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真正开始是从一九五二年。当时艾森豪威尔以三千三百万张压倒多数的选票，在大选中获胜。豢养鬈毛狗和穿紧身运动裤成为一种时髦。美国人在家里看的电视节目是《我爱露西》和《德雷格纳特》。
　　当伊芙琳对妇科学入迷的时候，纳特正专心经营他的生意。但他从没告诉伊芙琳他的生意不顺利。爵士乐以它那强烈、嘈杂的节奏，和令人惶恐、伤感的曲调在疯狂的四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然而现在时代变了，战争已经结束，战后的庆祝也已告终，美国人开始移往郊区，安居乐业，生儿育女。他们穿的是灰色法兰绒服装，听的是象透过灰色法兰绒似的沉闷的音乐。他们要听的是玛丽奥·兰儿托尼·贝内特和佩里·康默。人们花钱去听帕蒂·佩奇，和《田纳西华尔兹》，人们花钱去听乔·斯塔夫，凯·斯塔和特丽萨·布鲁尔，人们花钱去听莱斯·保罗，玛丽·福特和《月亮有多高》。
　　爵士乐已经死亡，爵士乐演奏者也正在消失。到了一九五二年，由于多种原因，纳特·鲍姆关闭了他的公司。这个果断的决定使他免遭了经济损失，摆脱了许多麻烦，保住了名誉。
　　在爵士乐演奏者存在的六年里，尽管纳特出售这些音乐家的演奏磁带，他却从没付给他们一文钱。他之所以不付给他们钱是因为他同他们没有任何契约。而这些音乐家们只有碰巧看到一盘爵士乐演奏磁带，才能知道自己的作品正被人出售。纳特之所以坦然地做这种事是因为他的做法是司空见惯的。小生意不能和大生意竞争，而他摆脱困境的一条出路是不付给那些音乐家钱。纳特想，这也许不道德。但是既然干他这行的人都这么做，而且大家都心照不宣，他为什么不能去做其他人所做的事呢。见鬼，他也有权力生存。再说，你也可能永远不会被抓住。大多数演奏家都是黑人。他们觉得无人给自己作主，因此大部分人都是忍气吞声，他们已经习惯于被那些与黑手党有联系的夜总会老板们所敲榨，习惯于被那些冒牌的公司所欺骗，习惯于被一个仍称他们为黑鬼的国家所虐待。在这个国家的南方，他们被隔离使用入口处、公共设备和休息室。到了1952年，他们的音乐不再流行了。他们这些入不是酗酒，就是吸毒，再不就是死去。大部分人已心灰意冷，与世无争。他们听任自己的天资被偷窃，要为此而打官司就得付出许多代价，他们也就不想再去抗争了。
　　然而，还有些人雇用了律师、会计和打手。他们称纳特是非法贩卖磁带者，是海盗，扒手。他们威胁纳特说，如果他不付给他们钱，他们就要控告他，让他蹲监狱或是打断他的腿。后来，双方达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协议。那段时期对纳特来说，真是可怕的、气人惊恐不安的时期。当磁带销售额的减少又加剧了他的困境时，他决定停止发行爵士乐磁带。
　　随着流行音乐取代爵士乐而来的是乐器上的一场变革。老式的七十八种乐器逐步被淘汰，换成四十五种，而他们又完全被长期使用的三十三种乐器所取代。音像行业整个价格、生产、销售结构都在剧变之中。在一段时间里，纳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有足够的钱去维持生活，去在股票市场上碰运气。他在等待时机，他不能成为天才。他也不想拿那些来之不易的钱去在一些没有把握的事上下赌注。而且，宣传一个新东西得花一大笔钱，要收买公众，要暗中行贿，而你可能会失败。最后，纳特决定，他要寻找音乐之外的东西去灌制磁带。他知道，他一定会成立一个新公司，生产出一种新产品，而且他将完全正大光明地去经营它，他再不愿被称为骗于。但他的问题是，他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当他第一次背叛伊芙琳时，他产生了成立艾尔法公司的想法。
　　那个女孩是杰克·桑德斯与他第一个妻子生的女儿。她的名字叫帕尔梅，她刚刚毕业于密苏里大学。在大学时，她曾是返校节上的皇后。她想在音像行业中找个工作，但是坚持不到大公司里去。她想样样都学，而达到此目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一个小公司里当个能干的女职员。因此，杰克给纳特打电话问他能不能帮忙。
