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纽哈斯是洛莱塔和艾尔·纽哈斯的儿子，1953年11月10日出生在南达科他州西乌克斯福尔斯。
　　丹是一位心理治疗师，也是对话公司的总裁。对话公司是基地设在圣弗朗西斯科市的一家演讲和咨询公司。他以前当过记者，在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工作过，还当过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他有杜克大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学士学位，有西北大学新闻学方面的硕士学位，还有圣弗朗西斯科的约翰·肯尼迪大学的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目前正在伯克莱的加利福尼亚职业心理学学院攻读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
　　丹·纽哈斯发的成绩单
　　马克·吐温的父亲和我父亲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14岁的时候，”马克·吐温说，“父亲十分傲慢，我差不多就无法忍受靠近那个老家伙。但是，等我长到21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在过去7年里，他已经学到了那么多东西。”
　　小的时候我把父亲当做偶像。但是，到16岁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在心理上彼此干仗了，形势发展越来越糟糕，因为一种亲情关系即将丢失，我们彼此开始对骂。自从我25岁以后，我和艾尔又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了。
　　作为加内特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我父亲是一个绝对的成功人士。但是，作为我们家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呢？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父亲？作为这位公司征服者的儿子长大成人是什么滋味？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好处。他看起来漠不关心，总在生气，脾气很坏，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总是吓死人的样子。17岁的时候，我打起行李包上大学，当时的结论是，再也不会靠近艾尔这个人了。他会死的（当时他已经47岁），我也会悲哀──很短暂的一阵子──事情不过如此，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不喜欢我们家的一切都围绕着艾尔转，大家走路都像在踩蛋壳，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惹他恼火。艾尔在公司的梯子上越跑越高，我也越发不喜欢必须跟妹妹一起出席公司的种种社交活动，而且得装出像政客的完美后代的样子。那是一个压制别人而且十分严酷的父亲，他为我们提供了物质上的奇迹，但又制造出情感上的沙漠，因此我感觉，守着这样一个父亲，我永远也不会找到自我。
　　这与我小时候的情形很不一样，老照片和母亲的回忆可以提供逼真的情形，证实当年我和艾尔之间的关系：
　　►3岁的时候，在父母水气蒙蒙的浴室里，我专心地看着艾尔刮脸，我也用自己的塑料玩具刮胡刀在自己的脸上刮。
　　►4岁的时候，我跟在艾尔身后用玩具剪草机剪草，当时，他在迈阿密酷热的阳光下汗流浃背地剪草坪，用的是手推的人工剪草机。
　　►5岁的时候，在后院里过星期天，艾尔坐在院子里用打字机为《迈阿密论坛报》打新闻报道，我也坐在旁边敲打锡制的玩具打字机。
　　从偶像崇拜到仇恨
　　是什么东西使我童年的偶像崇拜变成了少年时期的仇恨的？直到成年以后，我才看出自己仇恨艾尔的根本原因：当父亲的把职业生涯放在家庭前面，结果深深地伤害了一个少年的心。回首往事，我现在明白，艾尔在公司权力阶梯上攀登是有代价的，他步法不稳，风险太大，他当时一定希望自己家里不要出事，哪怕后来没有做到。我现在可以明白，艾尔小时候没有父亲，一切都不牢靠，这也是他缺少一张图纸，不知道如何将我带大的原因。
　　但在少年时期，我只知道自己感觉痛苦。原因并不重要，下面是我少年时期的一些情景：
　　►14岁那年，我和邻家的一个小孩子没有联系好，他本来答应在假期替我为150位订户送报纸的，结果，却没有去送。我记得艾尔当时大发雷霆，他愤怒地喊叫着：“该死，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一辈子会有两次机会，他们没有炒掉你就算你走运了。”
