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希尔的国民保障银行，外公还是个年轻的圣莫尼卡警官时曾在那儿开过一个户头，现在叫作加利福利亚实玛鲁银行。从6O年代以来，它一定已几经改头换面了，但是所存这些改变，从里到外，都并没有给那个米色砖头搭起的盒子增添什么新的内容。
　　可以想象，这个保管库跟外公第一次把他的重要文件存到这里时是完全一样的。即使在改建时你也不能把保管库移去。我敢打赌，过去三十年来的每一天里，时间总是“咔嗒”一声闸在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保管员转着轮盘，一边叽咕，用两只手把门拉开，门半开着，人们都会对那扇六时厚沉重铁门感到惊奇。它现在仍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同陵墓般的建构方式一样让人难忘；你知道那种方式的，厚重的花岗石条无比精密的砌在一起，在里面，一切都从来不会有所改变。
　　一个背着马尾辫，戴着长长的水晶耳环，沉静忧郁的黑人妇女察看了我的签名后才打开一扇内门。显得笨拙的门口镶嵌着黄铜和铬合金的方格图案，我们从中穿过走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排着装着合页、擦得锃亮的柜门。我把钥匙交给她。一只钉着铁掌的蓝色鞋子踩在一张踏凳上，一只手伸上去打开了638号保险盒。在她身后是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紧急通风设备”和一行说明。她从踏凳上跨下来，拿着一个长方形盒子，把我领到一间更小的密室里，里面有张桌子，门我可以关住。然后她就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死寂的空气里。
　　我因为一种恐惧和沉痛的感觉而几乎呆滞了，费了很大的劲才迫使自己把那个狭长的金属盖子掀开。
　　我希望除了一张遗嘱，再不要有什么躺在这冰凉的空盒子里，但实际上，里面却塞满了各类家庭资料，就像是一个人随意从餐具柜里往外拖曳出来的东西一样。
　　这堆东西的最上层，是一张泛黄的剪报，1962年9月12日的《圣莫尼卡晚报》，大字标题写着“‘最自私的贼’忏悔了”。文章讲了一个瘫痪的棒球迷的故事，他由朋友带到“逃避者”体育场去看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他把他的轮椅放在了体育场顶端的通道上，后来轮椅就失踪了。在经过广泛的宣传之后，没过几天，它就出现在圣莫尼卡警察局附近的地方，还附带了如下的说明：
　　我是偷了你的轮椅的那群自私的贼中最自私的一个，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此作一个说明，是的，我们这样做原来是想开个玩笑，但是我确实以为这张椅子是沃尔特·奥曼尼的，放在那儿防止紧急情况出现。我现在意识到我们的做法除了满足我们最低劣的幽默感之外，什么意义都没有。
　　我希望有可能的话，在你的内心能最终原谅我。我想我会从这次损人不利己的“玩笑”中接受教训。我真的不是那种好挖苦人的人，我真的希望你和上帝都会原谅我这次的胡闹。对不起。
　　在文章的旁边另有一幅照片：外公的一只手搭在那架失而复得的轮椅上。剃了平头、穿着黑制服的外公看上去很年轻，朝与蓬勃。你能看得见别在皮带上的警棍和“史密斯＆文森38”的轮廓，解说词写道：
　　“残疾人的轮椅”，主人在观看上周“逃避者”对“巨灵神”的比赛时被盗，圣莫尼卡巡警伊文内特·摩尔根·格营发现了它，一家出租商行此前已向主人提供了一架新轮椅。
　　那是一个民风多么纯朴动人的年代啊！这时，圣莫尼卡还只是一个未被开发的熟睡中的海滨小镇，小偷们尚有仟海意识，很多人会认为，如果你的照片能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甚至值得珍藏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在我外祖父的辉煌时刻下面，我发现几枚银元，上面已有了锡斑，显得很破旧，还有被拥成一卷的印有肯尼迪头像的五十美分纸币，却是新崭崭的。里面还有一套1960年起的存款债券，每张面值是100美元，是给我留下的。一张棕黄色的照片，白色的毛边，是我母亲小时候的，被她的父母亲搂着。再有，就是外祖父的最后遗嘱和证明书，指名我作为他的财产受益人，连同他的出生证明文件，我外祖父的出生证明和社会保障卡，保险单，1955年的；一个小笔记本，上面用浮雕凸文印着“你孩子的病历”，里面只有一个我童年时的免疫记录，是我母亲亲手写的；一个便笺簿上记载的是1967年家庭开销的分类账，另外，在一个信封里，是我外祖母的结婚戒指和一枚琥珀石胸针。散落在盒子里的还有一枚镶在一朵搪瓷三色堇上的金心，一些服饰和一串在母亲十六岁生日时给她的珍珠细链。
　　我一件件地触摸这些东西，好一阵子母亲似乎又来到了我的身边，她亲手缝制的棉布围裙，有几次得到允许可以把我的头靠在上面，溅满了黄油和油脂的污渍，母亲戴着它为我们做过几百餐饭，洗过上千次衣——它好像还在散发着那令人宽慰的气息。我突然记起，她的尼龙长袜，曾闻起来有股丹宁和秋天树叶的香气，晾在镶有橙红色和黑色瓷砖的浴室的毛巾架上。在前卧室她的梳妆台上，她总是把她的戒指耳环放在一个玻璃烟灰缸里。我的上帝，她用“查耐尔五号”家具擦光剂，撒满了绿胡椒的夹肉面包。她穿着羊毛裙，上身是胸前坠着小圆纽扣的白色半透明的罩衫，打着拘谨的褶边，当她为布拉迪大夫作接待员时穿的就是这身衣服，但是在它的下边，你看见的却是包裹严谨的背带衬衣。那些都是短袖罩衫，暴露了她的上臂白皙、肉感的内侧。这些，在这间闭塞的密室里，逐一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带着愚蠢的冲动。
　　她每周要工作到周六的中午，经常她和我会乘坐“大西洋干道快车”，沿途经过在童年人看来还充满了神秘色彩的站台，从长滩殡仪馆穿街过巷到一栋一层楼的牙科楼，然后我便会在一间窄小的后屋——厨房兼实验室里呆上三个小时，一面等着她在一台IBM上敲打，应答电话，一面读超人连环画，还可以翻出藏在办公室文件堆里的图画书们《儿童的乐园——“益智游戏”）。母亲冷藏了许多小听装的“穆特”苹果汁，但我爱吃我的美国乳酪三明治和用麦秆吮吸雪泥，没事儿就翻看那些染满灰尘的教科书上的畸形牙床的特写照片。这地方到处飘着乙醇的味道。
　　这边结束之后，我们便回到公共汽车上，接着坐往商业区，她先要到电气公司办公室付清旧账，然后是到“布封和希尔斯”进行一长串冗长乏味的采购：配钥匙，买浴帘和铝锅，几乎每一个小买卖母亲都要询问我的意见，因为她自己从来就是心不在焉。最糟糕的是在“勒内”，当她在那儿闲荡和痛苦挣扎的时候，我却在衣服挂架底下度过了最恼人的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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