　　“如果她有一对大乳房和漂亮的大腿为什么不可以？”“晦，别忙，她是我的独生女儿。”杰克说，一半感到骄傲；一半感到受了侮辱。
　　会见是在四点钟。当帕尔梅·桑德斯走进纳特的办公室，他惊呆了。她高高的个子，表情冷淡，金色的头发，体态优美。她那蓬松的头发下面有一对蓝蓝的眼晴。纳特用审视的目光望着她。
　　“你应该去做一个一年挣一百万美元的模特。”他说，“你为什么要在办公室里埋没自己呢？”
　　“因为爸爸也是这么做的。”她耸耸肩，“再说，我需要钱。爸爸把他的钱都花在他妻子的身上了。我得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靠一星期45美元吗？”她看上去是个有教养的女孩，就象他父亲看上去是个有教养的男人一样。然而他们身上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影子。所不同的，只是一个表现出的是有牢固的金钱基础，一个表现出的是享有特权的美国白人的自信心，他们拥有美国，而且他们确信这一点。“你为杂志封面做广告每小时可以赚45美元。”
　　“听着，你是对雇佣我感兴趣还是对勾引我感兴趣？”
　　她的直率解除了纳特的戒备，他对这么直截了当的女人不太习惯。纳特忘记了调情的那些乐趣，他记得自己对此是很拿手的。
　　“两个都感兴趣。”他说，“这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
　　“要去吃晚餐吗？”她问。
　　“当然。”
　　帕尔梅坐在那听纳特给伊芙琳打电话。他告诉伊芙琳晚上有个工作晚餐，他将在城里过夜不回去了。当纳特说话时，他意识到几年来，他已经为自己立下了方便的惯例。以前，他每次在城里过夜，都是因为一个合法的工作原因。通常是吃晚餐，去夜总会，然后独自睡在阿斯托旅馆。纳特的商业同僚喜欢的那些妓女都不合纳特的口味，他喜欢的是有地位的女人。再说他十六岁时曾发过誓，他永远不会为这个花钱。那些个夜晚都很无聊，同他在一起的大多数人都是商人类型的，讲的全是些听厌了的粗俗的笑话。但是从赚钱上来看，却是值得度过那些无聊的夜晚。因此纳特决定他该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
　　晚餐之后，他们来到帕尔梅的住处。这是帕雷街一幢棕色建筑里的一套两居室的小公寓。房间里的家具是货真价实的古董。纳特暗想，它们肯定在帕尔梅的家族里流传了几代人。因为它那幽深的颜色，耀眼的光泽，只有经过受过良好的训练的女佣人多少年精心的擦拭才能达到。它使人感到，只有富贵的家族才能买起它，而这种富贵给纳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刚一关上门，帕尔梅便开始脱衣服。
　　纳特想，若是她能不做预备动作就做爱，他也能。在里面那间卧室的小单人床上，他们俩赤身裸体躺在一起。当纳特俯在帕尔梅身上时，他迷迷糊糊地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背叛伊芙琳，他为自己感到骄做——不是为他的通奸，而是为他过去六年对伊芙琳的忠诚。任何一位男人都不敢说他们对自己妻子忠贞的时间会比他长。
　　第二天早晨在一个陌生的床上醒来时，他感到既奇怪又兴奋。
　　“你父亲知道你到处与人睡觉吗？”纳特问。“谁说我到处与人睡觉？”
　　“她告诉纳特，她的行为不关他的屁事。他明白了她的暗示，便不再说下去。当帕尔梅在客厅里那原是壁橱的小厨房里煮咖啡时，纳特躺在床上吸烟。他注意到床头柜上有一本英法短语集。
　　“Avez-vous du sucre？”（有糖吗？）他按书上带音标的翻译句问。
　　“Et voulez-vous du lait？”（你还要点奶吗？）她也用法语问，把两个杯予放在床头柜上。
　　“Oui,”（要）纳特继续读书上的句子。“Tous1es deux，S'ilvous plait.”（两样都要）
　　她又返回客厅，一会儿拿来奶油和糖。
　　“我一直在想，如果找不到工作，我也许去巴黎。”她说。“我想，学点法语也许会有用的。”
　　“密苏里大学不教法语吗？”
　　“教，但我没学。”
