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还不得不去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后果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短路形式展开了。1948年，美国和西欧先后商定订立总关税和贸易协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从此各参加国第一次建立一种共同的国际贸易制度。迄今为止，经过八次往往持续几年的国际谈判回合，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各成员国在以后几十年间商定不断降低关税税则。今天，在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关税几乎已经不起多大作用。自从1994年初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建立后续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各国政府不再为关税壁垒讨价还价，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拆除其他贸易樊篱，例如打破国家垄断或技术方面的一些规章。
　　越来越多的贸易自由的结果是十分重大的。40年来，全世界的货物和劳务交换比生产增长得更为迅速。1985年以来，贸易总额的增长甚至比经济效益的增长高出一倍。1995年，根据全世界的统计，全世界的商品和劳务贸易中有五分之一属于跨越国界的贸易。
　　长期以来，工业国家的公民们可能以为，越来越多的经济交融会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福利。但是，在70年代末，在西欧和美国的经济政策中发生了某种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把世界经济推上新的层次。在此以前，大多数工业国家都是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原理行事的。这一原理是这位经济学家在两次大战期间为对付经济灾难而阐发的。凯恩斯让国家成为一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金融投资者，当市场过程导致就业不足和通货紧缩时，国家就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加以干涉和纠正。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通过扩大投资可以造成追加需求，从而避免经济危机。在繁荣时期，政府应当通过提高税收使国家债务重新归于平衡，以防止过热和通货膨胀。此外，许多国家有目的地推动工业发展，指望以此实现迅速的增长和扩大劳动需求。由于1973年至1979年发生石油价格震荡，这一构想被动摇。一些政府一再表明不再有能力控制国家赤字和通货膨胀，无法再保持稳定的外汇汇率。
　　因此，保守派1979年在英国和1980年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后，改弦更张，采用另一种经济政治信条来规范他们的政策。他们推行诸如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撒切尔的忠实朋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所提出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这种信条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变种又被称为货币主义。这两位理论家只允许政府扮演秩序监护人的角色。他们断言，私人企业在投资和雇工方面越自由，全局的增长和福利就越大。从这一假想出发，西方的大部分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在80年代展开了一种为资本争取自由的斗争。它们在广阔的战线上废除了各种控制措施并堵塞了国家干涉的可能性，还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非情愿的伙伴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方针。
　　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化”成了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华盛顿和伦敦的掌权的市场激进派把供求规律美化为可能有的最好的制度原则。扩大自由贸易成了目的本身。通过彻底开放国际间的外汇交易和资本交易，西方民主政治对经济制度实行的最激进的手术得以畅行无阻。
　　不久，事情就变得很明白，未来市场风险将会落在谁的头上。首先，在那些还雇用许多非技术工人或熟练程度很低的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中，企业不分大小会遇到低廉工资国家的竞争。就家具、纺织品、鞋子、钟表或玩具的生产而言，西欧国家和美国只有在这类生产已大部分自动化或把工厂设在国外的情况下，才考虑继续进行经营。同时，日本作为一个新的工业国首次闯入世界市场昔日各主导国家的方阵，它以进攻性的廉价供货使许多其他工业部门也受到压力。各老牌西方国家起初以新的保护关税来加以对抗，或强制推行所谓自愿限制进口的协定。然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始终占有优势地位。他们抱怨保护主义妨碍技术进步，并坚持认为，这种防御措施大部分只能奏效一时。从劳动密集型的大宗生产转向高科技生产和服务型社会这样一条发展道路，据说将能治愈国际竞争和自动化所造成的创伤。然而，这种愿望从来不能实现。虽然实现了持续的增长，但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个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断丧失报酬优厚的工作，其中只有日本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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