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生说，他是早晨去牵牛的时候得到的通知，要他们都到公社开会，所以没去下地。这回的批斗会跟往常的不一样，有外面来的人参加，这些人都带着红袖章。和夏孟清一起挨斗的有各大队的"四类分子"，还有几个"破鞋"、小偷什么的。那些人都乖乖的很顺从，要他们跪着就跪着，要他们骂自己就骂自己。只有夏孟清最强硬，叫他下跪他不肯下跪，叫他认罪他不肯认罪。那些人就劈头盖脸的打他，硬按他跪下来，还有人把一箢箕牛粪倒在他身上。春生说："你爹好犟啊，我娘常说，犟的人最吃亏。他要不那么犟就好了，也不会吃那么大的亏……"夏敏忍不住哭起来，哭得很伤心。她弄不懂，父亲这样一个善良的、有知识的人，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苦、这么大的屈辱。
　　春生见他哭得伤心，想安慰她，又不知说什么好，不觉伸出手去，想替他擦眼泪，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等她哭了一会儿，才说："回去吧，天好凉哩……"夏敏擦着眼睛，点点头。春生帮她拿着洗衣盆，两人默默地走回去。走上山坡，快到家了，春生把盆子交给她，先走了。她知道春生是怕被人看见说闲话。春生是定了亲的人，虽然和她从小在一起玩，现在都是大男大女了，两人黑夜里在一起，若被人看见，说也说不清楚。
　　夏敏回到屋里，也不点灯，摸黑洗了洗，就躺下睡了。她不知道父亲睡着没有，细心听听，父亲的鼻息好像很匀，就放心些了，心中暗暗祈愿，但愿今天的事永远过去了。
　　她的祈愿似乎真灵验了，以后的一段日子果真平平安安的过去，再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她和父亲每天照常出工，村里人也好像忘记了那回事，对她父女俩一如往昔，并没有一点歧视。春生爹说：“人嘛，再怎么样也就是种地。犯了法的人到劳改农场不也是种地吗！人家已经在种地了，还要咋样？……”春生娘和别的邻居也照常隔三岔五的把自家的萝卜腌菜送点过来。
　　有两次队里派人到镇上卖红薯，夏孟清主动要求去。从队里到镇上来回要走四五十里路，还要挑重担。虽然他是被监督劳动的人，但是因为身体不是那么强壮，队里往常也不大派他去。这两次既是他自己要去，就让他去了。
　　天气越来越冷，转眼到了年底。快过年了，虽说上面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老百姓多少还是要做点准备，家家户户都要酿点米酒、打点糍粑，还要请人写春联。周围的几户人家都是请夏孟清写。他的毛笔字写得并不算好，但是比村里别的人要强得多，所以他从不推辞，而且也想借此还一点人情。
　　这天上午，天下大雪，都不出工，夏孟清家里给人写春联。春生和几个邻居在一旁看，夏敏帮父亲抻纸磨墨。这是她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她看到了父亲的价值。他写了一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要写另一副，门砰的被人踢开了，一群人挟着风雪冲进来。
　　一屋子的人都惊愕地抬头看。是民兵连长带着几个民兵，还有两个警察。民兵连长指指夏孟清，为首的一个胖警察厉声吼道：“夏孟清！你被逮捕了！”民兵冲上来，扭住夏孟清手臂。夏孟清挣扎着，大声说：“你们为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罪？”胖警察说：“你犯了什么罪，你自己还不明白？你搞反革命翻案！你攻击文化大革命！”夏孟清知道是自己到镇上去发的那两封信惹来了灾祸，反而冷静了，说：“我不过是反映了自己的情况，讲讲自己的观点，这也有罪吗？……”胖警察说：“你别跟我说，你到该说的地方去说。”另一个警察拿出手铐，铐住夏孟清的手腕。夏敏早已吓呆了，这时看见他们拽着父亲往外拖，哇地哭出声来，发疯似地扑过去，抱住父亲。民兵连长过来拉她怎么也拉不开。
　　胖警察大概觉得已经抓到了人，完成了任务，不必再绷着脸作严厉状，脸色缓和了许多，对夏敏说：“姑娘，快去帮你爹收拾一点东西吧。”夏敏这才放开了父亲，呜呜哭着，到里屋去把父亲的衣物翻拣出来，装进一只旧旅行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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