　　我本来需要同情，结果反倒感觉自己像是个一无用处的废物。我一脸泪水，而且心里气得不行，觉得艾尔根本都不关心我，他只在乎别人会在公司里说他，以为老板的儿子办砸了事情会让他丢脸。
　　►15岁那年，11月份一个下雪的星期天，是我第一次约会以后的第一个早晨，不自觉就走进了父亲的私人办公室，由于爱得心切，心里又不知道早晨9点就打电话再次约会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在我们家，星期天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但是，父亲正在忙他的工作，他抬起头来，用厌恶的口气说：“小伙子啊，你来得不是时候。”我本来是想同他分享我的快乐的。结果，我夹着尾巴脚步沉重地离开了，发现男人之间不能在情感的事情上陷得太深。
　　餐桌上的仪式最能说明我家的问题。我家的餐桌是战场。在越南战争期间，我嘲笑艾尔，说：“我打赌你肯定为能够称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我乐于赞成一位专栏作家给加内特公司贴的标签，说加内特公司办的是“一堆狗屁报纸”。1968年，我得知艾尔正在掂量尼克松和汉弗雷竞选总统时的立场问题，我大肆宣传简·麦卡锡的赞扬话。麦卡锡失势以后，我又开始说乔治·华莱士的好话。我的立场并不重要，只要是与艾尔相反的就行。
　　另外一些时候，我只用单音节的字眼回答他的提问，哼哼哈哈的，或者学约翰·怀因的样子说话。他在公司里干了一整天的活，回家之后我又来给他添麻烦。但是，我觉得他也在让我的日子难过。我感觉我们生活在冰冷和隔膜的气氛中，缺少的是温情、信任、自然和接受。我也许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这个冰冷的家带来一些热量，由于我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带来温暖，结果就把次等的东西带来了：摩擦。
　　离家上大学的那一年，父母在26年的婚姻之后离婚，奇怪的是，离婚使我离父亲更近了，同时又更远了。
　　离婚期间，我正在艾尔在佛罗里达创立的报纸《今日报》当实习记者。艾尔从纽约打来电话，说他需要谈一下，之后就飞来见我，我对他要说的话一点线索也没有。
　　一个行将破碎的家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艾尔把消息告诉我了。我还记得他阴沉而又平淡的声音：“你妈妈和我已经决定离婚。没有争吵，没有人特别烦，没有人砸东西。我们两个人都想过自己的生活，都想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事对你或简来说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不离婚。”
　　我极其流利地回答说：“这不是个问题。我希望你去做对你最为有益的任何事情。”
　　我们两个人都撒了谎，这些谎言埋下了艾尔和我关系恶化的种子。我们的谎言并不是恶意的，我们都在尽最大努力对付那场噩梦。艾尔撒谎的地方是，他说没有人特别烦。我母亲伤心欲绝，而且，不管简和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都会离婚的。
　　我说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时候也撒了谎。那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的家就在我眼前破碎了。但是，我坐在汽车旅馆的早餐桌上，对面就是那个我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反抗的人，当时我惊呆了，因为我说了什么错话，可能会一辈子永远失去父亲。如果父母要分开，我准备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父亲。
　　离婚之后的影响持续了多年。我跟艾尔吃饭的次数很少，如果在一起吃饭，又有了产生争执的新话题：艾尔对洛莱塔的处理。我争执说，他应该给她更多生活费。让我惊讶的是，他真给了。
　　父亲开始公开追求一位穿白裤子和西装的艳丽的州议员罗里·威尔逊的时候，我变得极其愤怒。1973年新年夜晚，他们在海滩上搞日出婚礼，我脸不刮就跑去了（“我开始留胡子了。”我对他们说），还穿一件运动衫，一头乱发。我本来想表示更强烈的抗议，根本就不去的，但是，我母亲却一定要我去一下。
　　我跟艾尔和罗里吃饭的时候，总会无事争吵起来。我讽刺罗里，就如同以前我讽刺艾尔一样，说“所有政客都是腐败的。”艾尔跟我有多年的争吵经验，而罗里不一样，她无一例外总是中我的圈套，之后就哭起来。7年以后他们离婚了，我感到受了维护，因为我又把老爸赢回来了。
