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在“伍尔维什”或者“科内斯”结束那就是我的幸运了。在这儿我想得起来的就是那张扁平的木桌子了，上面摆满了吸引我的便宜的海滩纪念品，像塑料皮夹子，上面贴着棕榈树的彩色画片；还有海贝壳制作的立像，但是，最让我渴望得到的——而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是那枚“圣·克里斯托弗”纪念章，但它被人们保存在一个上了锁的玻璃匣子里，因为在南加利福尼亚，每个小孩都想得到这样一枚纪念章。
　　我突然有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坐在伍尔维什的午餐柜台旁，我一勺勺地舀着苏打冰淇淋，母亲在旁边要的是肉桂寿司和咖啡，彼此分享着一种罪恶的快乐，因为现在离晚餐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我的母亲极少纵容我和她自己，也许是因为这种方式将意味着偷窃外公的东西。但是在那些星期六的下午的确提供了一次放纵的机会——我单独和她在一起，远离了我的外祖父，对于这点，我现在才意识到，原来是我们那时觉得如此沉闷，惊恐然而快乐的隐密的原因。
　　因为在公共汽车路线的另一个终点，拎着沉重的购物袋，要经过一座石油钻塔，它位于住区中央，用蕃篱隔开，油泵一天到晚都在响，然后我们就照例回到了松树街那幢独眼红砖屋。当然我是以一个小孩的眼光来看待它的，因为一株批把树掩藏了两个前窗其中的一个，而另一个窗户看起来就像是透过百叶窗，带着怨恨往外瞪视的人的一只眼睛。
　　外公买房子的时候它还是新的，是这条街唯—一栋砖房。四处紧闭，关起门来完全就像一座地堡，连一块绿草坪也刈除光了，以保持一致性，除了一根柱子上挂着的黑色邮箱，再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六十年代的新鲜事物之一就是有明亮的黄色装饰的全电气的厨房，时间观念也渗透到了餐桌灶头，当然那特别涉及到外公的时间：“问问你外公他晚餐想吃什么……”“外公准备好了我们就开饭……”在那本便笺簿里的家庭分类账上我发现，我们占用了我外祖父简朴的家中的两个房间，为此我母亲每个月要支付54．67美元的房租。
　　现在我想念她。我想要那双布满雀斑的手臂抱抱我，我想要我们之间的融合，它不仅被她的死，也被我幼年时期神秘的观感所打破；我想要它重新修复。但是怎么能够？她没有走近我，相反，我感到她留下的印象又一次晦暗下去，总是被外公所遮蔽。
　　在她的阴影下的生活怎么能跟到位于百老汇那幢醒目的蓝色玻璃大厦里的警察总部作一次骇人的、刺激的访问相比呢？外公会带着我到繁忙的警局中转圈，这里的每个人都夸我聪明伶俐，然后，如果没有囚犯的话，我们还会到真正的监狱里去，这里有一个可怕的铁铸的厕所，在外面等他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弟兄们出来了，钻进了他们的警备车，我就一个个地大声叫出他们的名字，我经常用手指去触摸门厅里那枚巨大的铜制警徽，还有一座浅浮雕，一个警察保护着一个男孩和女孩，“永志不忘”——长滩警官协会，让我产生一种前青春期孩子的性激动。
　　外公带着我去见世面。母亲就呆在家里。外公带着我到海岸线上去，在激浪中挣扎洗礼，摔倒了就威吓我站起来再上去，我也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我扑倒在海浪中了——她在哪儿？胆怯的、消极的、惊俱的、自贱的，直到那一堆90磅的尸体瘫软在我的眼前，那最后的时刻，她的皮肤完全成了绿颜色，她根本就没有力气从医院的病床上爬起来，她侧身躺着，却没有面向我，她的手臂竭力想从她早已失去生命力的骸部曲线上抬起来，一个微弱的声音，我的名字，在我的手指与她干枯的手指缠绕在一起时从喉咙里发了出来，我十四岁。
　　她仍然没有彻底离开，仍然……也许我真的对她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我现在捧在手里的这些又献，有谁还会像我们这样保存起来的？那不仅仅是为了在某一天她的女儿能够找到它，否则为什么要把一张普通的生日卡装到一个信封里，藏在保险盒的最深处？这是她的结婚证书，盖着拉斯维加斯市的图章，1964年8月3日，它宣布在这一天，米桂·桑切斯和格温·格蕾，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正式成为夫妻。
　　我盯着它，只有一个愿望：那个留着马尾辫的黑女人，钉着铁掌的蓝色鞋子踏在米色的毡毯上，她把那铁门关上，把那巨大的黄铜轮盘牢牢旋紧，把我关进它现在我已深有体会的、黑暗的、窒息的地窖中，让秘密都埋葬在这里吧，这样，一切都将不会改变，永远。
　　外公没有来应门，我只好用我的钥匙。他正坐在阳台外，面对着黄昏的暮日，身后的动静好像都听不见，他看上去和平日一样。他穿着通常的那条棕褐衣便裤和露出脖梗的黄色马球衫，光的脚颠转了左右方向，交叉着摞在一张塑料矮几上，他宽厚结实、爬满皱纹的手——因为年纪的关系，变得潮红，茸毛耸立——按在胸口，下巴上抬，喷着鼻息。
　　但是，另一个古老的温和告诫阻止了我把他唤醒：“老爷爷需要休息。”我回到房间，着手收拾起咖啡杯、玻璃杯放到厨房里去。在水池底的棕色胶垫上，放着一些发黄的酥酪，旁边是那根一头缠着棉纱的木头洗碟棍，是外公用了好几年的。我能看见那双沾满油腻的手把咸猪肉和炒鸡蛋盛到绿色的三聚酰胺盘子里，伸出、缩回就像长滩上几乎冲跨我的海浪一样有力。我把杯子放在橱柜上的时候它们发出叮当的碰撞声，然后我便回到了落日底下。
　　“外公。我来了。醒一醒。”
　　他睁开眼睛，笑了：“时间的婢女。”
　　我没有笑：“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你才驯服了那个骚扰简娜·玛森的卑劣的医生吧。”
　　“差不多。”
　　“见鬼，新闻里全讲了。我刚刚才在这里得知。”
　　他把脚从矮几上放下来，站了起来，我镇静地注视着他。
　　我跟着他，我们穿过滑动玻璃门走进凉爽阴暗的起居室。太阳光斑仍然在我的视野里飘动。他从电视机顶上拿下一叠报刊杂志。
　　“你成了名人。”
　　但是在他平板的音调里好像并没有祝贺我的意思。他捉住了我的眼睛，才把报纸递给我。在他挺直的鼻子和扑满风霜的脸颊构成的慷慨大气的面具底下，是一张带着嫉妒的不高兴的孩子气的脸。
　　当然我在任何方面都不接近于一个名人的标准。在外公认《洛杉矶时代》、《今日美国》和帕尔姆·斯普润当地的破报纸上收集的文章里，我个人从未被提到过。凡涉及FBI的地方都转弯抹角，重头戏当然是这起价值百万的医疗官司，由“电影王后”简娜·玛森和她兴风作浪的“超级私人经纪人”玛格达·斯脱克曼对“玩弄明星的矫形医生”的起诉。所有的传媒都使用了一幅大图解，上面是两个对立的人形，玛森在一边，依贝哈特在一边。她看起来那么漂亮，那么脆弱，而他则弓着腰，充满了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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