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里·威尔逊和艾尔·纽哈斯于1973年12月31日结婚。她以前是佛罗里达州两任参议员，布里华县委员会前主席，也是佛罗里达州可可阿海滩的出庭律师。
　　她有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产业科技和大众传播学方面的理学学士学位，还有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
　　他行动诡秘，滑头滑脑
　　艾尔·纽哈斯是一条蛇。
　　他是个冷血动物。他行动诡秘，滑头滑脑，一边生长一边脱掉老皮，一边适应新的环境。
　　他成长太快，因而舍弃了第一任妻子洛莱塔。他成长太快，又抛弃了我。洛莱塔和我都没有办法赶上艾尔。
　　没有人能够赶上他。
　　全世界都是艾尔的猎物。他就像一头偷偷摸摸的动物。一旦成为他的目标，无论从职业上讲还是从个人角度讲，他都会不惜一切手段弄到手。你不妨打个滚随他去。
　　但是，如果他认为跟你的关系到头了，那你就得小心。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想法。要证明这一切，他的路上堆满了尸体，从公司巨头到家庭主妇到秘书都是如此。
　　可以这么说艾尔：他不恨人。需要太多的情感，会浪费太多的精力才能恨人。
　　反过来，艾尔只懂得抛弃。他原谅你，写信给你让你离开，就好像你不再存在了。他从不回头，过去就是历史，他只关心未来。
　　我本来应该明白这一点的。我跟他住在同一个城里，里面总共才只有13000人，而且跟他只隔两栋房子。但我很少看见他，就他而言，我可能住在外蒙古。
　　也许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起就应该看出他的这一面的，结果，我看到的倒是一位坐着喷汽式飞机的现代白马王子。
　　我记得认识艾尔·纽哈斯的那一天，是1972年4月16日，是阿波罗16号登上月球的那一天。
　　从情感上讲，我是一堆失事的残骸。我跟童年时期就相识的情人过了19年的婚姻生活，结果以离婚告终。我本来准备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女儿过单身生活了事的。我惟一的收入就是作为布里华县委员会的主席所得的14,000美元。
　　加内特公司当时主办了一次飞船发射前的早午餐会，请太空海岸的领导人出席。作为县政府官员，我觉得自己非去不可，尽管自己当时并无参加社交活动的情绪。
　　我到得很晚，大部分人已经吃完了，但是，联欢会的主持人艾尔·纽哈斯当时正好站在门口。他做了自我介绍，一边跟我谈话一边去了酒吧。我们一边喝血玛莉酒，一边谈起来，很悠闲的样子，他问我是否准备参加发射仪式。我说到时准备开车到海滩找一个僻静之所，在一旁悄悄地看一看。
　　早午餐结束以前，他请我跟他一起去见当地出版人，是吉姆·杰斯，还有他的妻子格罗丽亚，当天晚上，大家一起去海浪餐厅进晚餐，我很愉快就同意了。那是当地报纸的两个大腕，通过与他们一起共进晚餐，有哪个政客见了这样的机不会高兴得跳起来呢？
　　晚餐之后，艾尔请我将他带到亚特兰迪斯海滩旅馆。他在车上对我说，他冻了一瓶香槟。“想不想睡前喝上一口？”他问。
　　为什么不呢？我们把一整瓶都喝完了，两个人一直谈到天快亮了，什么都谈。那是情投意合的夜晚之一，两个人一见如故。但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浪漫举动的意思。
　　结果发现，艾尔也在闹离婚。但是，他从来没有就离婚的事情流露出任何一种情感。
　　我感觉好像灰姑娘
　　两个星期后，他打来电话：“我就在附近，不知道你是否有空一起吃晚饭？”
　　我同意了。后来我才得知，他所说的“附近”是指密苏里州，他在哪里偷偷安排收购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家报纸的事情。他从密苏里坐飞机赶到了可可阿海滩，赶赴我们的晚餐约会。
　　我们的离婚案已经是铁定的事实了，此时，我感觉自己像是灰姑娘。香槟，鲜花，在我们认识的当月的第16天，艾尔送来16朵黄玫瑰，在我们整个彼此追求和婚姻期间，他每隔16天就送来16朵玫瑰。好浪漫啊，我想。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他交给自己的秘书去办理的一件杂事。
