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摇摇晃晃,缓缓地停在了伦敦大火纪念塔站。大约有四分之一旅客默默地站起身来,择路穿过车厢移向车门口,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下车踏上月台,走上不长一段楼梯,穿过检票口,出站走进了7月的阳光里。公司职员在那儿各奔东西,又碰上从伦敦桥上乱哄哄拥下来的更大的人群。我加入到走上格雷斯教堂大街的人流中,朝着位于毕晓普斯门大街的办公室走去。几个走错路的人与正在前进的人群逆向而行,拼命推挤着朝街另一头走去。他们由于鲁莽而被人们推来推去。自从“大爆炸”改革①以来,上班族们出门的时间越来越早,因为推销员、交易员和结算人员都想尽力做到自己不是最后一个到达交易台上与东京,或者澳大利亚,或者巴林通话的人。
①指伦敦证券交易所1986年12月的改革,内容包括取消固定回扣、依靠计算机信息来控制市场等。
尽管这支大军的目的似乎是一致的,即去工作,去赚钱,但是作为个体,不论男女,又都有着各自的担心、忧虑和责任。有时候,我会冲进拥挤的人群中,急切地想立即到达我的交易台,马上解决头天夜里使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的问题。有时候,我会步履拖沓,任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走,因为我想拖延与前一天的坏交易进行不可规避的对抗。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随着人流移动,头脑仍然昏昏沉沉,不知那天要做些什么事,直到坐下来,手中端了杯咖啡,脑子才清醒过来。
不过,今天我却飘飘然于九天之上。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我赚了40万美元,谁知道在今后24小时内,我又会赚多少呢?我有一种不合理性的信念,觉得凡是我经手的买卖都会使小钱生大钱。我知道这种情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在我能够享受时,我应该尽情享受。最终,运气会离我而去,连成败参半的买卖都会与我无缘。煮熟的鸭子会飞走,十拿九稳的买卖也会因未预见之事而泡汤,我的计算机将会出现检测不出的病毒。我的工作就像一种药性大起大落的毒品,这种工作会使人上瘾吗?也许会吧。
比起我刚从剑桥大学毕业时工作的那家美国大银行来说,这种工作当然更富有刺激性。在这之前,我在信贷部干了6年,对从银行贷款的那些公司进行分析,我必须决定这些公司是否具备还贷能力。这是一个需要聪明才智的有趣的工作。但是,银行方面却倾其所能使这种工作变得枯燥无味。信贷部看上去像一个灰蒙蒙的工厂,里面有许多面色苍白的工人,每星期有工作定额,必须交出若干页数的分析材料。
但这工作倒挺适合我,该银行对我的作息时间深表理解。他们显然认为这事关良好的公共关系。伦敦办事处的总经理是个美国人,以前曾是大学足球队队员,一个热心的体育迷。我上班无论是迟到或早退,他都无所谓,休假日计算得也不严;不带薪水的假期我愿休多久就休多久,整个办事处都为我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800米铜牌获得者备感骄傲。
当我放弃了跑步时,他们都不理解,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总经理亲自过问了此事。我对他说,我的身体并没什么毛病,我还年轻,再过四年,金牌将会非我莫属。我怎么可能就那样让他失望呢?
