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坐在床上，手里拿着孩子的一个玩具。见到我，便抬起焦急的眼睛。我试图掩饰自己的不安，不料却忍不住哭出声来。安娜走过来，与我抱头痛哭。
　　我打电话给我父亲。他声音严肃，犹豫了半天才回答我，这使我越发担心。他明天就来。
　　不一会，接到安娜通知的帕斯卡尔赶来了，要求中午我带安娜去医院时也跟着去。
　　我们坐在候见室里。别的家长们也在那，跟我们一样默不作声。走廊里，医生们在讨论。他们说得那么清楚、那么大声，我们一字不漏都听见了。几分钟过去了。我站起来，去办公室找医监。她认出了我，一边继续写她的东西，一边对我说：
　　“您见到医生了？哎，这很奇怪，我一分钟前还见到他……”
　　“不麻烦您了，医生，我去找她……”
　　在一个房间里，儿科医生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正在听见习医生说话。我走上前去。她看见了我，但这回，脸上没有微笑：
　　“啊，我们正在说您的孩子……我想对您说病很重，非常严重……检查还没有全部结束，但我们已经有了部分结果：孩子得了罕见的肾综合症……我不一一详细说了，但我们认为，这是由一种大肠杆菌引起的……我应该跟您说清楚，眼下，我保留我的诊断……”
　　她看着我，也许在等待我的反应，等待我提问……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问……
　　“惟一的希望是他的体力……这孩子生命力很强……我们给他注射了抗菌素……也许明天会看得更清楚的……可现在，我无法安慰您……孩子的母亲怎么样？现在不要把情况全告诉她……当然，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的……”
　　“谢谢，医生……我晚上再来……再见，小姐，再见，先生。”
　　安娜和帕斯卡尔在走廊尽头等我。
　　“检查还没有全部结束……医生认为问题很严重……也许是大肠杆菌……不过，还有希望……孩子似乎很强壮，会顶得住的……也许……”
　　安娜走近我，靠在我身上，抓住我，扑到我怀里哭了：
　　“我的孩子……我不想他死……我的孩子……”
　　我把她拉到了外面。
　　一回家，我就打电话给我父亲。起初，他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开始鼓励我……
　　奥德丽也许猜到了我们希望独处，便跟我们说她要走。她很快就收拾好行李，答应每天都打电话来了解消息，并说，欢迎我们一家三口去爱尔兰。她拥抱了安娜。我感谢她对爱德华的照料，付了钱。当她离开的时候，我勉强笑了笑。
　　三点钟了。帕斯卡尔建议带我们去吃饭，我们拒绝了。安娜不停地抽烟，没烟了。我出去买烟。
　　外面，马路上、人行道上、商店里人来人往，我想起今天是星期六下午。我穿行在人群中。他们怎么不知道我很不安，我觉得这很奇怪。在我常去的烟铺里，几个人问我儿子的情况。孩子出生后，我曾告诉过他们。
　　“谢谢，先生，他很好……我们希望他一直健康下去……”
　　“啊，没有理由不健康……”
　　“不过，您知道，命运无常……算了，不想它了……您呢，一切都好吗？”
　　我回家时，发现安娜的眼睛红红的，她刚哭过。我吻了吻她的额头，然后来到厨房。帕斯卡尔正在沏茶。
　　四点左右，我打电话去医院。孩子的症状没有变化，检查在继续。我通知他们我晚上八点左右过去，了解最后的结果。
　　我不停地问自己：“孩子是从哪儿染上这病的？我不明白……大肠杆菌……也许是从母体带来的？……”
　　我手一松，杯子掉到地上打烂了。安娜不知什么时候已来到我身边：
　　“别再折磨自己了……我敢肯定你正在责备自己……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追究责任又有什么用……”
　　我再次赞赏她。她能猜到我的心事，并且敢于调解。
　　帕斯卡尔给我们端来了茶，并跟我们谈起了她丈夫。今天早上，她得到了丈夫的消息：
　　“那是个很危险的地区……我得承认我不是太放心……”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安娜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详细地提了一些问题。帕斯卡尔觉得很投机，一一作了回答。尽管她们不想冷场，但有时仍觉得无话可说。这时，她们赶紧没话找话。
　　七点半左右，我要帕斯卡尔留下来陪安娜，直到我从医院里回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
　　“好的……我想等到最后的结果出来……你们看吧……我敢肯定会是好消息……”
　　关门时，我还认为也许她说得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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