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危险，欧洲各国能够也必须携手并进。但出路并不在于建起一座欧洲的壁垒来对付北美的未来壁垒。欧洲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它了解各国之间的相互经济封锁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要建立欧洲壁垒，而是要作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充满力量的欧洲式选择来代替那种具有破坏性的、盎格鲁一萨克森式的市场激进主义。借共同的币制、多灾多难但已成过去的共同历史组成一个政治联盟，会在世界政治力量角逐中毫不逊色于美国与未来的强国中国和印度。经济上的强大是世界市场上唯一重要的力量因素，多年以来，美国的贸易战略已然证明了这一点。有约4亿消费者的市场作依靠，一个统一起来的欧洲同样可以发挥出力量，首先在欧洲内部，其后在欧洲以外形成一条新的经济政策，它奉行的将是约翰·迈纳德·凯恩斯与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原则，而不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原则。只有统一的欧洲才能在没有任何束缚的全球资本主义中贯彻社会均衡的原则与生态改造的原则。
　　更为糟糕的是，从里斯本到赫尔辛基的政府枢纽中，许多有此信念的欧洲人迄今仅仅是在技术统治之路上推进了欧洲的一体化，他们将选民们排斥在对欧洲未来的筹划之外。其结果便形成了康采恩的欧洲，在这个欧洲，那些官员们——无所谓是谁——有无处不在的工业界的据客作顾问，他们按照美国的样式，把导致社会分化的市场计划注入欧盟法规，而没有让公民们哪怕只是认真地了解一下这种法规的优缺点。随着国内市场已开发完毕，欧洲各国都变得无法进行改革了。由于彼此依赖，它们都不能单独行事了。而这些国家都缺乏多数决策所需要的民主传统。因此，一个有生命力的欧洲联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对自己的决策过程认真地进行民主化。只有当内阁闭门造车式的立法被公诸于众，只有当欧共体的每一项立法都在各国议会中，并在有外国发言人参与的条件下，得到了讨论，欧洲的选择才有真正的机遇。只有既动员起欧洲的力量，又民主式地策划这场变革，才可恢复改革的能力。
　　这决不意味着要建立起再度泛滥成灾的官僚式国家体制，来管理所有的事情和每一件事情。情况有可能完全相反。在欧洲重新确立政治对经济的优先地位，就会拆除官僚主义这条九头蛇迄今赖以不断长出头来的温床。如果欧洲范围内的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基本路线是通过政治途径，而非经官僚们磋商而制定出来，在所有欧共体国家当中越来越乱成一团的纳税制度就失去了基础，而正是国际上纳税制度的漏洞使国家财政每年损失几千亿元。疯狂地膨胀起来的分发各种津贴的国家机构也是如此，之所以无法对它进行监督，是因为欧洲联盟无决策能力，它不能在各国财政之间保持简单的财政平衡。
　　谁说欧盟的公民还没有认可一个统一的欧洲，就是在颠倒黑白。民主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可以肯定的是，选民们对技术统治式的欧盟并不怎么满意，他们是有道理的，但多年来，他们搞垮了各个国家的国内民主，使之变得可笑了。可以肯定的还有，绝大多数的欧洲人并非情愿走美国和英国式的社会自我分裂之路。如果说民主化的欧盟是维系社会稳定、生态的未来与国家主权的唯一可行之路，那么至少在法国、南欧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这项规划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政治支持。
　　但果真有一种将欧盟从官僚主义的死胡同中解救出来的政治力量吗？可能还没有，也可能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的欧洲公民都在工作岗位上、在邻里交往中、在无数的社会活动与生态活动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致力于有关世界市场迷梦的选择，致力于社会合作。无论是在绿色和平组织、社区中心或妇女之家，在工会或教堂，还是在救助老弱病残的活动、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活动、或救助流亡者的组织中，每天都有许多人士在各处为作为公民参与有益于公共福利的活动而作出巨大的牺牲。这一公民群体比它的许多志愿者们所意识到的要强大得多。组织起来的工人们肯定不会听信别人说，他们反抗劳动贬值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只是在阻挠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已。正义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因此，在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群众性罢工都打出了恰当的旗号。即使这些罢工部分地有利于维护有特权的国家公务人员的利益，它们作为抗议自下而上的再分配的行动也是合法的，而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公民也是这样看的。否则群众的公开性支持不会如此广泛。在伦敦、波恩和罗马的大规模工会示威同样是一个遍及欧洲的力量的标志，而各国政府再也无法忽视它的存在了。
　　有许多大的基督教会的积极活动家与代表人物都在为这些同样的目的而做着努力，虽然那些态度消极的成员们脱离了教会，但教会为热心的青年人提供了更多的从事自己的社会活动的空间。如今又有许多人参与德国基督教教会大会了，这标志着在高效率的社会中，人们普遍需要引导与互助。