　　约在我26岁生日的时候，艾尔和我之间的争吵又一次发生转变，这一次是朝好的方向转化。艾尔感觉更有信心了，更牢固地掌握了加内特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大权。我也“发现”自己在不断地看心理治疗方面的书，一方面进行电休克治疗，一方面接受相互作用分析，还看很多自助书，我找到了面对父亲的勇气和工具。
　　第一次是在佛罗里达可可阿海滩上一次私密的父子晚餐。我已经为此预演了好几天，我准备告诉艾尔，说他经常不在家，他多变的情绪，还有他很容易发脾气，这些都伤害了我，并且使我难堪。我还准备告诉他说我爱他，并且要原谅他。我照做了，他也在听。自从我还是个孩子以来，那是我们第一次说爱着对方。
　　第二件事情是两天发后发生的。我很晚回家，锁上门，拿了去我卧室的保安钥匙。第二天早晨11点起来，我愉快地四处走动，准备吃早餐，结果发现狂怒的艾尔。他找不到保安钥匙，无法到秘书办公室去做他早晨的工作。我说对不起，他就开始狂吼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只看着他吼，我没有顶嘴，也没有跑走。这事让我大吃一惊，他也是一样。他拿起钥匙，一声不吭就走了。
　　两个小时后，他来找我，差不多就要哭出声来，自责地说：“我缺少体贴，我道歉。”放错了钥匙的事件帮助我们找到了彼此相处的钥匙，我们的关系从那以后就更好了。这件事情让我站在不同角度来看待艾尔和早年的那些日子。
　　艾尔的软肋公开了
　　我开始回忆艾尔对我好的时候：还在小联盟队的时候，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教练。我养的一条快乐的小狗斯马基死后，他在早餐桌上差不多要流出泪来地祈祷。
　　随着时间的推移，艾尔的这一类软肋越来越多地公开化了。1979年，他母亲86岁时过世，此后，每每谈起她来，他就止不住要流泪。1982年，《今日美国》启动后，他跟我和妹妹说，有几十家报纸都在抄袭《今日美国》的样板，边说边忍住幸福的泪水。1986年，艾尔的软肋完全露出来了，当时，他在加内特公司的年度大会上宣布准备退休，并且交出首席执行官的职位，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的表情和声音夹杂着骄傲和悲伤，差不多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15岁的时候，艾尔在医院动了一次很危险的手术，想矫正心室纤维颤动。艾尔两岁就死了父亲，我才15岁就面临着也要失去父亲的风险。住院以前，艾尔写了一封信给我，以防万一活不过来。信是这么写的：
　　你现在还不太明白，一个父亲在儿子的身上体会到多深的自豪感。我为你的自豪是相当大的，跟任何一位父亲对才只有15岁的儿子的自豪感一样深厚。我之所以自豪，是因为你极聪明、有理想、为人诚实，而且长得也帅。我很自豪，是因为你已经显示出自己可以成为男孩子们的领袖的信心。我知道你将来会成为男人的领袖。我知道你会成就大业，会对你们一代人，你们的国家和你们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远远超出我已经做的和愿意做的一切。我希望自己能够多活几年，这样就可以看到你，并且带头为你鼓掌。但是，假如我本人不能够亲自在场，我的精神也一定会陪伴着你。
　　那封信当时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今天，当我思考自己15岁的时候有可能失去父亲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种新的视角，明白自己与父亲的争斗是什么性质的。我本来永远也不可能了解那个对我如此深爱的艾尔·纽哈斯的，我本来有可能永远无法消除自己的仇恨和愤怒的，我本来有可能终生都是一个愤怒的年轻人的。
　　最近几年，我们之间的快照变成了金黄色的：
　　1986年感恩节，在内华达山塔霍湖的山顶小屋里，我跟艾尔两个人单独吃了一顿父子晚餐。艾尔亲自掌勺，而且以他特有的谦逊风格准备了火鸡、填馅、土豆泥、烤土豆、甜薯、豌豆、玉米、南瓜、青豆、芦笋、球芽甘蓝、罗卜、色拉和面包，足够20个人吃的。所有的菜他一样都不让我帮忙，全部由他一个人做完。
　　晚餐期间，他问到我的学习情况，还有朋友和事业方面的事情。他对我的生活有极大兴趣，也愿意谈自己的事情。他谈到了作为62岁的首席执行官，与人约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他多么希望能够在明白宣布《今日美国》开始盈利（做到了），还谈到了他的退休计划。我们满足于这样没有时间限制的夜晚，这是一个父亲与自己的儿子为彼此的友谊表达谢意。
　　晚餐之后，他问我洗碗机到底怎么用。艾尔跟我母亲在婚姻早年时自己洗碗，当时太穷了，买不起自动洗碗机。从那以后，妻子、儿童、宾馆的服务人员和秘书以及清洁人员帮他洗碗。他从来没有用过自动洗碗机！这个下雪的感恩节之夜，艾尔35年来第一次开始洗碗。