　　在我们婚姻的最后几个月里，我把接到的所有鲜花都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那算世界上最大的枯黄玫瑰花展。那是给我们的婚姻最合适的一个墓志铭。
　　但是，艾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爱上他没有什么遗憾的。他关心人，很慷慨，一起玩得也开心。
　　尽管我感觉真是糟糕，但还是害怕自己的私生活会影响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为离婚者，我不知道公众会对我竞选州参议员的决定有什么反应。作为女人，要竞选这样的职位不容易，最近又刚刚离婚，这可能会使事情雪上加霜。
　　此时，我和艾尔在当地的公开场所还是不常见面。
　　但是，他在背后还是经常给我出主意，提出很好的一些建议。他提议说，我不要作为共和党人去参选，而要作为独立候选人。这意味着我可以避开共和党的初选，专心准备普选的事情。
　　这是个疯狂的点子。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或者以这种方式赢过。这还意味着我需要从布里华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当时我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得到那个职位的。
　　艾尔·纽哈斯把我的生活弄了个底朝天。我将要尝试政治上谁都没有试过的新招式，同时还得放弃自己的生活来源。
　　选举当天晚上，我害怕得要死。早前我把密友和志愿者喊到一个小店面前面的宣传总部，在那里发表了竞选报告。
　　竞选结果出来了，我有获胜的希望了，艾尔不断地提出建议，要求大家一起去可可阿海滩的亚特兰迪斯海滩旅馆庆祝一番。最后，我把最密切的几位竞选工作者留下来，大家一起去发去那里。
　　开车到达旅馆的时候，入口处的大门罩上写着一排照得雪亮的大字：祝贺你，罗里参议员。
　　我们走进艾尔已经订好的大舞厅，我感到情不自禁了。大批的人站在那里欢迎我们。在房间的一侧，一大面墙上都挂满了用黄玫瑰拼出来的字样：祝贺你，罗里参议员。
　　那一定需要数千朵玫瑰才能弄好，而且还必须准备好几天。更不用说要花上很大一笔钱了。“艾尔啊，万一我失败了呢？”我气喘吁吁地说。“你不可能输。”他说。
　　艾尔从来都不信失败。另外，他对我也有信心。“你一定会成功的。”他说。
　　选举过后，我与艾尔的关系更加公开了。他开始带我去一些地方开会，还去很多陌生的地方。
　　狂乱和美好的一星期
　　1973年1月，在阿鲁巴岛，艾尔带我参加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年会，此时，话就开始传开了。在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大部分丈夫和妻子都是些循规蹈矩的人，是一些老派的本分人，艾尔和我都喜欢做些让他们吃惊的事情。为了做表面文章，我们住在不同的套间里。当然，其中一套并没有怎么使用。
　　那是狂乱、美妙和大胆的一个星期。我们跟《洛杉矶时报》的奥迪斯和米茜·钱德勒一起骑着摩托车全岛到处跑。10年之后，奥迪斯也抛弃了她。
　　一条野狗追咬艾尔，结果他的摩托车坏了，大腿也伤得厉害。我们回到旅馆，给他清洗一番，顺着海滩一跛一跛地散步，到了旅馆看得见的一处红树林，在里面进行了一场活生生的性爱活动。
　　现在，当我看到艾尔建的一桩俯瞰着南瓜中心海滩的树屋时，总是会想起在阿鲁巴的那片红树林！
　　艾尔为我们的婚礼所做的计划，就跟他计划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有鉴别力，也有想像力──所有细节都事先考虑好了。
　　我们在靠海的地方建了一处古色古香的户外小教堂，我们准备把自己的家也安在那个海边上，也就是南瓜中心。婚礼是1973年新年之夜进行的，正在日出时分。教堂上的十字架已经建好了，这样一来，当太阳升起来，我们将要发誓的时候，阳光就会照在十字架上。当然，上帝也与艾尔合作，安排了一个灿烂的早晨和日出！那个小教堂今天还在，那是天堂里进行的一次婚姻的纪念碑。我在海滩上行走的时候，每天都看得见它，因此我觉得，某种爱情故事仍然在继续。
　　佛罗里达参议院的牧师主持了婚礼仪式，只邀请了四个孩子参加，因为艾尔希望婚礼在小范围内“私密地”进行。
　　艾尔甚至都不让我父母参加。为此我母亲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他说，如果父母都来，那我的兄弟姐妹也要求得到邀请，接下来，你知道，就会来一大群人。