　　他们一起笑了。帕尔梅是个漂亮的女孩。她的美是一个有价值的商品。它可以使她不用去啃书本就通过必修的法语课。这个商品允许她随心所欲去做任何事。她的美是通往自由王国的通行证。它比金钱更有价值。纳特想，漂亮的女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她们能够得到一切，而从来不必去做一点努力，从来不必有不安全感，从来不需要去乞求。
　　纳特把书扔回到床头柜上。他们喝完了咖啡，又开始做爱。
　　“我喜欢早晨做爱。”纳特说，心里想他和伊芙琳早晨从没做过爱。因为他总是匆忙起床，穿衣，喝咖啡，然后赶到那该死的长岛去。
　　“我喜欢早晨，中午，晚上。”帕尔梅说。
　　她对性的反应敏感，热烈。她的身体稚嫩、柔滑而又结实，完美无暇。纳特想再见到她。他还想再一次占有她。但是他意识到她对自己是个危险。她身上有种刺激和淫荡的东西吸引着他。她使他感到笨拙，满足不了她的需要。尽管他早就把那些上衣及膝、裤子狭窄的爵士迷服装扔掉了，现在穿着由布鲁克兄弟剪栽的服装，他仍觉得臼己有股犹太人气，他在她那冷淡的、享有特权的白人所具有的自信心面前，对自己缺乏信心。纳特不愿意与帕尔梅这样的女孩子纠缠，她们都是对性关系毫不隐讳、而又坚持独立的女孩子。他被她们所吸引，却又惧怕她们，而这种惧怕总是缠绕着他。
　　而且他又想，他不愿意去伤害伊芙琳。
　　他爱她，他非常喜欢女儿乔伊。他不想弄翻这只小船。从另一方面说，他才三十二岁，他不必在今后一生中只勾引这一个女人。最后他决定，最好的办法还是睡一个晚上就了结。
　　纳特吻了吻帕尔梅，又在她穿着男式丝绸睡衣下的身上，拍了拍，便离开了。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去第七大街。他把办公室的地址告诉了司机。车开到服装商业区中央遇到交通堵塞。纳特坐在小车后座上，等待着出租车再次起动，突然他想起了那本短语集。
　　他想起了几星期以前，他在星期口《时报》上的旅游专栏里，读过的一篇关于旅游热的文章。飞机比以前又大、又快——从纽约到伦敦只需要十个小时，订座全爆满：美网人到欧洲去参观博物馆，去购物，去观光，去品尝新美味佳肴，去看看外国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一位旅游业发言人预言说，美国到欧洲旅游的人数每一年部会递增。飞机票价格将会下降，飞机将只用六小时就完成这一航程。虽然这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最终肯定会实现。
　　纳特意识到，每一要去欧洲大陆旅行的游客，却将设法去打破语言上的障碍。而美国人，除非自己的父母出生在国外，没有几个除英语之外还能说出一句其它任何语言。纳特想，倘若从一本口语课本上学几句基本句子肯定会比从短语集上学容易；而且，如果游客能在旅行之前买那些短语集，他们也可能买磁带在家里练习。
　　他把身子俯向前，告诉司机改变了主意，他不去原地方了，他要司机把他送到布朗塔诺。
　　1953年2月，艾尔法音像公司成立的法律性文件，由纳特的律师维克多·海尔顿起草。艾尔法的名字在纽约州被登记注册。公司固定的收入税及经营执照号码都被记载下来。纳特·鲍姆又一次做起了生意。
　　纳特之所以选择了艾尔法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意思是开始。纳特想要一个新的自我。他的烦躁不安，在外表上表现是显而易见的：和帕尔梅睡觉；购置新衣服——他的灰色法兰绒西装，一直扣到底的牛津布衬衫，这些都是在布鲁克兄弟和杰·普莱斯服装店买来的；再就是停止发行爵士乐磁带。而他的烦躁不安在内心的表现，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他想让过去的他彻底消失。他想擦去上帝留在他身上的可怜的犹太人的所有痕迹。他想从艰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忘却所经历过的挣扎与饥饿。也许艾森豪威尔执政期是个稳定可靠的时代，但是纳特鲍姆想成长起来，想改变自己，而艾尔法则是他自我转变的楔机。
