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门，我就惊呆了：职员们安静地坐在桌前登记姓名、算帐、划线、打字、互相通话。我把爱德华递给奥德丽，让她坐下。一个年轻的妇女开口问我。我把自己的姓、名、地址、职业、社会保险登记号以及孩子的名字、出生时间和地点一一告诉她，并且看也不看就在各种单子上签了名……
　　“您是信什么的？”
　　“嗯……天主教。”
　　调查结束后，她指着一条走廊，要我过去检查。我走了几步又折回来找奥德丽。她没有跟上。
　　我们走进一个宽大的候见厅：右边有几张长凳，坐着男女老少，其中妇女居多，陪着孩子；左边是几间小小的检查室。
　　有个护士走过来，我上前对她说：
　　“护士，很急，我儿子病了，很紧急。”
　　“好的，先生，在那儿坐下……”
　　我不放松：
　　“很紧急……已经检查过了……”
　　她没有理我。
　　“我想立即见值班医生。”
　　她转过身，一言不发地盯着我，走到走廊尽头，跟一个同事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回来，拿起电话说了几句又挂上了：
　　“坐一会儿，先生，医生马上就来……”说完，她就走开了。
　　我忍不住要发火，最后终于在奥德丽身边坐下。她耸耸肩。爱德华在睡觉，脸色十分苍白。我们进医院的大门已经有半个多小时了。
　　等了几分钟后，我站起来叫护士：
　　“护士，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话，我想医生是不是下午才能来……”
　　“不要激动，先生，我知道您很着急，但您这样发火无济于事。医生会来的，已经通知他了……可您知道，他分身无术嘛……”
　　“这与我无关……总之，让人不知道怎么说……”
　　我又坐下来，看见儿子，我就不敢再粗鲁了。护士走远了。奥德丽碰碰我的肩膀，朝我一笑。
　　一刻钟过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做什么好。我盯着来来往往的护士，不住地发牢骚。也许被她猜到了……她躲着我。我什么都不再想，只盯着面前的椅子，忘了一切，连医生叫我跟他去检查室也没有立即听见。
　　“哪儿不舒服？”他问。
　　我把所有的单子都给了他，然后开始讲爱德华的病。从星期二讲起，详详细细，翻来覆去，一讲再讲。“好了，让我们来看看……”
　　奥德丽已经脱掉爱德华的衣服。爱德华醒了，呻吟着。医生仔细地作了全面检查，跟一小时前所做的检查一样。当他看见流出的尿有血时，他跟儿科医生一样惊呆了。不过，他什么都没说。体温：三十五、三十八。他看了以后仍然一言不发。他看着我，简单地告诉我检查结果，最后说：
　　“我无法准确地对您说是什么病，我想是两三种病……我们将再做些补充检查，并会把检查结果告诉您……”
　　奥德丽最后一次给爱德华穿回衣服。护士过来阻拦说：
　　“啊，如果穿着麻烦，那就别穿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很快就会把他的衣服还给你们的……”
　　一个男护士过去，抱走了睡着的爱德华，我目送着他在生人的怀里渐渐走远……
　　医生在单子上签了字，跟我们说声再见便走了出去。那个女护士非常和蔼地说：
　　“来，跟我来。”
　　我请她原谅我刚才的冲动：
　　“我知道你们很忙……”
　　“别为这件事感到不安了，先生，这很正常，我理解您……”
　　我们回到刚才开车去的那栋楼，女医监笑眯眯地重新接待我们。她把用被单包着的爱德华的衣服全都还给了我们：
　　“我现在就把它给您，免得弄丢了……他一来我们就给他穿上……”
　　我让奥德丽接过这包散发着生命活力的衣服。
　　“您的医生上午应该来的……也许她告诉您什么时候去看她？”
　　“是的，是的，她要我十二点钟左右过去。”
　　“对，是这样。十二点左右再回来吧。那时，我们将把最初的结果给您……”
　　外面，医院里很热闹。跟城市一样，医院也苏醒了。护士、见习医生和医生，大家步伐各异，各就各位。也许我的脸苍白得可怕，有几个人碰到感到很惊讶，不是压低声音就是一言不发。
　　我身边的奥德丽一句话不说。当我看着她时，她朝我笑笑。她不愿意相信她所看护的这个孩子会得重病。我觉得她并没有把医生的诊断当回事……上车时，她忍不住叹息说：
　　“啊，要是我们在都柏林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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