　　我当时正在慢慢了解艾尔说服人的办法。一旦他“建议”什么事情，那通常完全就不是什么建议。他已经决定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做了。
　　我慢慢还意识到，艾尔思考问题总是一板一眼，报纸是这样，公共关系也是如此。
　　尽管我母亲没有获准参加婚礼，但艾尔却认为从《今日报》请来一位摄影师是合适的。艾尔做好安排，让照片在同一天准备妥当，这样就可以在佛罗里达的各份报纸和美联社的全国通讯中使用。
　　在控制事件和知名度的事情上，艾尔从来都不会错过玩一点花样。
　　几个孩子是我们婚礼上惟一的客人，他们并没有给我们多少仁慈。丹穿着花里胡哨的夏威夷衬衣赶来，脸上还有乱七八糟的胡子，从头到尾都板着脸。
　　隆达是我的大女儿，她处在佩花嬉皮士的状态，比丹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女儿简和我的另外一个女儿基姆表现正常。
　　我们去卡普尔科和巴巴多斯岛度蜜月。我想去巴巴多斯，他想去卡普尔科。因此我们达成了妥协办法。我们在上面两个地方各玩了一星期。
　　名分算个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改名叫艾尔·纽哈斯夫人。我也没有改名叫罗里·纽哈斯。
　　结婚以前，我告诉艾尔说，我在威尔逊这个名字上投入了太多的政治资本，因此无法轻易放弃。
　　他同意，但是用他常有的傲慢口气说的。
　　“反正我也不允许你使用我的姓名。”他说。“也许等你选到美国参议院或者进了白宫，而且我也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退休了，你才可以使用我的姓名。但是，在此之前可不行。”
　　这话本能应该是一个提示，说明艾尔对我寄予了很大希望。我现在才明白，他也许从来都没有想要一个真正的妻子，他更希望有一个权力伙伴。
　　跟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的是，我更多卷入了加内特公司的事务，比艾尔参与我政治生活的时候多得多。他在加内特公司的事情上极其专注。
　　我经常跟艾尔一起做商务旅行，但并不扮演传统的加内特公司配偶的角色。我不会坐在旅馆房间里，而是去参加会议，一般是与报纸的部门头目们的会议。
　　我在会上并不发表任何意见，但我开始记笔记。有点像罗萨琳·卡特的意思，她经常也会出席卡特总统召开的内阁会议。参加了几次报纸会议以后，我开始注意到一个模式了，所有部门负责人都是男性白人。
　　作为佛罗里达参议院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主要倡导人，我意识到加内特公司需要有自己的平等权利修正案。
　　艾尔表示同意，他觉得当地领导层应该反映出各地的读者层面。艾尔属于有色盲的人，他并不在乎你是什么肤色或者性别，只要你能把工作干好就行。
　　他同意并决定雇用我为加内特公司顾问，推荐一些办法来改善加内特公司女性的机会。
　　这就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了。但是，当我跟出版人和各级聪明的女性谈话时，我得到的注意力和采取的行动比普通的咨询人员效果好些。出版人更多担心我的枕边话，而不是我的顾问报告。
　　艾尔并不担心细节问题。他只想做行业里最好的，希望为每个人都提供同样的机会。他估计自己的妻子会比职业化的咨询人更容易切入正题，他也愿意因为雇用自己的妻子而遭受众人指摘。
　　嫁给艾尔就如同坐上了过山车。
　　我们的生活开心到了极顶。我们在全国和全世界到处旅行，住最好的宾馆套间，吃最好的食物，喝最好的香槟。
　　这是一种神话一样的生存状态。
　　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嫁给纽哈斯就如同为他工作一样。他指望自己的个人生活跟职业生活一样有秩序地运行。对于打断他有规律的生活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了。
　　艾尔对任何问题的解决办法，无论是家里的问题还是工作上的问题，都是扔钱了事。“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格。”他常常这么说。他并不关心修复一个问题需要多少钱，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行。“修复它！”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最终，他也拿这个办法来对付我。