　　在纳特第一次与人通奸的那个早晨，当他离开帕尔梅之后，他到布朗塔诺书店把库存的所有版本短语集各买了一本。纳特以它为指导，编写了一本口语课本，内容从“你好、谢谢、欢迎”到“最近的医院在哪儿？明天晚上我可以再见到你吗？”纳特在他那一瞬间的远见卓识中，意识到的是任何可以从书本上学的东西，都可以更容易、更不费力气地从磁带上学。
　　艾尔法以录制三种最流行的旅游语言为基础，开始了它的生意。这、二种语言是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很快，纳特就发现艾尔法把他从零售磁带的困境下解救出来。他再也不用为得到有益处的展销去行贿；他再也不用为说服一个店主签下一笔大额定货单去设酒席宴会，陪他们打牌；他再也不用去四处奔波了。他新的生意大部分都是通过邮件来办理。纳特在艾尔法开业上，最大的花费是付那些整篇幅的广告费，这些广告登在所有的女杂志上——《麦考尔》杂志，《妇女家庭》杂志，《同伴》周刊。而当艾尔法开始显示出它已赚取了利润时，纳特便在《生活》，《希望》，《星期六晚邮》一些大销路的杂志上，买下整个版面来作广告。
　　纳特经营艾尔法公司最小的花费，是制做磁带。纳特与汉特、哥伦比亚以及纽约大学的一些语言学教授会晤。最后他发现了一些无论是嗓音还是发音都很悦耳的教授。他付给他们每人二百美元，请他们在一处租来的录音棚里，对着麦克朗读他编写的课本，他们签订的合同规定，艾尔法公司可以在它的广告和宣传中使用这些教授的名字和学位；而他们除这二百美元外，不得再索要真它报酬。
　　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生意。它与过去在那颓败的街道上一间肮脏的破车库里，非法录制磁带的情形相比，真是天上地下。纳特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小心翼翼了，他喜欢现在这样。
　　爵士乐曾做出了一定贡献。在纳特需要建立一个经济基础时，它曾是快速收入的一种方式。爵上乐是四十年代的产品，而艾尔法却是五十年代的产物。它是长期获取资金的可靠来源。
　　当第一批录制的三种磁带为纳持建立了市场之后，他便开始扩展他的生意。他经常出没在布朗塔诺和都布雷书店的非小说营业部。他发现，美国人对自我改善似乎特别感兴趣——减体重，增强记忆力，改善心境，锻炼健美，自我催眠法，医治酒精中毒和健忘症。美国入对成为美食家的厨师感兴趣，对遇占术家给他门算的命运感兴趣，对在书业上超过朋友，给别人以影响感兴趣。所以艾尔法的前途就象美国本身一样前途无最。
　　纳特更大胆了。他对任何一个看来会有销路的事物部做试探性的广告。如果足够的反响证实厂他的预感，他就干下去，把它灌制成磁带。他以统一价格雇佣一批令职作家，撰写成书，然后再以统一价格雇佣一批演员，来朗读这些书一般时间总是很急迫。如果一个题目没什么反响，他就不去理它。艾尔法成为一个安全可靠的生意。纳特事先就知道哪些磁带会销路好，那些不会。孩子们的迫随时尚和对狄克·克拉克和马雷·克的喜爱对艾尔法公司毫无影响。艾尔队对那些来自马菲亚的控制着自动电唱机的暴徒们要求分摊收入的压力置之不理。艾尔法的生意兴隆。它是纳特单枪匹马创建起来的，所有的风险都由他独自承担，因此所有的利润也都由他独自占有。
　　到1957年，纳特·鲍姆成功了。没人能用手指指着他称他为犹太佬。他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受人尊敬，有了身分。为完成这个偶像，纳特从布瑞尔楼角落里那两间屋子搬了出去，他让艾尔法搬进了麦迪逊大街第五十四条马路上，一座旧式建筑的三层楼上一个大套间里办公。
　　对纳特来说，艾尔法是真正的起点。
　　对伊芙琳来说，艾尔法标志着一个纷扰与不安的开始。她感觉到纳特变了，感觉到她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最令伊芙琳感到可怕的是，她丈夫不再与她交谈。他们刚结婚的时候，纳特经常与她交谈。他向她吐露他的梦想，他的雄心大志以及他的恐惧、他的不安全感。他们经常拥抱着到深夜，相互倾述各自的往事以及他们的未来，可现在，假如纳特还有什么梦想和雄心、恐惧和不安，伊芙琳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因为他不告诉她了。当伊芙琳向纳特为什么他不再与她交谈，他只是简单否认他停止那么做了。