原本就很枯燥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乏味,他们开始要求我上全班,由于别无他事能够吸引我,那单调乏味的工作变得越发难以忍受。我需要有新意的工作,需要挑战,需要有竞争性的工作。
因此,当我在《金融时报》上看到一则征聘一名初级交易员的广告时,便整理了一份个人简历寄去。广告说,一个小型资金管理公司——德琼股份有限公司——欲招聘具有丰富信贷经验之人士,该公司将培养此人成为一名有价证券组合经理。过了冗长乏味的两个多星期之后,我收到了回函。他们想见见我!我喜欢在我面谈时见到的那些人。我认为他们既聪明又友善,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我对我将为之工作的那个人——汉密尔顿·麦肯齐——印象尤其深刻。他是个年近不惑的苏格兰人,中等个头,衣着整洁,身材瘦削,他那一头早生的华发看起来始终像是刚刚理过似的。他蓄的胡须仔细修剪至下巴。他那一双蓝眼睛不看着你的时候显得冷淡漠然。但是当这双眼睛注视着你的时候,似乎能看到你的心里,明察秋毫,对所揭示的一切作出判断。说实话,汉密尔顿看上去好像始终在思考、判断和预测着什么。起初,我发现这很令人害怕,在他面前总是觉得浑身不自在。然而,他却是个优秀的老师,他对事物的认识透彻明了,解释简洁易懂。我常常因未能得出他所作出的结论而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但是,他总是花时间给我耐心地分析他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他的批评虽然严厉,但始终具有建设性。他决心要把他知道的关于有价证券组合管理方面的所有知识悉数传授与我。
他博闻广见,他素以一个悟性极强的冒险家著称。许多现代有价证券组合理论都强调试图战胜牛市的无望性,许多现代有价证券组合经理们倾其全力迎合或险胜市场,汉密尔顿认为这种做法荒谬可笑。他的观点是,把资金托给德琼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机构是出钱买主意,他认为自己对这些机构的责任是想尽一切办法为他们多赚钱,这就意味着他要冒风险,而且是大风险。不过,他不会莽撞地去冒险。相反,他会耐心等待,静待良机降临,分析所有的风险,尽量避免或躲过风险。然后,当他确信形势对他有利时,便采取行动,德琼股份有限公司的客户们对投资结果非常满意,因而便把更多的钱托付与他。
该公司于20年前由乔治·德琼创办。它最初是管理一些著名公益信托机构的资金。自从8年前汉密尔顿加盟以来,该公司吸引了若干海外客户,特别是日本客户,从而使管理资金总额达到了2万亿英镑。近5年来,现已年近古稀的德琼先生每周仅工作3个上午。他仍然全面控制着公司,并从中挣得锦衣玉食。资金投资方向是各种货币的债券,这些证券的管理由汉密尔顿大权独揽,包括我在内,共有6个人为汉密尔顿工作。
杰夫·理查兹是我们中间资历最深者,他已具有20年的投资经验。他的工作是确定外汇汇率和存款率的走势,并相应变动他的有价证券头寸。他举止温和,运用其深厚的理论根底对市场进行分析,因而他通常总是胜券在握。罗布·格林哈尔希协助他做这项工作,同时还负责管理非美元债券头寸。他与我年龄相仿,已在公司里干了两年。我们还有一个图表制作和研究者——戈登·赫尔利。他对过去的价格进行技术分析,以预测未来的价格。在我看来,这几乎无异于坐观杯中剩留茶叶渣占卜未来,但是,戈登的预测往往都是正确的。
我的任务是负责有价证券中的美元部分,这占了我们总资金的一半以上。这是汉密尔顿颇感兴趣的领域,也是他仍然积极参与,发挥作用的领域。最终的设想是,我应该和戴比共同担任这个角色。她上岗时间甚至比我还短,眼下,她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行政管理和起草法律文件,以及一些相对而言无甚利害关系的交易活动。我们大家合用一个助手,一个名叫卡伦的姑娘。她芳龄二十,性情淑静,但工作效率很高。
我成为这个小组的一员已有6个月了,我喜爱这个小集体。
我沿着毕晓普斯门大街继续往前走,最后来到殖民银行总部那幢高高的黑色玻璃墙大楼前。随着殖民银行财产的减少,银行总部大楼的用处也大大减小了,以至于现在银行把大楼的上半部各层全祖出去了。德琼公司租的是20楼,从上往下数第3层。我乘电梯上楼,走进奢侈豪华的接待室,一式铮亮的红木家具,价值千金的皮革装订书籍,古老的十八世纪贸易线路版图和雅致的张满风帆的茶叶运输帆船模型。这间屋子给人的印象是殷实富丽,声名卓著,拥有帝国贸易的金融家们在一个世纪以前挣下的财富,能够不动声色地作出稳妥的投资决定。然而事实上,该公司仅有20年的历史,汉密尔顿及其橡木门后面的小组每天都拿着其主顾们的钱在市场上一赌输赢。
我穿过那些橡木门,走进德琼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室。这个交易室比投资银行,以及昼夜不停地从主顾手里买卖有价证券的经纪人的交易室要小得多。相对而言,作为一个小型投资机构,德琼用的人手不多。虽然该公司比其他投资管理机构更为活跃,但是,它并不昼夜开展交易活动,只有当我们看到市场出现独特行情时,我们才买卖债券。