　　没有为父的本能
　　我和父亲走到那个感恩节的夜晚费了很长的艰辛之旅。艾尔情绪多变，今天气呼呼的，明天又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给我的感觉是，自己就像人们在办公室里开的一个玩笑，在我当家庭治疗师的那个工作场所，人们开这样一个玩笑：“玫瑰是红的，紫罗兰是蓝色的，我是精神分裂的，我也是这样的。”
　　作为家庭治疗师，我知道少年只需要自己的家是一个整体，他们根本不关心父母自己童年时期的感受。在我的少年时期，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艾尔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从来都没有一手经验，不知道当父亲是如何能够帮助孩子，如何会伤害孩子。
　　有艾尔这样一个父亲，益处远远超出害处。他从来都不小气，当他上了年纪，他就开始把自己的智慧、时间、荣誉和两难困境说给我和妹妹听。
　　艾尔从来都不强行要我去搞新闻工作。他只是告诉我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当我当上记者的时候，他也鼓励我要接受新闻事业。当我离开这一行的时候，他也很大度地接受，鼓励我要热爱自己的新行当。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可怜的富家小子弟”，没有抱怨的权利。我父亲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送给我一辆里维埃拉别克车，因为我和朋友提出了要求，他就去弄世界杯赛的门票。我们看上去是一个模范家庭：成功的父亲，有爱心的母亲，时髦的大住宅，孩子上一流的学校。
　　但是，在表层底下，我们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家庭。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让我明白了财富和外表是什么。我得知金钱并不能买来幸福，而富人跟别的任何人一样，也有自己的问题要去解决。
　　今天，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不是父亲与我之间那一段可怕的生活，而是我们终于度过了那个难关，把一种将死的关系救活了。我伸手搭救，艾尔也伸手迎接。这个“婊子养的”真正的忏悔，应该是艾尔为什么以及如何从着了魔一样完全专注自身利益的家伙，变成了一位勇敢无畏和有爱心的父亲的，他能够对自己的家人表示温情，而对自己的职业和国家又有极大的鼓舞作用。
　　艾尔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他在我的童年时期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他对我受到的伤害似乎毫不知情。但是，最近几年以来，他想努力尽一切可能修复过去没有时间去关照的事情。他邀请我进入他的内心，而且，让我惊讶的是，他还邀请我在他的这本书里表达自己。
　　最后一个情景，1987年5月9日，我妹妹简马上就要结婚了，婚礼之前两个小时，艾尔、简、我母亲还有我各自坐在四把木制的折叠椅上，简在弗吉尼亚有一个马场，马场上有起伏的草场。婚礼将在户外举行，已经摆好了很大一个帐篷，正对着蓝脊山。
　　我们坐着，就跟过去一家人坐在餐桌上一样──我和艾尔坐在对面，妈妈坐在他右侧，简坐在他左侧。我们谈起来，说艾尔的父母丹尼尔和克里斯蒂娜，还有洛莱塔的父母塞穆尔和安娜以及南达科他州所有的农场主会有多么自豪，因为我们又一次拥有自己的家庭牧场了。我们谈到简读高中时的一些发疯的男友，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她会嫁给一位有力量也有温情的瑞士小伙子，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约瑟夫。
　　我们谈到了离婚的事情，那个伤口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家彻底完蛋的东西。谈话期间，我观察母亲和父亲，发现伤口已经愈合。我们又成为一个完整的圆圈，这个家庭之所以开始，就是因为我母亲1941年在南达科他州的一次棒球比赛时看了父亲一眼，这个家庭在爱中诞生，在天真中诞生，结果却被冷漠撕裂。
　　我看着艾尔，觉得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而是一个普通人，他有出众的激情，也有远大的眼光，他以自己所知的最佳方式爱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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