　　“我一直都与你交谈。”他说。
　　伊芙琳不知道怎么回答。是的，他们是交谈。他们总是交谈几句。他们谈话的题目不外是：车是不是需要修，防雨窗是不是应该装上，是不是应该给“老杜蒙”买个新显像管，或者是买个全新的电视机，每个月应该给草坪剪几次草，再不就是纳特要乘哪趟车。他们谈的这些事情并没有使伊芙琳感到与大夫贴近。她逐渐地、肯定而绝望地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正在分裂。
　　她不把这一切归罪于纳特。事实上，要是怪罪的话，她把它归咎于自己。卡尔曼医生曾告诉她，她不太可能再生孩子，尽管坚持努力是可以的。所以她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乔伊身上，每天上午两次喂奶，训练她大小便，引导她迈出第一步，说出第一个字。她关心乔伊的身体，她的安全、她的幸福。伊芙琳知道为了孩子她忽略了丈夫。但是她以乔伊的婴儿期是暂短和珍贵的为理由，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再说这段时期很快就会结束，之后伊芙琳向自己许愿，她将要对纳特做些弥补。
　　婚姻危机的细微征兆伊芙琳心神不安。但是只要乔伊还是个婴儿，还需要经常的照料，这些细小的迹象很容易被忽略。乔伊使伊芙琳感到被需要，乔伊使伊芙琳感到不可缺少，乔伊充实了伊芙琳的生活。
　　1957年，乔伊五岁了，她开始去幼儿园。就在那个冬天，伊芙琳不得不正视她日趋恶化的婚姻和她的丈夫逐渐远离她而去的市实。回忆起他们婚后早期一段时光令她感到痛苦。那时，纳特为发行爵士乐磁带，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而她整天独自一人呆在家里期待着他的归来，在居住在大耐克街的十一年里，伊芙琳发现，她唯一的兴趣是做家务。她曾去参加过妇女投票权者组织，她对填写信封或用电话进行选票游说个感兴趣。她也试着去过花园俱乐部和妇女读书俱乐部，但她发现，她对小城镇的政治活动缺少才能，而且她也缺少与那些生活、兴趣都同她一样狭窄、闭塞的女人交朋友的能力。她不喜欢午后的桥牌。也不喜欢咖啡座谈会，在那个富有的犹太人的家眷居住住区内，没有一个地方适应于她、使她感到惬意。
　　对伊芙琳真上至关重要的是她的孩子、大夫，她的直系亲属。在1946年，她盼望着纳特回家来，期待着那随之而来的性生活，现在到了1957年，经过十几年婚姻生活之后，那最初的性冲动很正常地消失了。伊芙琳又开始整日独自一人呆在家里，只是除了乔伊能从幼儿园平安归来，她再无其它可期待的了。
　　伊芙琳的生活开始萎缩，尽管她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当她去纽约时，她感到自己成了一个非常邀遢的、过了时的女人。纳特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有吸引力，愈发引人注目。而她失去了青春的光彩，变成了一个没有腰身、也没有前途的中年妇女。有时候，伊芙琳整日啜饮着饮料。她安慰自己，既然它的味道不象酒精而更象苏打水，它就不会有什么害处，但是她知道它是有害处。
　　因此，1958年的春天，当富裕的美国人都离开大城市，跑到那有“良好的学校”和“种种益处”的绿色郊外去居住的时候，伊芙琳却提了了一个奇怪的请求。她问纳特他们搬到纽约去住怎么样。
　　伊芙琳已准备好了她的理由。
　　“我们能够经常见面，我们能去听音乐会，去看节目；我们可以招待更多的朋友。你不用再来回通勤——你知道你是多么恨长岛。再说，”伊芙琳说，“我会有更多的事去做，我要去上烹饪课，去体育馆。”
　　伊芙琳一古脑说完了她的理由，停下来，等待纳特的回答。她不晓得她期待的是什么。她痛苦地想，这正是他变得疏远的一种表示，要是在十年前，她肯定会知道。