然而,即使是在相对风平浪静的时刻,交易室里也弥漫着一种压抑紧张的气氛,我发现这种气氛极富刺激性。在这儿,20亿英镑的命运可非同儿戏,得缜密考虑。各种信息通过电话、电视屏幕和报纸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信息经过分析、辩论和筛选,然后综合归纳。于是,作出决定,购买这种证券,抛售那种证券,或者干脆按兵不动。每一个决定均会导致成百万英镑的流动。如果我们决策正确,我们的客户就能挣赚几万或者几十万英镑,但如果我们决策失误……其责任则毫不留情地要由我们全体承担。
这房间有两面外墙,从上到下全是厚玻璃窗组成,分别面朝东南和西南。从20层楼上,正好可以越过伦敦城看到东面厄普敏斯特那边的小山丘陵地带,南面水晶宫天线杆的尖顶,以及西面米德尔塞克斯的摩天大楼群。内墙上空空如也,只挂着一排必不可少的钟,指示东京、法兰克福、伦敦、纽约的当时时间,还有一块白色的大记事板,写满了字迹潦草的蓝字,记录着我们几个月以前做的一笔交易。
屋子里有8张交易台,每张交易台上配备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金融交易所必需的设备;路透社和电汇率屏幕,该屏幕提供有关价格、新闻和市场行情的最新信息;个人计算机,用于分析有价证券和过去的价格数据;错综复杂的电话系统仪表板上显示着十来条线路,来电话时是信号灯闪烁而不是铃声大振;还有一个硕大的字纸篓,每天从邮局收到的两英尺高的研究资料大部分都扔进了这个字纸篓中。
其中有一张交易台比其他台子要大些,也稍微整洁些,其位置与其他交易台稍稍隔开一点距离。此刻,这张大台子空着,汉密尔顿就是在这张交易台前控制着整个交易室,并制定出他击败市场的一个个策略。这个位置使他既能随时获得信息,又能牢牢控制全局。现在是8点5分,今天早上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因为我认为这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屋里人比昨天多,气氛也显得更加活跃。罗布休假完毕回来上班了,戈登的研讨会也开完了。他们两人都在打电话,罗布扯着嗓门在说话,这表明他对某事感到忿忿不平。杰夫仍专注地在计算机上工作,与我头天晚上离开他时的姿势一模一样。
“早上好。”我从他身旁经过时问候道,回答我的是含混不清的咕哝声。
我向我的交易台走过去,打开台上台下的一溜儿开关。当机器呼呼开动起来时,戴比向我问候道:“早上好,自命不凡的人儿。谢谢你昨晚请我喝酒。”
“别提了,”我说。“人人皆有走运时。”
我打开公文包,把前一天晚上阅读的材料扔到台子上。
“你总不会说真的爱看那玩意儿吧,”戴比指着一本印有布龙菲尔德-韦斯银行标识的黄封面小册子说道。她绕到我的台子前,拿起小册子。“‘万事无常:岁月流逝信息旧’,乔治·福伊希特万格博士著。这书名听起来挺有趣的嘛。”她翻开其中一页,上面是一串长长的方程式,每个方程式还夹杂着转弯抹角,令人费解的句子。“请问,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她指着一串特别长的希腊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问道。
“它的意思是‘早上好,保罗,请问要我为你端杯咖啡来吗?’”我说。
“这一个的意思是‘自己去端你的咖啡,你这个懒虫。’”她指着就在那公式下面几乎同样复杂的一个方程式说道。不过,她说完就把研究资料往台子上一扔,转身向咖啡机走去。
我喜欢戴比。虽然我们在一起工作刚刚两个月,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相互之间已经相当了解,她认为我工作太卖力气;我却认为她工作不够卖力。不过,她这人挺有趣,她能正确地观察出证券市场的微小波动,有她在你身边,你就永远别想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模样。
她芳龄约莫25或26岁,身材矮小,一头浅褐色的秀发扎成一个马尾发型。她也许显得稍稍有点儿过胖,尽管这给她增添了一种诱人的温柔。她嘴角始终挂着笑容,她那双褐色的明眸总是扑闪扑闪地转个不停,什么也逃不过她的眼睛。
她是律师出身,曾在一家中型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两年,专门起草各种条款。后来,她渐渐对法律产生了一种厌倦感,便加入了德琼股份有限公司。在德琼股份有限公司,她也并没能完全摆脱那些文书工作,因为头两年她在我们的“后方办事处”花了大量时间致力于资金的法律结构工作,并检查我们的操作是否符合一系列新规程,旨在确保我们没有偷取我们任何一个客户的钱。后来,她终于说服了汉密尔顿让她做了一名初级交易员。尽管表面上她好像没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但她悟性很高,学得很快。