　　这期间，欧洲经济与政治界的精英人物们未雨绸缎。许多人一想到这片古老的大陆将进一步美国化就感到深深的不安，即使他们没有明言。有一些有勇气的人已开始公开地另辟蹊径了。例如，亿万富翁、欧洲工业保险业董事长罗尔夫·格尔林就同他那财大气粗的行业的其他代表人物一道，致力于对工业国家作生态改造。“我们的世界完全变了”，格尔林这样说道，他预言会有一次“类似于从中世纪到近代那样的”划时代变革。他想用自己的一部分资本促成企业创造出的的确确适应于未来的产品。与德国相比，罗马语族国家的有影响力的工业界人士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对自己国家目前的路线抱怀疑态度。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要求，必须将全球化进程塑造成“可控制的”，这反映出法国企业的领导人的日益不满，他们根本就不想降低工资档u减工作岗位。在意大利，前菲亚特首脑乌姆伯托·阿格耐力也警告说：“如果为适应世界市场而付出的社会代价是无法承受的”，那么许多国家就会重新滋长出“闭关锁国的倾向”。
　　几乎在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有足够的社会力量在支持民主改革，反抗市场的专制，反对分裂倾向与新右翼。迄今为止，在欧洲还未形成某种改造社会的政治力量。但这种情况会保持不变吗？欧洲的选择所带有的弱点，并不在于它缺乏选民的支持，而在于它的创造性力量分散为国家性的或地区性的。但在跨国经济的时代，局限在一国边界内的改革观点已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不能够将于百万热心的公民团结成一个可靠的同盟，给他们带来一种超越国界的、欧洲性的观点呢？欧盟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不仅是属于官僚和专家治国论者。
　　至于是否还来得及赶在各国公民重新分散到各国的小圈子里夫之前建立一个联盟，对此，德国关于全球化进程的讨论的结局是不无影响的。在各个党派当中，都有足够多的政治家感觉到，目前的世界市场路线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赫尔穆特·科尔与其社会民主党对头奥斯卡·拉封丹至少达成了一点共识，即欧盟为恢复各国的运作能力提供了唯～的机会。各政党是否会突破国家的樊笼，并以民主的生活来充实前人的欧洲观点，虽然木是仅仅由他们说了算，但也取决于他们。如果他们伙同自己的国外政治盟友真正致力于欧盟的民主化，那么他们所迫切盼望的泛欧洲市民社会或许就有了一线希望。只是还必须争取自由派人士的支持，至少要争取那些以公民权的卫士自居的人的支持。如果在没有国家的欧洲市场这块温床上进一步滋生出有组织的犯罪，他们是无法拿出强有力的论据，反对建立警察监控机构这一要求的。
　　同样受到损害的是欧洲最大的绿色革新政党的核心要求：对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改造。这肯定要富裕国家为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福利”，绿党负责税收政策的奥斯瓦尔德·麦茨格就是这样表述自己政党的宗旨的。迄今已习惯于奢侈浪费的大众消费之风的北方各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我们不得不为此做出巨大的牺牲。只有用服务经济和节能经济来克服用过就扔的经济，用便于行人的市政取代便于机动车的市政，从而减少交通拥堵，才有可能给南方国家创造生态空间，而这是它们为着自身的发展所需要的。但有利于资本雄厚的人的全球化再分配并未将这目标带近一步，反而把它推得更远了。削减工人与职员的工资消u减社会转移支付并未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只是有利于富有的、高技能的那五分之一社会成员，其他人的收入减少了多少，这五分之一的人的利息收入与薪水就增加了多少。如果大多数选民都活得惶惶不安，担心自己不久就要倒霉，那么生态式的改革规划就再没有机会在政治上获得多数的支持，即使人们只是由此而感到要放弃一些消费品罢了。地位稳定的开明中产阶级市民也许还会放弃自己的汽车，而福利沙文主义者则决不会这样的。
　　如果欧盟各国能争取多数的政治改革家们为了社会合作而认真对待自己的纲领中的目标，他们就必定会当真去应付国际化经济带来的挑战。因此问题仅在于以欧洲的方式发展起各种机构与机制，使得重塑欧洲的政策变得可行。赫尔穆特·科尔式的欧洲会将解决欧洲问题的钥匙即货币联盟免费送上门来。货币联盟使得在全球化的关键之处，即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推行那些促进社会福利的规则成为可能。同时，它又将欧盟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这些国家要么就制定出民主形式的共同法制，要么就彻底失败。如何利用这种机遇，关键取决于迄今尚属一国的政策是否能及时从欧洲的冬眠中苏醒过来，将任何改革之梦所及的疆域都拓展得超出各国国界之外。
　　有一位美国经济分析专家、华盛顿对外关系委员会负责人埃坦·卡普斯泰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卡普斯泰因于1996年5月写道：“世界正无情地接近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刻，未来的历史学家会问，为何当时没有及时地采取措施。难道经济界与政治界的精英们没有发觉，经济与技术上的转变都带来了怎样的深刻变化吗？到底是什么阻止了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避免全球性社会危机的呢？”
　　对于这片古老的大陆上的公民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要选择出，要由这两条欧洲遗产的主流中的哪一条来塑造未来：是由可追溯到1789年的巴黎的民主潮流，还是由1933年在柏林得势的极权主义潮流来塑造未来。结局是由我们这些选民和迄今尚多数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来决定的。市场乌托邦主义者为新右翼开辟了道路，如我们不再听凭他们来决定行动的准则，就会显示出：欧洲会做得更好！

招商银行股票走势和K线图分析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