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金融市场上，迄今为止具有重大意义的与其说是全球化，还不如说是世界的美国化。商业活动家默里茨认为，这是正常的情况：“也许这是我们为美国在巴尔干为我们进行干预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依赖性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同样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对于美国来说也并非毫无风险。这位使用霸权的美国巨人越是残酷无情，就越会产生攻击性的反抗行动。如果一些政府感到自己在这种反抗中能占到便宜，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正在崛起的马来西亚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任职多年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总理领导下，这个国家发展成为除了新加坡以外，最成功的亚洲崛起国家。此外，马哈蒂尔特别喜欢做的是，不断地对西方的傲慢自大、颓废堕落和帝国主义观点发动攻击。1988年他准备在与自身利益最关切的领域即货币市场上对他的敌人发动打击。
　　在此以前，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即内加拉银行不得不忍受相当大的损失。里根政府多年推行的高利率政策把美元汇率推向顶点。然后，美国人与日本、英国和联邦德国在纽约普拉扎饭店举行一次秘密会谈，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共同干预再把汇率降下来，并由此造成灾难性下跌30％。内加拉银行总裁雅法尔·侯赛因，以前曾是证券交易所经济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非常愤怒地注意到，马来西亚辛辛苦苦挣到的美元外汇储备，并非由于自己过错而大幅度贬值。他在印度新德里的一次谈话中愤怒地指出，由于普拉扎协议，“根本改变了由的私人仿效者所搞倒。当欧洲货币体系陷入虚脱的时候，雅法尔错误地估计形势。英国人很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使他大吃一惊。内加拉银行在1992年和1993年损失几乎60亿美元。雅法尔不得不为反对派领导人所称的“马来西亚最大金融丑闻”承担责任，失去了他的职位。他的接班人此后再也不敢冒这种风险了。
　　内加拉银行投机活动证明，结成网络的金融世界对于自身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是如何无能为力。由于市场爆炸性地增长，今天若想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威胁，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国家肯定是太小了。但是“美元火山”（汉克尔语）却可以喷出越来越多的美钞，从而使得在美国本土之外流通的美元总量迅速膨胀。亚洲的货币发行银行已经控制了世界硬通货外汇储备的一半。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已有700亿美元，小小的台湾岛也不相上下，日本所拥有的外汇储备是这个数目的2倍。在美国和它的亚洲贸易伙伴之间矛盾日益增加的背景下，这个数目提供了“制造一次金融风险的充分材料”。1995年《经济学家》杂志曾发出上述警告。”
　　迄今为止，敌视美国的亚洲国家未必会用大规模抛售的办法破坏美元地位，并从而破坏世界金融体系。而且这些国家对于市场，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有着很大的依赖性。但这些并非永远不变。亚洲各国的增长趋势正在使权力平衡的格局向着有利于亚洲的方向移动。
　　另一方面，在欧洲，与计划者的意图——动摇美元霸权地位——相反，这一计划正变成一场没有喜剧结局的笨拙肥皂剧。在那里，两个欧盟大国——德国与法国政府为了实行一种共同的欧洲货币而相互争斗。在“获得伟大成就”（科尔语）的同时，他们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使欧洲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欧元的冒险：围绕货币联盟的斗争
　　自1991年12月11日以后，荷兰的小城市马斯特里赫特肯定要被写进历史书。在那里，在这个星期三的晚上，当时的欧共体12国政府首脑在一份条约文本上签了字。在未来几十年的欧洲历史进程中，这份文件将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关于建立欧洲联盟并为它的成员国创造一种共同货币的条约。欧洲改革并没有改变西欧国家联盟的政治结构与管理技术结构。关于未来货币联盟的协定证明了各国领导进行改革的果断决心，这在现在民主制度中还是很罕见的。正在所有国家等待批准的这项协议规定，自1999年初，大多数欧盟国家都要把它们的货币同固定的兑换比例联结起来。两年以后，由于一种名叫“欧元”的、事实上的共同体货币的问世，欧洲货币的旧名称即将消失。如果按计划实行的话，自2002年1月1日起，所有工薪、收入、支付和税收都要以欧元计算。它的价值要与1999年后市场结算的兑换比例相一致。
