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纳特和伊芙琳在七十四与七十五条马路之间的第五大街上的934号买下了一套八间房的公寓。那些宽敞、明亮的大房间正对着中央公园。在纳特的坚持下，房子选在三楼。
　　“你要记住，我是在高楼层里长大的。所以我觉得住在高层象落入了陷阶，假设屯梯坏了？或者失火了怎么办？在三楼住、你有机会逃出去，在十二层住，你必死在里面。”他解释说。
　　“我从没那么想过。”伊芙琳说。象以往一样，丈夫对安全问题表现出过份关心使她感到诧异，他的童年与她的是那么截然不同。她的生活从来都是安全有保障的，因此，她从没有想过生存是否会受到威胁。
　　“你能把人从房子里带出去，”纳特说，“但你不能把人的房子拿走。”
　　“你仍然是我所遇见过的人中，最有幽默感的。”
　　伊芙琳用了两年时间，才把他们的公寓布置妥当。她在第三第五十九大街的商业大厦里耗尽了无数个日子；选购合适的丝品，壁纸、最舒适的沙发，精致的咖啡桌，搜寻与这些东西相配套的摆设，最有价值的占董。她经常光顾帕克勃奈特的拍卖后，麦迪逊大街以及乡村里的古董商店。她在室内装演上的才能还没有消失。她记不得了，当她看到一问屋子随着她的装饰，安排，重新布置，逐步成形时，心里有多满意。她也记不得了，受到别人注意和称赞是多么惬意。每一个来访的人都称赞伊芙琳所做的出色的工作。纳特也对此称赞。有人甚至对她说，既然她对室内装饰这么精通、她应该去做个挣薪水的装演师。
　　“我？去挣钱？”她问。她笑了。
　　除乔伊的问题之外，对伊芙琳来说，六十年代基本上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时期。她照料家，雇佣并训练了一个女佣人，这是她从来没干过的事。开始她对向佣人发号施令有点难为情，逐渐便开始习惯了。她每星期开车去东奥兰奇一、两次，看望她的母亲。她先后在詹姆斯，比尔德和米歇尔·菲尔兹那里学习烹任。她学会了做龙蒿鸡、炖牛肉、鲑鱼马铃薯、油炒肉丁。她在家里举行晚宴，向朋友们展示她的烹调手艺。最后纳特也同他的朋支们一样对此赞叹不止。
　　然而，也有一些事情，伊芙琳虽然努力去做了，却没有成功。她曾强迫自己去体育馆。尽管她一点也不超重，可她身材敦实，胸部扁平，没有腰身，臀部象个男人。她听说，适当的体育锻练可以使她胸部丰满，腰围变细，别人告诉她，最好的体育馆就是第五大街尽头，第五十六条马路上的库诺夫斯基体育馆。她到那去了，预订听十次课，她买了一件紧身衣，从体育馆领到一个带有印花图案的包，上面贴着她的名字。可是尽管她强迫自己坚持下去，她还是被其他学生吓的不敢去。那些学生不是完美元暇的时装模特，就是照片经常出现在《妇女时装日报》上的社交界女人，那些模特谈论的是经纪人和摄影师。而那些社交界女人谈论的是画展开幕式和最好牌子的长筒袜，这两种女人都穿着时髦，身材苗条，她们专注于自己的事。伊芙琳觉得自己比她们低一等，她们的谈话中，讲的那些人，那些晚会，她只是在报纸上读过。所以她离开了。在上了第四次课之后，她就再也没回去。
　　伊芙琳的第二个失败是在服装上。六十年代初，她接受了肯尼迪·杰奎琳使之流行的那种服装款式和第一夫人留的那种讨人喜爱的、向外膨起的发式。无袖连衣裙显示出伊芙琳漂亮的胳臂，也把她略粗的中间身材遮掩起来，而那蓬起的头发式样，也适合她那小巧的、椭圆形的脸庞。而到六十年代中期，当被称作是青年动乱运动爆发时，当玛丽·奎特的迷你装、威达尔、萨森的几何图形式的发式开始流行的时候，伊芙琳突然从时髦的行列中被抛出来。她快四十岁了，而时髦是属于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的，象许多妇女一样，伊芙琳不习惯穿那种几乎把大腿全露在外的裙子，而且那种有棱有角的发式，也不适合于一张眼角布满皱纹的脸。象许多妇女一样，伊芙琳还是喜欢穿六十年代初朝那些宽松的粗布连衣裙。她知道自己穿着过时，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对自己的失败看的一清二楚。毕竟，你不能指望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能有二十岁人的身材，去穿二十岁人的服装，剪二十岁人的发式。
