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设想都建立在一个目前尚不存在的共同前提上，这个前提就是：既要有有能力的政府用这些改革措施来应付这种新的全球化情况，又不致遭受资本流失的打击。唯一尚能靠自己的力量做出这一转变之举的国家，就是美国这个超级经济与军事大国。但是在目前，指望美国积极主动地对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控制以有利于各国人民，这几乎就是望梅止渴。相反，可以预料的是，未来的美国政府会更多地采用贸易保护主义这种表面上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以牺牲其他国家的贸易利益为代价来做到这一点。
　　这与美国的传统并不抵触。还从未有过一个无私的美国来帮助其他国家解决它们的问题。美国政府无论打什么旗号，谋求的向来只是它所认定的本国利益。只要还必须同东方的恶魔之国相抗争，就要有一个繁荣、稳定的西欧，它可以用来向共产主义炫耀资本主义美好的一面。而如今，华盛顿再不会因这一目的而需要欧洲了。当需要为了设在美国本土上的自己企业的利润而把外国产品与服务从美国市场或其他重要市场排挤出去时，美国政府在这种利益驱动下会毫不迟疑地通过政治来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1995年美元危机时，克林顿政府已经让人们尝到了未来的大西洋沿岸冲突的最初滋味。1996年8月，打击接踵而至。美国总统借口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签署了一项法令，要将所有同利比亚和伊朗做生意的欧洲和日本的企业赶出尤其是石油和建筑工业的美国市场。欧共体各国均随即意识到自己必须回敬以相应的报复措施。正是由于美国式的福利国家已然不行了，它的人民无须承受来自世界市场的危机性冲击，所以可以预料，这种针对全球化的“逆流”恰恰会来自于把对市场的绝对服从推广到全世．界的那个国家。这位北美巨人不仅作为军事上的世界警察越来越令人无法指望，作为自由的世界贸易的保护者，它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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