　　假如他不同意，伊芙琳已准备好了要同他抗争，在她过去的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她不去抗争，纳特就是其中一例。现在既然她已嫁给了他，她就准备为保住他去抗争。她说不出为什么，但是从大耐克街搬到纽约市将会帮助她。她知道自己已经被抛在后面。因为她从她周围的妇女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多的生育使她们体形变得臃肿，繁重的家务耗去了她们的聪明才智，远离大城市的闭塞生活又使她们付出感情的代价。她不想消极地袖手旁观，看着她的青春容颜、她的丈夫离她而去。她知道如果他们搬去，她还会有个机会。
　　她等待着纳特的回答。
　　“我想这好极了。”纳特说。
　　“是吗？”她做的完全是与他争辩的准备，他爽快的同意反倒使她大吃一惊。
　　“几年前，我们就应该这么做，但是我想你喜欢这个地方我恨这该死的郊区，它使我讨厌得要处。”
　　“我怕是我．我想是我让你讨厌。”
　　现在他们开始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了。伊芙琳发现，要表达出一直烦扰她、伤害她的那个想法，并不很困难。她早就感觉到纳特对她的疏远，对她兴趣的消失。她曾认为这是她自己的过错。
　　“不是你让我讨厌，是郊区。是穿百慕大短裤的那些股票经记人，他门谈论的不是道·乔斯就是他们的高尔夫球比分，再不就是星期六晚上喝醉了。而他们的老婆更糟糕。我在这十年，从没有过一次聪明的谈话。”
　　“我担心，我变得令人讨厌。”
　　“你一离开这地方，就不会令人讨厌了。你会有许多事情去做，有许多乐趣。”
　　纳特回忆起他刚认识伊芙琳时，她对新事物是多么热情，她怎样由一个普通的、腼腆的孩子变成一位时髦的，引人注目的姑娘。对她的转变他确曾起了一些作用，但那并不都是他的功劳。她是位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姑娘。纳特感到惊奇的是她至今仍旧如此。令人悲伤的是他竟忘记了他妻于是怎样的人。
　　“乔伊怎么办？”伊芙琳问。乔伊是使她担忧的一个难题。把她从愉快的郊区生活中带走，关进大城市的一所公寓里合适吗？专家们不赞成。“什么乔伊怎么办？”
　　“你知道，他们对在城市里抚养儿童是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的？我就是在城市里长大的，我活下来了。”
　　“他们说郊区的学校教育制度是最好的，而且空气新鲜，绿树——”伊芙琳觉得她应该为自己孩子的权力辩护。
　　“他们是谁？就是那些为几本妇女杂志写点文章的“专家”吗？我们可以把乔伊送进私立学校，她在中央公园能看到各种绿树和草坪。她会超过其他所有儿童三级。”
　　“那么你同意了？”
　　“我迫不及待离开这里。”
　　纳特指了指这个错层式的大牧场；在伊芙琳的父亲买下这个牧场的那个时候，它曾是中产阶级能达到的最高目标。纳特离开中产阶级好多年了，因此那个阶层的种种抱负也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找房子？”
　　“我明天给房地产经纪人打电话。”
　　那天晚餐，他们喝了酒，夜里做了爱。就在伊芙琳睡觉之前，她突然意识到了她如此高兴的原因，是这么多年来她和她丈夫第一次进行了一次谈话，一次真正的谈话。
　　那年夏天，伊芙琳在寻找房子和看护病重的父亲中度过。她上午与房地产经纪人打交道，下午在医院里看护父亲。
　　她父亲患的是胃癌。当手术表明癌已转移时，医生告诉他们没有任何办法了。这意味着病毒的扩散正超过可用手术摘除癌细胞或是用放射线治疗的极限。而医生没有讲出来的、留给伊芙琳、她的母亲和她的兄弟自己去发现的是癌将一点点吞噬西蒙·艾德华兹。他们没说它将发出一种臭味，臭得将使他呆的那间屋子令人难以忍受。他们没有说他将会在他们眼睁睁关注枯萎，并且一刻也不停止地忍受痛苦的折磨。而且他们没有说，到最后，他甚至认不出他们是谁。
　　到了七月底，当西蒙·艾德华兹在六十二岁死去时，这个家庭所有成员都感到了一种解脱。因为他们早已经历和忍受了痛苦，所以在内心深处已经接受和默认了这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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