　　伊芙琳作为家妇和妻子的成功却远远超过了这些微不足到的失败。在她丈夫那些朋友和工作同僚们的眼中，她是一位谦和的女主人。她掌管一个毫无暇疵、令人仰慕的家庭，她饭菜做得精美，把需要水洗、干洗的衣物及时洗好。她使丈夫一心忙于自己的生意，永远不为家务中的小事烦扰。
　　真正地证实伊芙琳是个好妻子一并且纳特也如此认为、欣赏的是——他们的性生活又恢复了。虽然它很少有他的恋爱期间和蜜月里爆发出的那种强烈的激情，但是，乔伊出生之后那一段无性生活的时期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有节奏的性生活：这种新节奏是每周一至两次性生活，它使伊芙琳觉得自己对丈夫还有魅力，就象丈夫对她有魅力一样。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伊芙琳不敢肯定自己是个好母亲。乔伊已经到了青春期，易怒、好挑战。伊芙琳疑惑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不能和女儿交谈。有时、乔伊公开蔑视她。有时候，她担心乔伊可能成为一个吸毒上瘾的人；有时候，她担心乔伊会成为一个未婚的母亲，或者一个囚犯。学校的顾问告诉伊芙琳，这不是她的过错，她和她女儿之间的困难，大多数孩子们的父母都有。他们说这是代沟造成的，不是伊芙琳造成的。
　　纳特同意学校顾问和心理学家们的意见。当乔伊公开侮辱伊芙琳时，他就让伊芙琳不予理睬。他说，这只是一段时期，他告诉她不必把事情看的太严重。
　　伊芙琳常想知道，纳特在内心深处，是否真不想要个儿子。她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他好多遍。而他每次的回答都是不想要。他说一个乔伊顶任何数量的男孩子。
　　乔伊和她父亲很亲近。他们之间仿佛有种默契，而它把伊芙琳排除在外。他们背着她讲笑话，他们喜欢就他们俩人在一起——星期四到普拉扎吃午餐；到那些放着摇摆乐，灯光闪烁的妇女时装用品商店去购物；到詹姆斯影院去看电影；晚上到戴利的旦德里昂去吃汉堡包。
　　伊芙琳妒嫉乔伊与纳特的亲密关系。但既然她对此毫无办法，既然她不想去冒风险使女儿与她更疏远，她也就不去管它了。她只是从心理学家的哲理中寻求慰藉。他们说，乔伊是刚刚进入一个生理期，所有的孩子都会经历这个阶段。
　　1964年，鲍姆夫妇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塔克特岛上幸福街买了一幢房子。这一方面是因为纳特想要个避暑的地方，另一方面是因为乔伊的好朋友的家里也在这岛上有一幢房子。
　　买下这幢豪华的别墅对他们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说鲍姆夫妇都是相当富有的。纳特每年可以从艾尔法公司赚取八万美元的收入。而且在六十年代哄抬价格的市场上，他还是个精明的商人。伊芙琳从她父亲留给她的财产中所获的收入，每年又给他们增添了二万五千美元。
　　“钱是用来挥霍的。”纳特说
　　他们的确是挥霍了。他们买下了一幢十八世纪的豪华住宅，对需要给住宅装设管道、供电、给室内外全部彻底翻新毫不介意。
　　伊芙琳两个夏天和乔伊同住在附近米克街一问祖来的房子里，她监督，指挥着幸福街上那栋房子的装修工作。纳特每个周未来到南塔克特来。即使飞机场上空大雾笼罩，航班破取消了，他也会开车一直到沃兹霍勒，从那乘船回来。
　　经历了所有的坎坷，跌宕，生活同1946年伊芙琳当新娘时梦想的一模一样，她度过的岁月，是从使她知道困难总皂暂时的，而生活的真正根基，她的丈夫、她的孩子是永远存在的。他们将保护她，使她有依靠，给她以舒适和满足。
