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公平的汇率是多少，对此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可以召开一次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对各种货币进行调整，允许在最佳值的预定上下极限值之间有较小的、合理的波动。我们在工业中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使产品的原始成本下降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二，但是在现在的系统中，我们的货币在一天以内就可能波动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在经济上把我们的努力一扫而空。这就使得人们失去了工作和创新的愿望，自由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动力正在消失。如果连自己的钱的价值都不知道的话，那就很难做生意和制定未来的计划了。
　　尽管有这种无法确定的因素，我们还是决定对圣迭各的工厂进行投资。岩真胜夫担任索尼美国公司的总裁时，他也和我一样，强烈地希望在美国建立一个电视机厂，尽管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很好。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还是固定的三百六十比一(黑市上甚至是四百二十比一)，美国的RCA、齐尼斯和阿德密尔等公司正在向墨西哥和新加坡转移，他们打算到那里去生产电视机。公司里岩真和我对美国的市场最熟悉，我们感到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应该向美国进军，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市场。
　　但是在集成电路问世之前，生产电视机的过程中有很多手工操作，而美国的人工费用更高。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工厂，据估计这家工厂至少需要二千五百万美元，小寺久日是圣迭各工厂的第一任经理，他被召回日本，我们让他估算和计划一下在美国运作的近期和远期成本。项目组知道将来在美国开张时的费用。项目组也知道集成电路马上就要问世了，不久就会取代晶体管，在三到四年的时间内，由于每一台电视机的部件数量减少，装配时间也会减少，这样我们在美国付出比在日本更高的工资就可以得到补偿。
　　但是这仅仅只是隧道尽头处的一线光明。小寺至今还说，他当时带着全面的数字和设计方案来到我们的管理委员会时，他感到很悲观。根据三百六十日元等于一美元的汇率，即使我们可以预料三年以内生意就会兴旺起来，1971年8月当时的数量并不能说明建厂的合理性。但是那时候井深和我是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们了解这些数量，我们觉得从长远来看这步棋将会被证实是有先见之明的。我们知道日元不会长久地维持在这么低的汇率上。我们甚至没有问及数量，这使小寺吃了一惊。我们告诉他要勇往直前。我们派他去参观我们主要的电视机装配厂，大致了解一下最新的生产系统，为他在圣迭各的工作做好准备。
　　就在那一天稍迟一点的时候，也就是8月16日(美国还是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改变美国的货币政策，将美元贬值，日元对美元升值15%。尼克松暂时中止承诺将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或者其它货币固定资产。他停止了外援，对所有的进口货增收10%的追加款。这个消息令人喜出望外，它使我们在圣迭各的计划大为改观。本来即使在几年内财政上会遇到困难我们也要把这个工厂的项目搞下去，现在这件事对我们的将来是一个好兆头，它将使我们可以制造出印有“Made in U．S．A．”标记的产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者的法国总理弗朗索瓦．密特朗似乎成了欧洲唯一的懂得需要改变汇率系统的领导人。他经常说现存的汇率系统是错误的，他希望能将欧洲货币系统(EMS)应用于美元和日元。
　　在EMS中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保持固定汇率，并定期地由EMS进行调整。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按外汇市场的汇率进行，可以大幅度波动，但是在集团内部有相互协作，杜绝了货币投机商或者不相关事件造成的任何大幅度摆动。
　　我们从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那里得到了这种良好的自由市场的经验，而那些声称信奉自由经济的国家领导人却不懂得这一点，真是令人难以想像。我认为这不仅仅具有讽刺意味，也是相当危险的。
　　我在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曾经非常努力地强调过这一点。但是金融专家却没有长远的眼光，他们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或者说：“哦，那很危险。”他们似乎缺乏创造和想像的能力。
　　过去当我向大藏省的专家们提议，我们必须干预金融市场，买进日元，使日元更加坚挺，他们说：“不，我们不能干预，我们能够用来买进日元并使之保值的钱太少了。”但是在G -5做出决定之后，日本银行进行了干预，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有助于日元的升值。
　　在此之前，我在美国也谈到过这种需要。那里的金融专家说：“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固定汇率呢？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固定汇率，那么我们现有的浮动系统就是最好的。没有别的选择了。”我感到很愤怒，我说，如果我们的工程师认为现有的系统就是我们可能设计出的最好的系统，而且没有其它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创造了。我们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是不断地提出新的想法，一项发明的完成之日正是开始对它进行改革之时，正因为如此，技术才发展到了今天的水平。我对一位专家回答道：“如果你们说因为不能恢复到固定汇率系统，所以浮动系统就是唯一的选择，不可能再有变通，那么你们正是在向全世界说明你们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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