她与公司里的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甚至连杰夫·理查兹也不讨厌她的善意取笑,只有汉密尔顿对她的态度似乎模棱两可。在汉密尔顿看来,缺乏责任心是不可原谅的。
我看看摊开在我交易台上的研究资料,戴比指出的正是福伊希特万格博士的文章中我所不理解的论点。头天晚上我为此绞尽脑汁,琢磨了两个半小时也没弄懂,最后只得作罢。虽然这篇文章与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我仍渴望尽可能多学一点有关证券市场的知识。尽管通过阅读学到的有关证券交易的知识非常有限,但我还是希望能学到这有限的知识。无论这篇文章有多么复杂或多么神秘,我也要把它啃下来,目的是掌握交易员和资金管理员两者应具备的知识。
戴比不一会儿就回来了,端着两个塑料杯,里面盛着黑色的饮料。她递给我一杯,然后坐到她的交易台前,把《金融时报》的电视评论版翻开在面前。在白天期间,她得浏览《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
一条电话线闪烁起来,是卡什来的电话。
“伙计,你们德琼公司的人可真走运,”他开腔说道。“昨天我让你做了一笔最美气的买卖,今天我又要把你救出一个陷阱。”
“什么陷阱?”我问道,愁上眉梢,我没有意识到我们身在陷阱之中。我脑海中飞快地掠过我们拥有的各种债券,试图想起卡什指的会是哪一种。
“我准备出价买下你们的石膏债券。”卡什说,声音里透着胜券稳操的口气。“我将出价80买下你们的全部债券。”
“请等一等。”我说。起先,我吃不准他的意思。然后,我从交易台上的一堆文件中翻出了我们公司客户们的一种有价证券。在一组零星交易的债券中间有“美国石膏公司债券,利率9%,1995年到期”,购买日期是三年以前,购买价格是96。
我用手捂住送话器,仰过身子大声喊道:“嗨,杰夫!”
杰夫从计算机上抬起头来,对打断他的分析有点不高兴。“什么事?”他答道。
“你知道美国石膏公司50万美元债券的事吗?我们好像是三年前买的。”
杰夫皱眉想了一会儿。“是的,我想我知道你说的什么了。那不是汉密尔顿的一个最佳交易。我想他是接近平价买下这些债券的。然后,这家公司遇到了麻烦,不景气了,它们最后一次露面的交易价是60多。”
“我这儿有人愿意出价80。”我说。
“那就接受吧。”
我考虑了片刻,如果卡什突然开价80购买一直以60的价位进行交易的某种债券,那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他知道而我不清楚的情况。
“关于石膏债券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事吗?”我问卡什。
“不,我什么也不知道。嗨,去年一年汉密尔顿老是抱怨,说我没有给这个交易出个好价。瞧,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好价。他听到这个消息会高兴的。”
这是年资较浅的有价证券管理者的老板们外出时,推销员对他们使用的惯用伎俩。他们告诉年轻的管理者,说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们的老板会怎样做,使他觉得不做某笔交易比做风险更大。在我刚刚工作的头两个月里,曾有一两次落入了这个圈套。汉密尔顿给我上了一课,教给我应该始终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决不能相信其他人说他的意见如何如何。
“唔,”我说,“关于这事我需要一些时间考虑一下。到时我给你回电话。”
“那好,今晚以前给我回话。这个出价明天也许就变了,”卡什说。
“行。我今天下午与你谈这事,”我说完挂上了电话。
我需要了解更多的有关美国石膏公司的情况,我离开交易台后,穿过交易室后面的一扇门,走进图书室。
“图书室”这个名称对于这个小小的无窗的房间来说也许名不符实,房间里几乎没什么书。沿四壁高高地堆着一摞摞卷宗,屋子中间有一台计算机,与储存着各种信息数据库的主机联网。兼职图书管理员艾利森不在,但是我熟悉大部分资料出处。不到20分钟,我就摘录了我们所持的石膏债券的情况简介,以及证券经纪人关于该公司的报告,我还从计算机上打印了最近5年的帐目和新闻报道。
我捧着一抱资料回到我的交易台。
戴比从她面前的《泰晤士报》上抬起头来。“这儿还没那么冷,用不着点火取暖。”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这家公司目前是否在干些什么,”我说道。
“真有你的,保罗,”戴比说道。“要是换了别人,顶多看看最新的价格线,然后把债券卖了完事。”
我微微一笑,也许戴比说得对,但是,另一方面,如她深知,我不分析完前5年的帐目,不看完我所能找到手的所有关于这家公司的报刊和分析评论,我是不会甘心罢休的。
接下来,我花了3个小时浏览材料,其间只停下15分钟,到马路对面的小店里买了一个三明治。
