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欧洲联盟各国政府在与外汇交易商人及投资基金公司顾客们的较量中又一次冒着毁灭性失败的危险孤注一掷——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玩火游戏。一旦货币方案失败，失败的将不仅仅是欧洲经济。在不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一体化方案也将变成靠不住的事情。这块古老大陆将丧失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迫切需要的东西：共同行动能力。这种把欧洲引入死胡同的做法表现出担负领导责任的政治家及他们的议会监督者的令人吃惊的愚蠢。他们在金融市场面前的软弱无力完全是自愿选择的结果，绝对不是被迫的。其实，无需时钟倒转，重新实行布雷顿森林条约构筑的世界体系，人们完全能够驯服用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商人大军的破坏力量。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在70年代制定了一个相应的计划。托宾论证说，放松控制的资本流动与突然的方向变化和灾难性汇率浮动一起将对物质经济造成损害。他建议，“给我们过度赢利的国际货币市场制造一点麻烦”，对所有外汇交易征收1％的税金。这个税率似乎比较低，但是具有决定性作用。首先由于各种不同市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率差额，这种生意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会捞得利润。为了把利率较低的德国马克兑换成回报较高的美元进行投资，投资者必须事先估计到，他的投资资本的2％要上交国库，因为他必须进行两次交换。在今天流行的3个月汇票投资中要首先交出这笔税款。因为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率差额——在一年之内——总计为8％。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若进行长期投资，利润会更高，但是也会有风险，利率差额和由此形成的投资价值都有可能再降下来。
　　托宾方案对于实际经济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各国货币发行银行可以立即相互独立地对于本国市场利率水平进行调控，使它与本国经济形势相适应。如果美国经济形势发出不协调声音，处于衰退中的欧洲人甚至可以把他们的货币以比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低8％的利率借出去。
　　自然，发明者如此描述的这笔“托宾税”并没有赋予政府任意规定汇率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明智的。在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能够对本国货币的汇兑平价作出修改。因而投机性交易还是可以大量减少，汇率发展就将跟随实际的国民经济，即经济学所说的“基础”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走。与此同时，货币发行银行又可以履行它原来固有的稳定汇率的职能。它的——免税的——干预性购买又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处于这个系统中的流动资本要少得多。
　　首先，按照托宾的方式在外汇交易中实行一种营业税可能会给国库带来收益。专业人员根据税率高低计算——即使在交易额减少三分之二的情况下，还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1500亿至7200亿的收入。这种做法不仅有可能缓解负担过重的国家财政，而且，不来梅经济学教授耶尔格·胡夫施米特写道：“这是在华尔街上征税，决不是在迈伊大街上征税。”。金融工业有组织的逃税至少可以部分地被抵消掉。
　　几十年来，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找不出反对托宾建议的认真论据。甚至德国中央汇划银行首席国民经济学家汉斯一赫尔穆特·科茨也认为，储蓄银行中央机构对这项建议“在理论上也无可非议”，这项简单方案自然还有一种关键性的不利之处，凡牵涉切身利益的人都反对它，而世界各国又像在通常的税收的情况下那样相互竞争。科茨说：“纽约和伦敦始终阻碍它的实施。”只要有一个大型金融交易所是免税的，外汇交易就会集中到这个地方。如果七国集团国家共同实行托宾税，金融行业就会把它的交易疏散转移到从开曼群岛到新加坡海外分店中来，破坏托宾税所追求的抑制效果。一位德意志银行的国民经济学家高兴地预言说，在外汇交易税这件事上，“失败是注定的”。他的一位美国同事准确地道出了威胁来自何处。他说，如果国家插手此事，那么，“我们恰恰是把总司令部安置在飘浮在大洋中的舰艇上”。
　　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到处都屈从于这个逻辑。一项相应的法律草案在美国国会两次被否决。而被数十亿美元财政预算窟窿折磨得狼狈不堪的联邦财政部却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货币商人资本外逃的威胁。国务秘书于尔根·斯塔克为国家财政部门对金融投机家的克制态度进行辩护，他说，托宾的建议“今天已经不再具有可行性了”。他说，“只有当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大家都实行托宾税的时候它才能发挥作用。”胡夫施米特总结说，一项致力于“在外汇市场上限制对国民经济有害的大幅度跳跃”的明智方案，“不是由于技术上无法办到，而是由于违背银行产业部门的利润利益而被否决”。
　　而且，只要各国政府彼此之间为了争夺劳动岗位和资本还有激烈竞争，就无法凭借这样一种营业税驯服肆无忌惮的金融工业。尽管如此，每个国家，待别是欧洲联盟还是不应如此软弱。他们可以分别进行谈判协商，如托宾在1995年夏季的一项新的研究中所主张的那样。他们必须把征税继续推进一步，对本国货币向国外金融机构，包括本国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贷出时征收一种附加税。这种附加税也是无法逃避的：谁想对法郎进行投机活动，首先必须弄到法凯即使他在纽约或新加坡的一家银行签了汇票的背书要求它支付法郎，这家银行最终还是要在法兰西银行再筹资，而法兰西银行就会向它的顾客征收附加税。
　　这种征税以治本的方式，即是在投机赌注的资金来源——贷款方面对于人们所讨厌的投机活动进行惩罚。事实上通过征税间接地、部分地再度取消了资本流通的自由化。尽管如此，商品贸易和实际经济并没有受到干扰。对于工业设备或者商品交换的国外投资来说，这笔税几乎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数十亿金额的投机性外汇交易来说，它却是很起作用的。这种投机利用任何一种最低限度差额，从汇率的波动中获取成倍好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在必要时甚至要坚决地重新对资本流通进行控制。但是银行家和迷信市场的经济学家却把这样一种战略看作危险的异端邪说。迄今为止，他们捍卫资本的斗争还得到大型媒介的多数经济编辑们的支持。比如《法兰克福总汇报》竟然预言，托宾税将导致“建立一种遍布全球的奥尔维尔所称的监督国家（意抬高度集权的国家。——译者注）”。
　　然而，对失控的货币市场持批判态度的人越来越多，就是政治精英中也是如此。从加拿大经济部长和他的在东京和巴黎的同事，直到东南亚与荷兰的货币发行银行总裁，严肃的政治家多年来不断建议，对金融市场应再度严加管束。原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也持这种态度。1993年夏季欧洲货币体系失败以后，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中要求，“采取措施，限制投机性资本运动”。欧洲必须要“有能力进行自卫”。德洛尔说，“不能允许银行家们按照他们所喜欢的方式简单行事。我们为什么不应当提出一些规则？为什么共同体不应当采取主动呢？”紧接着出现了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强烈抗议。德意志银行的银行家希尔玛尔·科佩尔愤怒地说：“现在连主持欧洲内部大市场的人都主张进行控制，我们还有什么出路？”他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银行的总裁一起反对攻击投机活动，要求只要有正确政策就够了。
　　迄今为止，没有一家政府敢于出面反对这些强权势力。所有改革者都在不断后退。尽管如此，这些金融寡头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或迟或早，资本市场除了再度置于国家严厉监控之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金融世界的灾难性的自身发展已经使它的活动主体无法驾驭。由几百万联网电子计算机组成的金融网络空间正不断地积累风险，这种风险与核技术本身所带来的风险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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