　　六十年代在幸福中度过。直到1970年，当纳特开始谈起五十大寿，谈起卖掉艾尔法，谈起要到波利西亚岛上去时，这一切都开始崩溃了。
　　1970年是肯特州的爱情年，又是纳特·鲍姆的五十岁生日。纳特生日是7月12日，伊芙琳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筹划一个煞费苦心、出人意料的生日晚会。她在码头边的养虾池里买了龙虾，用她自己种植园采摘的绿色叶片做成蛋黄酱，为吃龙虾时用。她定了两只烤小牛。她从每天早上停在大街商业中心前面的大卡车上，买了新鲜的西红柿、大葱、黄瓜、莴苣。在那个地方堆满了从岛中部汽车农场运来的产品。她还订做了一个咖啡夹心生日蛋糕。订了加冰块香摈酒。她把酒柜里装满了威士忌、芹酒、伏特加、柠檬汁、酸橙、苏打水、奎宁水。她还买了十几只盛在彩色玻璃罩的生日蜡烛，准备放在花园里，或者一旦下雨，放在有顶棚的门廊里。她又买了几十盆天竺葵和几株翠菊、雏菊花来欢迎纳特回来过这盛大的周未。
　　她向坎塔克特岛上的所有的朋友发出了邀请——那些来自纽约或波士顿，在岛上有避署别墅的人；岛上的画家或是画展主办人；纳特在低地华盛顿街船坞里的朋友，在那个坞里纳特有一条用来捕鱼的小船；她还邀请了纳特的律师、他最好的朋友维克多·海顿，他和他的妻子弗兰西内从纽约乘飞机来这里过周未。
　　当伊芙琳做着这些准备的时候，她意识到今年是纳特的五十岁生日，而明年六月将是他们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她想，在相接的两个夏季里庆祝两个重大的事件是令人高兴的。
　　伊芙琳让每个人、包括乔伊在内都发誓保守秘密。她规定直到星期六晚上，客人们开始到达之前，不能让纳特知道一点生日晚会的事。当然，伊芙琳知道纳特会有所期待，因为整整一年，他一直谈论他的五十岁生日。
　　“这个五十大寿，真使我恐惧。”他总是说，“老了，我老了。”
　　“你不象。”伊芙琳说。他是不象。他那一头浓密的、深棕色头发没有一点稀疏和衰退的迹象。他留着时髦的长鬓脚，他穿的衣服都是从圣·劳伦服装店买来的富有青春活力的运动装，他在那里花了一大笔钱。他一点肚子也没有，也不过胖——他那五英尺十寸一百五十磅的身材行动起来如同年轻人一样轻松自如。事实上，伊芙琳想，纳特从没有现在这么有魅力。“你越老越潇洒。”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变老，而且变得更潇洒了。”
　　“我已经变老了，别向我说那些废话。”
　　“亲爱的，我不是那个意思……”
　　类似这样的的谈话在以前六个月中有过许多次。而且它们都是以纳特承认他当然不会真的被到达五十岁所烦恼而告终。他只是开开玩笑。
　　“毕竟，最好的人才能到五十岁。”他说，然后他们一起大笑起来。
　　十一日，星期五的下午，伊芙琳开车去机场接三点三十分的飞机。纳待在夏季星期五总是早早离开办公室。戴尔塔航班总是或早或晚点到达。伊芙琳站在把乘客与简易机场隔开的铁栏杆外的阳光下，她望着旅客走下飞机、穿过小飞机场。她见到一些每个星期五下午都能看到的熟悉的男人面孔，这些人的妻子、儿女，都在坎塔克特避暑，而他们在城里工作，周未回来同家人团聚。伊芙琳同他们打着招呼。她几乎认识他们所有的人，即使叫不出名字。而且他们中许多人都被邀请去参加纳特的生日晚会。通常纳特是第一个走下飞机一他喜欢坐在前面。可这一次，她没看到他。有时候，他晚到拉瓜地亚机场，就不得不在飞机后面找个座位。
　　更多的旅客走下了舷梯，他似乎是拎着旅行包，外交用的公文包，或是网球拍，她看着地面工作人员从飞机行李仓卸下了自行车、手提箱和高尔夫球袋。
　　最后，旅客下完了，尽管伊芙琳肯定纳特会随时出现在舷梯顶上，可他还是没有出现。显然，他错过了这次班机。
　　这个周未有点奇怪，伊芙琳想。他没想想，纳特有个会没完，或者是一个工作午餐比平时拖的时间长。她开车回到家，问丽迪亚，鲍姆先生是否来过电话。女佣说没有。