我读着读着,脑海里渐渐出现了这样一副景象:一家公司创建时就不甚景气,而在过去两年里已濒临走投无路之窘境,然而,这并非完全是公司本身的错,因为它的主要产品墙板随着住宅建造业的急剧衰落而需求量骤减。但是,该公司30%股份的持股人,董事长纳特·莫里森采取的行动并未能给公司注入活力。为了建造工厂他曾债台高筑,而这些工厂现在的开工率仅为生产能力的一半。由于在“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他还接二连三地解雇了几名业务骨干,由于公司的盈利转亏,石膏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也随之一落千丈,证券市场普遍认为这家公司十有八九要倒闭了。
曾有若干实力雄厚的联合大企业主动表示,希望以低价买下石膏公司的现代化工厂,为最终必然到来的经济好转作准备。但是,纳特·莫里森不愿放弃他的那把董事长交椅,而有他在位,任何神志正常的买主都不愿买下该公司。但是,由于他的支持对于任何购买者来说都至关重要,因此,迄今为止尚无人问津,而该公司的处境却日益恶化。
随后,翻阅新闻报道时,我看到了一条大约一个月前的大字标题:“墙板大王因直升飞机失事丧生”。虽然“墙板大王”可能是对纳特·莫里森的奉承语,但指的确实就是他。他是在巡视一家工厂时因直升飞机失事而丧生的。我仔细看了其后几天的连续报道。新闻报道称,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了10%。这并不令人惊奇。莫里森显然把钱托付于人了。莫里森的儿子是一位事业有成的芝加哥律师,他对墙板生意毫无兴趣。他与当地的一位银行总裁同为信托人。
我从乱糟糟堆满各种材料的交易台前站起身来,漫步踱向窗口。从我们的办公室向外眺望,伦敦的壮观景色一览无余。我凝视着宛若一条银带的泰晤士河,流过伦敦城那些黑色和灰色的高楼大厦,流过肃穆静温的圣保罗大教堂和议会大厦,继而流向矮墩墩伏成一团的巴特西发电站。为什么卡什对此债券出价如此之高?最终买主是谁?为什么?
既然老莫里森已经去世,该公司的易手便成为可能,尤其是因为一位律师和一位银行家将更有可能看到拍卖私家公司的金融意义。我猜想如果石膏公司被一家颇为殷实的公司收购,那么其债券价格将会上涨。然而,是否有人愿意收购这家公司,目前尚毫无把握,在此期间,该公司极易破产。如果哪一位投机商打算冒险收购该公司的话,买下它的股票倒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些股票的价值极易翻倍。相比而言,无论收购公司具有多么雄厚的实力,石膏公司的债券都将得到100%的偿还,若按卡什出价80的价格计算,利润只有25%。
购买石膏公司债券的会是谁呢?也许该公司正以低价购回它自己的债券?不可能,石膏公司没有这么多现金。
我注视着一条驳船在布莱克弗里亚斯大桥下缓缓驶过。
对了!肯定是这样!从逻辑上讲,只有一个买主!某人正欲收购石膏公司。但是,在他们将其意图披露于市场以前,他们会尽可能多地以低于票面的价格收购石膏债券。石膏公司总共发行了1亿美元债券。如果他们以80的平均价买进,那么偿还债券时获得的25%利润将值2千万美元,也就是说,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我越琢磨便越肯定这是最符合逻辑的解释,赶紧采取行动!
我大步走回交易台,我给戴维·巴勒特打电话。“这里是哈里森兄弟公司。”他说道。
“戴维,你听说过美国石膏公司发行的债券吗?”我开口问道。
戴维记忆力极好,对仍在市上流通的大部分债券的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
“当然听说过啰,”他说道。“1995年到期,收益率是9%,上一次我看见时,他们以65的价格在进行交易,但那是6个月以前的事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给我搞到5百万美元石膏债券?”我问道。
“不太好办,”戴维说。“这种债券几乎都不上市交易,我来看看能想些什么法子。”
我放下电话,像平常一样,这一切戴比全都听得一字不差。“我认为你应该卖掉这些债券而不是买进它们。汉密尔顿要是知道了这事,他会大动肝火的。”
我向她解释了我了解到的有关石膏债券的种种情况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如果我判断正确的话,如果准备收购石膏公司的某人正在吃进该债券的话,那么,他们将以票面价值进行交易。要是我现在能以80的价格买一些的话,到时就能获得20个点的利润。”
戴比洗耳恭听。“我觉得这倒是个绝妙的主意,不过,我想汉密尔顿还是会生气的。”
听了这话,我有点泄气。她说的也许有道理,从技术角度来说,未经汉密尔顿授权,我无权对不具备3A或2A最高信誉等级的任何公司增加德琼公司的承受风险。但是,我非常清楚我的行动是明智之举。
电话指示灯闪烁起来,是卡什打来的电话。“关于石膏债券,你拿定主意了吗?”
