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系统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重建美国的工业结构，并且我相信已经有了开工的迹象。但是工业界中也出现了自暴自弃和一味埋怨他人的相反迹象。虽然很多美国人说服务业是美国商业的未来，但是很明显，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放弃全部的重要工业基础组织，而变成那位参议员说的炸鸡餐馆老板说了算的国家。但是我没有看到国会将这种重建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保护主义是对自由贸易的扼杀，是发展自由贸易中的古怪行径，但却也是美国国会议员和以及欧洲政府官员和议员们经常提出的简单办法。多年来我一直对日本政府说，我们应该告诉美国，美国工业的错误在于美国本身，而不在于日本，它是一个美国问题，甚至李。艾科卡都承认这一点。我早就感觉到，与其通过汽车和其它行业中的所谓“自愿限制”协议来扼杀我们之间的贸易，还不如干脆有一个保护主义的法律。
　　松下幸之助，松下电气公司的创始人，1976年和我合写了一本书，书名可以简单地译为《说出我们的担忧》，这本书说的是对杰出人才的需求。就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问我他在该书中的批评意见是否会给国家的商业带来坏的影响，我说：“不，先生，如果为了商业利益而一言不发，日本就会土崩瓦解，而且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批评意见固然会有损于商业，但是从多方面看问题对于商业、个人和国家也很重要。正是因为固执已见，日本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十多年来，只要美国和欧洲人说我们的市场没有对进口货全面开放，我们的政府就回答说：“我们会尽力而为的。”紧接着就会放松关税，撤消一些非关税壁垒，把日本市场的开口撬得更大一点。当出现第二次抱怨时，再设计第二个方案，还是采取同样的步骤，只是多做一点工作。这样下去，一直做到第八个方案时还是不够。所有这些方案都不能解决贸易的不平衡。日本的市场开放得太慢，我经常这样说。然而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汇率问题。直到G-5会议之前，这种局面没有一点改进的迹象，从那以后汇率这个钟摆又摆得太远，使日元的升值创了记录，达到了一个不符合实际的高度。
　　我的观点是日本人对于汇率应该更加强硬一些，对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应该更加直言不讳，而不要一味点头认可，然后又辛辛苦苦地去增加开放市场的措施，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措施是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日本在参加国际谈判时的态度是非常可怜的，我们好像从来都不能抬起头堂堂正正地说出心里话。
　　1979年我和已故的前外相兼驻美大使一起主持了美国-日本经济关系小组会议。小组包括八名私人成员，美方由前驻日大使罗伯特。英格索尔牵头。当时美国的国会议员正在谈论贸易互惠主义。有些人要求在美国商业上得到许可的东西在日本也应该得到许可，而且反之亦然，他们把这称作互惠。这种被我们称作“智者集团”提出的概念不是互惠，而是国家的平等条约。我们的观点占了上风。我们的说法是当外国人在日本能够参加对日本人公开的所有活动时，日本人在美国就可以干美国人得以允许的事了。
　　但是我所认识的美国人好像都相信因为美国的限制最少，所以美国应该制定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标准。在小组会议上我们说，在日本让来自其它国家的人享受甚至日本人自己都没有的特权那是不可能的。互惠意味着要修改法律来接受外国的体系，这并不适合我们的文化。我们在报告中说道：“日本的谈判者应该更多地发言，尽可能公正地反驳美国的批评，将对他们地位的错误理解和感觉削减到最少。当美国政府批评日本的政策或者提出特殊的要求时，日本政府应该对自己的处境作出合理的解释，并加以反驳，而不要一言不发，好像默认了似的，或者干脆就说：‘不行。’”
　　我相信，世界贸易的未来依靠于贸易的增长，而不是阻碍。在这方面，日本现在正在自掘坟墓。如果贸易不平衡不能改变的话，那么别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多地要求对日本出口产品的限制。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而不要只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肯定会得以恢复。我们正在接近这一点，由于美国制造业的损失，美国可能需要日本和日本的出口，这与日本对美国市场的需求一样，甚至更多一些。
　　有些美国的分析家已经说过，日本的速度将会减慢，日本正在失去职业道德和其它东西。很多日本人，特别是老年人，认为我们已经失去忠诚的感觉，或者说现在的人工作只是为了玩。人们的心态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但是尽管在态度上一代人自然与另一代人不一样，日本的职业道德还是非常稳固。
　　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强大和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再安安静静地生活在一个角落里，心里只想着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要发表意见，就应该采用能使对方听懂的方式。即使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力量，我们对此仍未习以为常。但是如果要想与邻居平安相处，我们必须采用不同的做法。我们与美国人之间有问题，因为美国人非常感情用事，所以这些问题不好处理。但是根据我与美国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我发现，如果你直言不讳和充满信心，他们就会听你的，甚至可能改变自己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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