　　伊芙琳便给纳特办公室打电话，她同他的女秘书通了话。她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秘书经常换，纳特说雇到一个好秘书不大可能。不是他解雇了她们，就是她们自己离开了。现在的女秘书说纳特先生十二点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还没有回来。
　　“他的公文包还在吗？”纳特总是把公文包带回坎塔克特——但他从没打开过它。这是一个好长时间的家庭笑话。
　　“它还在这。”秘书说。
　　“谢谢你。”伊芙琳说，“他回来，请让他给我回话。”
　　伊芙琳挂上电话，有点迷惑不解，但她并不焦急。她本能地拨了他们那套公寓的电话。也许纳特回去拿他忘记的什么东西——一件运动前克衫，或者是那台他总炽带在身上，却又总忘记的价格贵重的短波收音机。伊芙琳拨了212，然后转他们纽约的号码，她听电话铃响了八次，正想挂上，突然有人拿起电话。
　　“喂？”
　　没有回答。
　　“纳特吗？”
　　默然无声。
　　接着是电话被轻轻挂上的声音。
　　现在伊芙琳开始焦急了。假设房子里的是个窃贼呢？不，不会的。一个窃贼不会去接电话的。那么是他吗？伊芙琳竭力想把记忆中的那些可怕的詹民斯·威利谋杀犯驱赶出去，她们被称作是职业女谋杀犯。而且她们碰巧就住在离伊芙琳家不远的一栋豪华楼房里。就伊芙琳所知，他们的公寓应该是空着的。清洁女工每天早晨过来为纳特整理房间，但是现在已经是四点钟了——她一点钟就离开。而纳特是唯一还有房子钥匙的人，那么一定是纳特，不对吗？只是纳特不会拿起电话，然后又挂上。这讲不通。
　　伊芙琳又给楼里打电话。阿莱克，那个善良的，有点傻的看门人接了电话。他告诉伊芙琳，鲍姆先生之点钟回来后，还没有下来。
　　伊芙琳坐在幸福街那座别墅大厅里电话机旁的温莎椅子里，透过玻璃窗向外望着，她弄不明白。冰箱里装了龙虾和香槟酒，房间里摆满了鲜花，她心中充满了期待。显然，纳特被堵塞在他们纽约的公寓里，与外界隔断了联系。
　　他没有真的被五十大寿扰乱。
　　难道他是真的？
　　显而易见，他是真的。
　　伊芙琳每半小时拨一次电话，但是象她多多少少预料到的，没有回答。她回忆起自己到四十岁的时候，她没有特别地高兴。那是在人们、包括她自己的女儿都宣称，他们不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的时代。四十岁使她意识到用不了几年她就会闭经。闭经了她就再也不会有孩子——虽然这些年来，她已习惯了不会再有孩子的想法。四十岁使她意识到时光的流逝，但既然她对此无能为力，她也就接受广它。
　　而这一点的确是她与纳特之间的不同之处；她接受命运的安排，而纳特同它们斗争。伊芙琳不知是接受好，还是斗争好。有时候她想自己是对的。为什么要与不可征服的命运上抗争呢？另一些时候，她不希望自己能象纳特。假如他不去抗争，就不会有他们之间的婚姻，不会有艾尔法公司，不会有幸福的生活。然而伊芙琳仍然弄不明白反抗五十岁的到来有什么意义。因为无论你怎么反抗，你永远也不会赢。
　　她不断地拨电话。终于，午夜过后，纳特接电话了。
　　“我一直设法与你通话。”
　　“我知道。”
　　“是因为五十岁吗？”
　　“不是。”他的语调不让她再问下去。
　　“你知道。”她说，不知再说什么。“你还可以乘明天的早班飞机。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安排了一个晚会，一个让你出乎意料的晚会……”当她喋喋不休他讲话时，她感觉到自己象个傻瓜。“我还邀请了你所有的……”
　　作为回答。他挂上了电话。
　　第二天早上，伊芙琳打电话给所有的客人，告诉他们生日晚会取消了。然后，她乘八点半的飞机去纽约。
　　十点钟，伊芙琳按响了三楼的门铃，没有回答。她又按了四次，等了一会儿，仍然没有回答。她对闯进去有点犹豫，因为她对纳特的心情有些恐惧。她又敲了一会儿门，还是没有反应。这时她便打开手提包，取出钥匙。尽管这是她自己的家，她却有种入侵者的感觉。她对进去感到害怕。她不知她将看到什么？是被截肢断臂的死尸呢，还是难以形容的行为的迹象呢？她告诫自己，她的想法是荒谬的，便走了进去。