　　这些步骤的结果是不容忽视的。未来的欧洲国家将克服迄今为止货币分裂所造成的诸多不便。小市场的息金补贴将像迄今为止的高额银行兑换手续费一样被取消。首先是这些国家之间的所有贸易将摆脱汇率突然变动所造成的代价高昂的风险。在共同市场内所有价格都将直接进行比较。但是与此同时，欧盟国家将面临一种巨大的政治风险。他们将不再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发行银行，而且，原来的货币发行银行也将把它们的主权转交给未来欧洲中央银行。这家欧洲中央银行将在迄今为止的更大范围内把欧洲国家彼此紧密联结起来。这个货币联盟的成员，如果无法维持自己的出口经济，将再也不能采取货币贬值的紧急刹车措施。这些加入欧盟的国家再也无法直接决定本国财政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如果货币计划真正付诸实施，那么，建立一个能够迅速而又仍然是民主地作出决策的真正政治联盟就将是一个继续生存的问题了。
　　然而，用这种广泛意义来衡量，协议签字五年以来，人们对于这项至关重要的欧洲政治方案的公开讨论还处于一种很可怕的水平。人们或者说，欧洲货币联盟会保障“不再从德国的土地上产生出战争”（科尔语）；或者说欧洲货币联盟将对“欧洲再度分裂”承担责任（美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语）。此外，正如1996年3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高级候选人狄特·施玻利在巴登一符腾堡竞选演说所说的，欧洲货币联盟又是“对于德国劳动岗位的威胁”。
　　在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辩论由于蛊惑宣传和虚假情报而陷入一团迷雾之中时，人们于1996年1月18日在法兰克福听到了令人顿开茅塞的语言。欧洲财政基金会，一个银行界的院外政治集团同法国财政部长让啊尔蒂举行一次辩论。金融行业所有有地位、有名望的人都被邀请到会。阿尔蒂首先提出了一些技术性建议，讨论了汇率目标区和过渡步骤。接着在自由发言中他大致描述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真正目标。阿尔蒂认为，这个计划一旦成功，“欧元就可能上升为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它得到有4亿公民的、世界规模的欧洲内部大市场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上欧洲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欧洲联盟通过控制汇率将获得一种“贸易政策手段”，它比任何种类的进口关税都更加重要。
　　出席会议的大金融寡头代表们的反应十分尴尬。尽管美元危机、欧洲货币体系崩溃，在德国的金融与经济舞台上，阿尔蒂所说的反对市场力量的自由作用的国家干预还是被看作是一种亵渎行为。准确地说，是否应重新恢复国家控制金融市场的能力已成为围绕货币联盟斗争的真正核心。这位巴黎政治家用手掩着嘴悄声许诺说，欧洲货币联盟就是要结束“美元的专制统治”。
　　对此应当补充的是，欧洲人将为此付出昂贵而痛苦的代价。因为为了对市场施加强制，必须先使市场平稳下来。在所谓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后面隐藏的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在条约草案辩论期间联邦德国银行代表所强加的东西。众所周知，只有那些政府债务不超过全国年度创造价值，年度赤字不超过社会总产品3％的国家才被允许进入欧洲货币联盟俱乐部。而且，参加国货币应当在3年以前事先与德国马克建立一种稳定的兑换比例。具体比值是随意选择的，不过要与谈判中估计的德国在1999年的水平相适应。德国货币保护者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使欧元从一开始就像德国马克那样安全可靠，从而使投机性攻击行动不会捞到什么好处。
　　这个方案在理论上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但它又是如此迅速地被现实所超越。条约签字4年以后，这个计划简直变成了妇女紧身胸衣，弊端超过了益处。首先是法国，自1994年以后被迫模仿德国货币政策，建立一家独立的货币发行银行。它的最高长官让一克洛德·特里谢实行铁的“法郎壁垒”政策，在长达4年的期间内法国的债务人和企业家们不得不支付比德国人高出3％的利息，以便抵抗不断出现的新的投机浪潮，保住汇率。最后直到1996年夏季，这两个国家的利率水平才大致相等。与此同时，所有欧盟国家都开始着手减少赤字。在收入增加时期，赤字水平比较稳定。但是随着景气形势的短期中断，自1993年起，欧洲联盟陷入衰退，征税收入急剧下降，1995年，就连德国也不符合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