“还没有,再给我半小时。”
“好吧,不过,我的出价不会永远不变。再给你顶多半小时。”卡什挂断了电话。他的语气比往常略显紧张一些,毫无平素的取笑逗乐之意。
过了25分钟戴维才回话,“是有些交易在进行,交易所打烊后,这些债券的开价是80,天知道是什么原因。保罗,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但我猜得出来,”我说。
“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戴维,我不能说。你弄到债券了吗?”
“只弄到2百万,我们可以按82报价。”
虽然哈里森兄弟公司可能从价格中至少抽走一个点,但是眼下不值得为这点小利与他争辩。“我买下,”我说道。
“你以82的价格买下2百万元95年到期,收益率为9%的美国石膏债券,”戴维说。“谢谢照顾生意。”
“谢谢你,”我说。“要是还有这种债券的话,请告诉我。”
“我会的。”戴维说。“不过,我想不太可能了,为了这2百万,我们查遍了瑞士的所有证券市场,有人已经把所有可买到的债券全都买下了。我们问及的每个人都在前一、两天把债券抛光了。”
不管怎么说,我至少还得到了2百万美元。这应该能够赚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润,我猛然想起来答应给卡什回电话的。
“怎么样?”他问道。
“对不起,卡什。谢谢你的出价,但是我想还是自己留着这些债券。”
“嗨,保罗老弟。这事你得想想好。要是汉密尔顿听到你没有接受我的出价的话,他会对你非常恼火的。”
我心里想,要是他发现我又买了2百万时,他真的会发火的。
“抱歉,卡什,但是我们爱莫能助。”
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卡什的声音在电话里重新响起,虽然有些沮丧,但不失友好。“那由你决定。不过别忘了我曾不辞辛劳帮你摆脱了困境,咱们以后再聊。”
当我放下电话时,我对卡什使人感到内疚的本领惊叹不已,甚至当他试图抢劫你的时候,也会让你心生愧意。
“你搞到债券没有?”戴比问道。
“只弄到2百万。”我说。
“不错,你可以从中赚上一笔。”她靠坐在椅子上,“可惜我们自己不能够买些这种债券,”她说。“赚这种钱好像不费什么力气。”
“你当然能买,”我说。“你只需要从你的建屋互助会帐户上取出两三百万就可买债券。”
“我们可以试试,少买一点,做一笔零星交易。”她说道。
“那样做合乎职业道德吗?”
“我不知道。”
“喂,你应该知道,你毕竟是一名遵纪守法的检查官。”我说。每一个资金管理公司都任命了一名检查官以保证避免内幕交易和利益冲突,戴比因学过法律,具有这方面的工作经历,因而她成了我们公司的检查官。
“我想我是的。”她打了个顿。“想到这,几乎可以肯定他说这是一种利益冲突。”
“真可惜,这主意倒是不坏。”我说。
“不过,我们可以买股票,”戴比说。“如果该公司被收购的话,股票便会很快增值。”
“有什么不可以?”我说。“我觉得这是个绝妙的主意。”我在建屋互助会里有1万英镑。我似乎觉得在石膏股票上投5千英镑准没错。“但是,到底用什么办法能买到美国股票呢?”
这个问题我和戴比仔细考虑了一、两分钟。然后,戴比大笑起来。“这真可笑!我们拥有10条通往世界上最大股票经纪人的电话线。他们中总会有人知道!”
“那当然!”我说。“我来给卡什打电话。这种事情他肯定清楚得很。”
我接通了卡什的电话。“关于石膏债券,你改变主意了?”他问道。
“没有,我没改变主意。”我说。“但是,不知道你是否能帮我一个忙?”
“没问题。”卡什说,语气似乎不像往常那么热情。
“要想买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该怎么买?”
“噢,那很容易,我可以在这儿为你开个帐户,你需要做的就是给我们私人客户部的米里亚姆·沃尔打个电话。给我5分钟时间,我告诉她,你马上要给她打电话。”
10分钟之后,我和戴比就以7美元的价格一人买下了一千股美国石膏公司的股票,成了骄傲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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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场 第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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