　　我听了艾尔的劝告，没有再次竞选州参议院，现在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错。“你已经干过那样的事情了。”他说，“为什么要再次竞选呢？”他建议我去竞选更大的东西，比如州长或美国参议院。我简单地尝试了一下竞选美国参议院的事情，但最后没有坚持下去。
　　艾尔很喜欢与一位参议员结婚。我放弃了竞选更高职位，艾尔也放弃了我。
　　无过错，无情感
　　到了最后，艾尔已经没有情感显示出来了。
　　他对别的事情和别的人产生了兴趣，我已经成为历史。
　　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无过错离婚法，我们并不需要为离婚设定法律基础。
　　婚前协议详细说明了离婚后我会得到什么。艾尔说：“我并不在乎你如何处理此事。你可以全部拿现金，或者全部拿股票，或者拿房地产。或者你可以两者兼得。我对上述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情感上的依恋。你来决定吧。”
　　我以44岁的年纪刚刚在法学院完成第一学年的学习。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维持南瓜中心了。我也不想光有财产而现金不够用。但是，可可阿海滩就是我的家，我不想被纽哈斯或别的任何人赶走。我远在他之前很久就已经生活在布里华县了。因此，我在隔着两桩房子的地方住进了私人家庭旅店，还拿到了一部分现金和一部分股票。
　　我们带着律师见面，确定最后的条款，事情看起来十分冷淡。我开始哭起来，放声痛哭。“这事我们解决不了吗？”我问，“这一堆乱事我实在处理不了。我们走吧。”
　　因此，我们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一起吃午餐，就财产分配的事情达成总体意见。回到律师办公处的时候，我说：“如果你再加上1,500股加内特公司股票，我就立即签字，事情就算完了。”
　　他想了一秒钟，说：“你喝醉了。”
　　我意识到自己当初并没有准备好嫁给艾尔·纽哈斯，从情感上和物质上都没有准备好。我觉得自己现在有可能准备好了。事实上我现在很想念他──我们是很不错的一对伙伴──从职业上讲是这样。我过去喜欢跟他一起商量《今日美国》的一些事情，我们是很不错的一个小组。
　　但是，从默里特岛上的家庭主妇到坐着喷汽式飞机到处跑是太大的一个跳跃，就像“富人与名人的生活风格”节目里描述的那些名人。
　　过分慷慨
　　现在回头一看，我花了太大的劲去省下艾尔的钱，真是让人摇头。他自己一点也不在乎这件事情。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他想要为我买一辆梅塞德斯SL奔驰车，但我拒绝了， 他一再要求为我买一件裘皮服。我们在纽约的时候，我看了好几次，但回家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因为我生活在佛罗里达的时候，花2万美元去买一件裘皮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从艾尔那里得到的最值钱的礼物是一只漂亮的金表，他在上面刻有一排字，是：“我们的时间才刚刚开始。”
　　甚至到今天，艾尔还是我认识的最慷慨的人。在未经恳求的情况下，艾尔为我1988年的参议员竞选活动捐出了3,000美元──佛罗里达州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虽然那次竞选活动并没有成功。
　　我看到别的人对他送的礼物的反应，因此想到了他的慷慨。他最近给他目前的朋友之一送了一辆崭新的白色劳斯莱斯车，是可可阿海滩上的另一位金发美女，叫芭芭拉·惠特妮。她在《今日佛罗里达》上登载了一个整版广告，显示劳斯莱斯车上的铁格栅，上面还挂着很大的字：“感谢！”
　　艾尔是美国最合格的单身汉。他很有吸引力，有钱，有挑战性，激动人心，假如不介意跟一条蛇一起坐过山车，那他就是很好的一个追求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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