　　此后，紧缩路线与任何经济政策理性都格格不久。在企业和康采恩为了节省成本而使几百万人失业之时，迫切需要国家充当投资者和雇主的角色。由于加剧危机的紧缩措施，欧洲货币联盟计划在法国变得声名狼藉。1995年秋季，法国儿家工会共同组织了一场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长达数月之久的反对紧缩方针的罢工。在抗议浪潮的压力下，法国工业界，如标致公司总裁雅克·卡尔韦和对欧洲联盟绝对不会抱敌对态度的前任总裁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唐都要求修改马斯特里赫特计划。在德国，反抗活动也在增长。德国经济调查研究所分部领导人海纳·弗拉斯贝克与他的多数同事观点一致，他提出警告说，急剧压缩国家开支会使整个欧洲不稳定，这就像当年德国总理亨利希·布吕宁，用他的压缩开支做法把魏玛共和国1930年危机变成一场真正的大灾难一样。
　　1996年夏，所有的人都主张把货币联盟推迟到更好时机，至少推迟两年。然而欧洲联盟领导人，首先是欧洲先知赫尔穆特·科尔并没有作出这种决策的自由。因为所有那些出于利己的原因多年来长期反对欧洲货币联盟计划的人，如伦敦商业中心和美国华尔街的商业家们，都期盼着这样。瑞士银行巨头瑞士银行联合会驻纽约外汇机构的负责人米歇尔·斯诺夫对自己的对手毫不隐瞒地说：“这会夺走我们的工作和赢利机会，我们当然持反对立场。”盎格鲁．撒克逊和瑞士的货币金融机构自1995年夏以来就系统地向投资者散布不安情绪。他们在广告宣传和公开谈话中直接散布德国马克股票可能贬值的警告，劝诱广大顾客购买瑞士法郎股票，虽然它的利息收入已接近于零。只有德国和法国的大型银行尚能防止大规模损失。他们支持欧元计划，因为随着统一货币问世，小范围的市场即将消失，而迄今为止在其余欧盟国家中大量小银行居主导优势。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交易所大厅欧元反对者可以结成广有影响的联盟。在伦敦，政府和“商业中心’即伦巴第大街附近的银行区结成了一条战线。因为他们从传统的自我意识出发，他们不想参与合作，而且也不想依附别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高级货币政策专家报告说，躲在幕后的英国大臣和官僚们“为了把这件事情弄垮，是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对于电子化交易市场上的这种情绪来说，十分重要的是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蒂特迈耶尔向欧元反对者所提供的支持。因为他认为，他所信仰的货币主义学说的圣杯，独立的德国货币发行银行正在受到威胁。1996年3月他在波恩外交部举行的一次欧洲讨论会上对金融界肯定地说，欧洲货币联盟“在经济上并不是绝对必要的”。
　　脆弱的货币结构在投机活动的压力下总是要冒发生偏颇的危险，在这种货币结构的背景下，欧洲政策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倒退。德意志联邦银行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汉斯·于尔根·科布尼克警告说：“对马斯特里赫特计划的任何修改都将受到市场的无情惩罚。”1996年1月《法兰克福总汇报》获悉：“大型投资基金公司已经公开作好准备，争取尽可能抢先从欧洲货币联盟的推迟中获得某种结果。”至于这种结果如何实现，伦敦巴里巴斯银行资本市场专家保罗·哈梅特解释说，“十分简单”，如果统一货币延期推迟，“那么就实行B号计划：收购德国马克”。这样，推迟削减国家开支的经济命令就会被金融世界电子货币机器颠倒过来。哈梅特估计，1美元将可兑换1．35德国马克。德国，这个欧洲经济火车头，将再次受到货币升值浪潮的冲击，恐怕又要有100万劳动岗位作为代价被牺牲掉。
　　所以科尔和他的伙伴希拉克除了顽固坚持他们的欧元计划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他们宣布，谁要在1999年以后加入货币联盟，就要根据协议在1998’年春天作出决定，一切按计划进行。1996年上半年，波恩、布鲁塞尔和巴黎几乎每周都发布出这样的保证，这类保证当然就像漆黑的大森林中的哨声一样。距决定日期越近，情况越明显，除卢森堡以外，没有一个欧盟国家符合加入货币联盟标准。尽管如此，欧元的计划者还希望，1999年以后把欧洲汇率最终固定下来。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的戏剧性事件再度大规模重演。法兰克福银行家煽动说：“市场活动家们将对这项决议的坚固性进行测试。”1996年2月《经济学家》预言说：“如果相对多的有钱人认为货币联盟将要失败，那么这种意见肯定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会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他们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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