。甚至在直到前不久还在考虑平衡问题的德国，工资所占的份额自1982年以来也下降了10％。与此同时，工资总额在各个不同的职业群体中分配不均的状况加剧了。难以替代的专业人才或者掌握特殊技能的服务业从业者几乎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他们肯定还可以指望增加薪水。大多数其余的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未经过培训D的非熟练工人，工资收入则逐渐下降。
　　然而，这一进程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与亚洲或中欧的新工业化国家有关。对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冲击主要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互间的迅速联合造成的。即使在90年代，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跨国投资是在该国家集团内部进行的。虽然北方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所增加，但是这种资本转移半数以上是用于开采原料或者建立服务性企业，如饭店或者银行，因此与劳动力转移关系不大。而增长更快的首先是富国之间的跨国的企业买卖和投资。从1992年至1995年，投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从每年将近550亿美元增加到970亿美元，而在同一时期，这些康采恩投向经合组织国家的直接投资则从每年大约1110亿美元提高到了2160亿美元。同样，这个富国俱乐部所开展的繁荣兴旺的世界贸易，绝大部分也仍旧是在它的成员国之间进行的。
　　这些数据表明，经合组织国家间的资本联合和贸易联合已达到了何种规模。随之而来的富裕国家自己相互间竞争的加剧，导致若干年来劳动生产率总的来讲比经济成就增长得更快。在竞争中加速实行的技术变革，越来越多地使劳动变得过剩。造成失业和工资降低的罪魁祸首不是南方和东方的廉价工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使经合组织范围内的合理化和降低劳务费用的螺旋继续进行下去的工具和润滑剂。
　　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用大量的研究著作填满了所有的图书馆，这些著作试图证明，引起就业危机的只是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进步，而不是跨国的联合和竞争。然而这种区分是纯粹学究式的。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现象是不可分割地彼此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全球性的紧密联系才使得技术进步具有了那种今天能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排挤到社会边缘的决定性力量。但是，要抗拒这种发展趋势，设置贸易障碍和实行防御性关税恐怕是个拙劣的武器，只要这种贸易保护主义仅仅是针对着低工资国家的。只有当一个国家同时也阻挡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的时候，它才能重建自己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但是，为此它将失去自己所有的出口市场，因为竞争对手们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一种制造混乱的战略。而相反的结构变化的代价又将是巨大的财富损失，尽管就业率较高。
　　经济学家和经济贤人们在一切场合总是告诫说，富国的国民将来必须自我克制，因为到处都有新的廉价劳动力大军涌入市场，而同时他们却隐瞒并且讳言，富国的总生产效益一如既往地在增长。所投入的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也在以同样的甚至更快的速度递增。因此绝不能说是穷国夺走了富国的富裕。
　　恰恰相反，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是那些北方和南方的特权者，即富有的有产者、资本所有者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获取了经济全球化在牺牲其余居民的利益的情况下给他们带来的在全世界范围生产的——和日益增长的——财富的越来越大的份额。联邦银行关于个人收入来源的统计反映出，这一发展趋势同样也早就席卷了德国，尽管德国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着强大的工会和高额的社会福利费拨款。在西德，到1978年还有54％的可支配收入分摊在工资和薪金上。其余的部分一半用作利息和利润收入，一半用来支付养老金和社会福利费用。16年后，实际工资和薪金所占的份额降到了仅剩45％。因为现在已有足足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被用来支付有价证券利息和企业利润的受益者的非劳动所得。
　　因此就不难理解，随着世界的经济一体化而发生的种种冲突，恰好都与分配斗争有关，而这种分配斗争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件事令人感到吃惊，即市场神话的信徒们直到现在还总是能面对他们自己和广大公众否认这个简单的真理。例如在德国，该国围绕经济基地问题的争论显得越来越荒诞不经，并产生出极其错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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