　　“纳特。”她推开门时又喊了一声，还是没有回音。她环视了一下厨房，两瓶开口的苏打水放在台子上，一壶速溶咖啡泼在水池里，被水龙头滴下的水冲成一个黑棕色的泥洼。
　　客厅是空的。除了散扔的星期五《纽约邮报》，满满的一缸烟灰和两个瓦斯酒瓶，一切都整整齐齐。
　　“纳特？”
　　他不在书房里，乔伊的房间也没动。伊芙琳继续向前走，来到他们的卧室——她和纳特的卧室，房地产代理人说它是绝佳的卧室。房间里遭到了破坏。床罩被从床上掀了下来。床罩被撕破了，纳特赤裸裸地躺在床垫上一一酣睡，不肯人事。伊芙琳摸了摸他的前额，她的手汗渍渍的。
　　天花板上那座古香古色的大吊灯歪歪扭扭的垂挂着，上面六个蜡烛形状的小灯炮全被打碎了，床上、地毯上撒满了玻璃碎片。一个陶瓷台灯被摔在墙边。一滩呕吐物一直通到了洗手间。纳特平时放的整整齐齐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领带挂在门把手上，衬衫一半夹在衣柜里，一半露在外面。裤子扔在伊芙琳的梳妆台上。内衣裤被踢在床下。在闷热的七月里，房间里散发出的味道就仿佛是在这里刚刚进行了一场大屠杀。
　　“纳特？”他死沉沉的，没有反应。
　　伊芙琳走进洗澡间，去取毛巾和浴中，她至少可以为他揩去汗，使他清醒过来。可当她看到洗澡间，她呆住了。她的几瓶香水全撒在瓷砖地上。所有的毛巾——浴中、擦手巾——都扔在地上，浸泡在香水和玻璃碎片中。房间里所有易碎的东西全被打碎了；洗面池上的镜于、镜子两侧化妆用的灯，淋浴间的门，盛放化妆品、洗浴液、漱口液的三个玻璃架。一管牙膏涂抹在浴室防滑垫上。胭粉撒得到处都是。最后在澡盆对面墙上，是用红唇膏写的几个鲜红的字母：滚你的。伊芙琳贴在墙上和天棚上的粉白色壁纸被彻底糟塌了。
　　她有好一会儿环视着周围被破坏的一切，对房间遭到的暴力和愤怒迷或不解。猛然，她注意到便池后面那个胶膜避孕套。那上面还沾着阴道流出的粘液——伊芙琳感到诧异，是精液吗？
　　是纳特的的精液吗？
　　哦，纳特，你为什么要把她带到这里来？不管她是谁，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什么你不象你其他朋友们那样把她领到一个旅馆或者是汽车旅店去？为什么你偏要把这肮脏的秘密带回到家里来？
　　伊芙琳从柜子里拿出一条浴中，在冷水龙头下弄湿、拧干。她小心翼翼地绕过洗澡问地上的玻璃碎片，回到卧室里，把毛巾摊放在纳特脸上。
　　他没动，没睁眼睛，也没说话。
　　伊芙琳开始收拾房间。她把纳特的衣服都拾起来。在床底下，她发现一条天蓝色比基尼短裤。在床头柜前，她拾到一个陶瓷的窗帘拉手。它是被扯掉了，窗帘绳也断了。她把这些全扔进垃圾桶里。
　　伊芙琳来到厨房，从装日用品的柜子里拿出畚箕、刷子，开始清理洗澡间。她先把地上大的玻璃碎片捡起来，用拖布擦去撒在地上的香水、漱口液，和到处都是的胭粉。然后用吸尘器吸地上的小碎片，她能听见它们被吸进去的声音。吸完之后，她开始擦洗洗面池和澡盆。她用克力耐克斯手纸捡起那个避孕套，把它连同那个比基尼短裤、窗帘把手一起扔进了垃圾桶。接着她开始用干洗剂擦抹用红唇膏和涂在墙上的字。她只是把字母弄得模糊了。在墙壁纸上留下一道漂白的痕迹，这壁纸得撕去重贴。
　　伊芙琳又小心翼翼地拾起地上所有的毛巾、浴中；把它们扔到垃圾桶里，然后把它们送到楼层的垃圾通道。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七月的周未，第五大街上的934号几乎是空的，因此，当垃圾从三楼的通道滑向地下室时，伊芙琳能听到陶瓷拉手落地的声音。
　　她希望她能象扔掉垃圾一样容易地把脑中的想法和记忆都扔掉。
