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按照流行的经济学见解，上述这种劳动市场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自由贸易的辩护土直到今天还开导人们说，越出国界展开无限制的商品交换，会给各国带来更多的福利，造福于所有参加国。为了论证这是有道理的，教授们以及政治家们总是援引“比较成本利益”理论，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于19世纪想出来的。李嘉图当时试图说明，那些同贸易对手相比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在国际交换中何以也能得到利益。当时他以英国和葡萄牙之间葡萄酒和毛料的交易为例来加以说明。这两种产品如果在两国各自生产，则英国人为此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因而生产率就会低些，其产品用来出口就会被认为价格过高。但对于葡萄牙来说，向英国出售葡萄酒，用所得进款购买英国的毛料，这毕竟是划算的。反过来，英国向葡萄牙出售毛料并从葡萄牙进口葡萄酒也会获得好处。原因在于这两种产品在各自国家内形成的比价不同。因为，接李嘉图在例中进行的计算，英国在毛料生产中1小时生产出的价值，在酿葡萄酒的劳动中用1．2小时才能生产出来。相反，在葡萄牙这一比例只是1：0．8，因此，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贸易伙伴来说，葡萄酒同毛料相比，其价值较在美国为低。这样一来，对于双方来说，就形成一种相对的、比较的成本利益。对于葡萄牙来说，在葡萄酒生产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而不去生产毛料，让英国实行与此相反的专业化生产，这是划算的。通过贸易，两个国家最终将消费更多的葡萄酒和更多的毛料，却无须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
　　李嘉图的理论像任何天才的思想一样是十分简单的。这一理论说明，有些产品本来双方都能生产，但是不同国家进行这些产品的交换为什么却能带来繁荣。只不过，这一切同当今的世界已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李嘉图的光辉理论是建立在今天早已不复存在的假定上，这就是：只有当资本和私人企业是不会移动的而只能留在国内时，比较成本利益才会推动贸易向前发展。对于李嘉图来说，下面这种情况还是不言而喻的：“经验表明，每一个人如果下不了决心而且不愿意背井离乡去委身于另一国政府，这就会妨碍资本的流出。”
　　李嘉图的基本观点在一个半世纪以后已经变得完全陈旧了。现今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资本更易于流动了。今天，国际投资控制着贸易潮流，数十亿的对外付款以光速决定着汇率和一个国家及其货币的国际购买力。相对的成本差异不再是贸易的发动机。现今起作用的，是在一切市场上和一切国家里同时存在的绝对利益。
　　不管什么时候，跨国公司总是在这样的地点生产它们的产品，在这些地方，工资最低，而社会捐税或环境保护费用还完全不存在。所以，这些公司可以降低它们的各种费用的绝对水平。这样一来，不仅商品价格下降，而且劳动力价格也下降。
　　这种差别在经济科学的各个学派的学术争论中并非小事一件。因为追逐绝对利益这一方针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赖以发展的机制。生产和资本越是可以无限制地自由地加以支配，那些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巨人般的组织就越是强大和不可战胜，这些组织使各国政府和它们的选民都感到心惊肉跳和被夺去权利。这种组织就是跨国公司。据联合国的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有将近四万家企业在三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点。一百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将近140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它们是全球一体化的核心，并且一往无前地推动着这个过程。现代的数理逻辑和低廉的运输成本使它们能超越洲际把各个生产环节联合与统一起来。组织良好的公司，例如规模庞大的机器设备制造公司在40个国家拥有一千家子公司，在需要时只消几天的工夫就可以把任一产品或部件的生产从一国移到另一国。现在的情况不再是一些国家和它们国内的企业为世界贸易提供商品，然后再为在本国范围内分配已得到的利润进行谈判或争论。如今代替这些行为的，是各国的无产者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安排的生产中还能承担的劳动而进行竞争。
　　这一过程打破了往昔的一国国民经济的各种规则，其中之一就是使技术更新和合理化进程的顺序很快就变成某种荒谬的东西。整个说来，生产效率比经济效益增长得更快。结果就发生了所谓“非就业性增长”，也就是说，这种增长并没有带来工作岗位的增加。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购买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度曾成为工人运动反对好战政府和资本家的宣传武器的国际主义，现在起了另一方面的作用。那些几乎完全按国别组织起来的受雇者面对的是某种跨国公司国际，后者靠越出国界随意转移资本这张王牌打退每一挑战。对投资者和公司经理们来说，关于自由贸易带来福利的承诺仍是有效的。然而，对于他们的雇员和工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人数越来越多的失业者来说，对此已不能再有什么指望。这种似是而非的进步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
　　自90年代初，这一趋势已变得十分明显。如今一些国家的政府不是去刹车，而是干脆去加油。西欧一些国家建立了欧洲内部市场。它们在“欧洲92年”的标志下从里斯本到哥本哈根排除了几乎一切障碍，为资本、商品和劳务的超越国界的运动创造了条件。美国你拿大和墨西哥从自己方面作出的回答，是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该组织甚至把格兰得河以南一个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即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容纳进来。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一组织的范围内近年共同一致开展又一次降低关税的运动，结果在1993年9月使得许多种劳务也可以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交易。
　　这一切本来应当为所有的参加国打开提高福利的方便之门。例如，所谓的塞西尼报告，即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于1988年为论证共同体内部市场方案而提出的长达一千多页的一份研究报告，曾预计可实现以下各点：增加600万新的工作岗位，预算赤字普遍下降两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逐年达到4．5％。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报告也曾作出类似的承诺。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种内部市场变成了真正的“驱人竞争的鞭子”（《时代报》），驱赶着欧洲各国工业投入一场竞争，使得一股前所未见的合理化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失业数字上升，预算赤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相反，增长却放慢了。
　　奥地利在1995年才参加市场联合，该国工人今天也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结局。例如，自1996年7月德国零售业巨人Rewe出资购进奥地利连锁店Billa以后，该国生活资料市场几乎有一半就被置于网点遍布整个欧洲的一家大公司的控制之下。从此，阿尔卑斯山地带的农业和食品工业的大约30万工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担惊受怕。他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上几乎没有竞争能力，可是Rewe这一收购者对于奥地利的生产者们只付给低廉的欧洲价格，或者通常是从欧洲各国中他们从前的供货者那里按照较优惠的条件购进更精良的产品。
　　北美人从他们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体验到了完全类似的经验。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期待人们允诺将会给予的福利。可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政府却要进一步推进跨国界的一体化进程。在1996年，又有三项自由贸易协定同时处于准备程序之中：巨人中国将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家对远距离通信的垄断将被禁止；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将把各国关于外国企业投资的规定统一置于更低的要求水平上，以使得各公司可以更自由地行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甚至计划彻底废除一切关税，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律照此行事。他敦促他的成员国政府到2020牟取消全部地区性的协定，将全世界变成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目前的种种经验来看，这将是一个便就业危机进一步升级的计划。尽管如此，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和波恩的大多数经济政治家们对这一设想都表示首肯。
　　全球一体化的陷阱看来终于张开大口了，世界上各个最富有的和最强大的国家的政府都成了一种政策的俘虏，这种政策甚至再也不允许改变航行的路线。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资本主义反革命的母国美国那样，人们对这一前途感受得如此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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