　　伊芙琳回来，把厨房清理了一下，给自己弄了杯咖啡。她把咖啡端到卧室，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她仔细观察纳特，仿佛通过观察她能够理解他。他在吸尘器的嘈杂声中，在自来水的哗哗流淌中，在她的喊声中，一直呼呼大睡。她奇怪，除了酒精之外，他还喝了什么。
　　那天下午三点钟，他醒了过来。
　　“你在这干什么？”他问
　　“我可以问你同样的问题。”
　　“我不想谈这个。”
　　“我想。”
　　“以后吧。”他说，接着又不醒人事——或者是酣睡，或者是什么。
　　“这没什么意思。”纳特在谈那个女孩。“我但愿没发生这事。”
　　“她是谁？”
　　“我不知道，我从酒吧问带来的。”
　　“你为什么把她带到这来？”
　　伊芙琳不愿意扮演一个被出卖的妻子的角色，她不愿意去逼问纳待。可是她是名正言顺的妻子，纳特知道这个。他能这么做，她就有权力问。“你究竟为什么要把她带到我们家里来？带到我的卧室里来？”
　　纳待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做了这些。”他用手挥了一下这个房间。被毁坏的痕迹很明显——歪曲的吊灯、沾满了污渍的地毯，扯断了的窗帘绳。
　　“你们扭打了吗？”伊芙琳问“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纳特不知道是谁毁坏了这个房间，是他自己，是那个女孩，还是他们俩一起。他纳闷，究竟什么样的魔鬼附在他身上。他惊异，那魔鬼能在他身上，而他却无法知道它，不能去控制它，他害怕那魔鬼，也害怕他自己。
　　到了八点半钟，伊芙琳煎了一些鸡蛋，烤了几片面包，纳特就着两筒可乐把它吃下去。他们在卧室里把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
　　“我当时醉得很厉害……”
　　“那么你领来的也是醉鬼？”
　　纳特点点头。
　　“我只是什么也记不得了。当时我晕了过去，现在我感觉很不好受。”
　　“是醉酒后的作用吗？”
　　“比那更糟。”纳特说，“是自责、悔恨。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做。”
　　“我但愿你没把她领到这来。”
　　“我明白。”
　　“你可以把她带到旅馆去。”
　　“伊芙琳……”
　　“只是别把你的娼妇带到我的房间里来。”
　　“伊芙琳，就这一次，一个晚上，它说明不了什么。”
　　“对我可说明了问题。”伊芙琳好多年就已经知道或者说是猜到，纳特瞒着她干这种事。因为他所有的朋友都做这种事。但是，只要他不领导家里来，她就可以装作没有那事或者即使有，她也不怎么在乎。
　　“这样的卡不会再发生。”纳特说，“我保证。”
　　“什么事不再发生，是你不再搞女人呢，还是你不再把她们领到这来，”
　　纳特看着她。
　　“不要折磨我了，伊芙琳，我自己折磨自己就够厉害的了。”
　　纳特睡了几乎整个星期天。醒来时，只是吃了点冰淇淋，喝了几瓶苏打水。他看了一会电视节目，星期一早晨他说感觉不好。
　　“你为什么不到坎塔特克岛去过一周。”
　　这是一个勒索，但，是一个有意义的勒索。这是伊芙琳对纳待以往忠贞肯定的一个方式，也是纳特承认自己罪过的途径。如果这只是一笔商业交易，而不是婚姻，你会认为它是不错。双方都可以取胜。伊芙琳挽救了她的自尊心，纳特以他的忏悔，得到了她的饶恕。然而，他们谁都意识到，那自尊心只不过是感情上的装饰品，而且那饶恕是没有价值标签的。
　　纳特给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他要休一周假，伊芙琳订电话，找人来在浴室重安一个淋浴门，并更换墙壁纸。她交给看门人一串钥匙，告诉他让来干活的人到三层楼来。
　　她很高兴。当他们看到乱涂在墙上的“滚你的”那几个字时，她不必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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