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秋天来了,在宜人的山谷里树叶变成了黄色、红色和褐色。小小的矿泉疗养镇看上去象是被裹在火焰里了。女人们在疗养地的林荫道上散步,她们不时停下来,俯在水花四溅的喷泉边上。这是些没有孩子的女人,她们来到这儿,希望能获得生育力。
这些病人中,也有少数男人,因为除了妇科的奇迹外,矿泉疗养地的治疗对于各种精神病症看来也是有益的。尽管如此,女人仍然要比男人多出九倍——对于象茹泽娜这样一个年轻的护士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恼怒的比例,意味着整天都得照料那些没有生育力的妇女们。
茹泽娜出生在这个疗养镇,她的父母仍然住在这儿,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从这个尽是妇女的巢穴中逃出去。
星期一下午,快要轮到她下班的时候,还剩下要给最后几个肥胖的女病人裹上被子,并要微笑着让她们在床上躺下来。
“给他打个电话,怎么样?”茹泽娜的同事一齐鼓动她,一个大约三十五岁,长得很胖,另一个稍微年轻和消瘦些。
“唔,那倒是。”茹泽娜回答。
“没什么可担心的。”年长点的护士再一次鼓劲她,并朝茹泽娜背后的更衣室瞅了一眼,那儿有职工们的存衣柜,小桌和电话。
“你该往他家里打电话。”瘦点的护士刻薄地说,她们三人一齐笑起来。
笑声平息后,茹泽娜说:“我知道他那个排练场的号码,我往那儿给他打。”2
这是一场令人心悸的谈话。当他一听出她的声音时,他就十分惊慌。
他一直害怕女人,但当他这样告诉她们时,她们却从不相信,宁愿认为,他的表白是一种骑士风度的幽默。
“你好吗?”他问。
“不太好。”
“怎么啦?”
“我需要和你谈谈。”她很忧伤地说。
这正是他预感到的那种悲哀的声调,多年来。他一直对这类事情感到恐惧。
“好吧,”他压低声音说。
她又说了一遍,“我真的必须和你谈谈。”
“出了什么事?”
“我有了。”
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下,他虚弱地说:“你说的什么意思?”
“我已经有六个星期了。”
他试图控制自己,“那种事有时是会有的,不过是来迟了一点,”
“不,这次是真的。”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无论如何,这不是我的原因,肯定不是!”
她顿时火了,“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天哪!”
他怕她,怕使她发怒,“别责怪我,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伤害你,为什么我要伤害你呢?我只是想说,这也许不是我的原因,因为我没有那样做,你用不着担心,这在生理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她冷冷地说,“原谅我打扰了你。”
“噢,不!”他赶忙说,生怕她会挂上电话,“你给我打电话是很对的!我自然乐意帮助你。当然,这件事是可以安排的。”
“你说‘安排’是什么意思?”
他顿时语塞,不敢说出它的真正含义,“哦,你知道的,安排!”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我决不会做那样的事,除非先把我杀掉。”
恐惧又攫住了他,但他立即设法反驳:“如果你不想听我的意见,干吗打电话给我?你是想同我商量一下这事呢?还是你已经下了决心?”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那么,好吧,我来见你。”
“什么时候?”
“我会告诉你。”
“好吧。”
“现在,你要保重自己。”
“你也保重。”
他挂上电话,回到舞台上,他的乐队正等着他回来重新排练。“先生们,今天就到这里。”他说。3
她放下话筒,脸气得通红,克利马对这事的反应刺痛了她,实际上,她很久以来就感到忿恨了。
他们早在两个月前就认识了,当时这位著名的小号手和他的乐队正在矿泉疗养地演出。音乐会后,人们特地为这些音乐家们举行了一场舞会,她也应邀参加了,在舞台上所有的女人中,小号手对她最表好感,并同她一起度过了一夜。
那以后她再没有得到他的一点消息。她给他寄去两张明信片,亲热地向他问候,但他都没有理睬。一次,她去首都参观时,往他的排练场打电话,一个男人接了,问了她的姓名,说他就去找克利马,几分钟后,他回来了,告诉她排练已经结束,小号手也走了。
她怀疑他是想躲避她,随着她逐渐察觉自己已经怀孕,她对他的忿恨也日渐增长。
“他说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你能反驳他吗?生理上不可能!当这个孩子生出来时,我倒想知道他会说什么!”
她的两个朋友激动地点点头。同那位著名的音乐家度过了一个难以言传的夜晚之后,第二天早晨,她把这事全部告诉了她的同事,这件事随即在水汽迷蒙的治疗室里传开来,打那以后,这个小号手就成了全体护士们的共同财富。他的肖像彼张贴在集体宿舍的墙上,每当他的名字出现时,她们都要暗暗抿着嘴笑,仿佛他是一个知交。当这些护士们得知茹泽娜怀孕时,她们的内心都充满一种奇妙的快意,因为现在她们同他之间已有了一种有形的、持久的纽带,这种保证物己深深植入了茹泽挪的肚子里。
年长的护士拍拍茹泽娜的背,“喏,现在,亲爱的,镇静点。我给你看样东西。”她很快地翻动一期带有插图的杂志,“瞧,这儿!”在折好的一页上是一个年轻迷人、皮肤浅黑的女人照片,她站在舞台上,手里拿着一个麦克风。
茹泽娜凝视着这张照片,试图从这张长方形的光滑的纸上看出她的命运。“想不到她是这样年轻。”她悻悻地说。
“得了吧!”她的中年女友笑了,“这张照片是十年前照的!你知道,他俩岁数一样大,她是不能和你相比的!”4
在电话里同茹泽娜交谈时,克利马渐渐意识到她的话里有着多年来他一直害怕的那种厄运的声音。这倒不是他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那个倒媚的夜晚,他果真使茹泽娜怀了孕(相反,他肯定她的指控是假的),而是在他认识茹泽娜之前许多年,他就一直在等待着这种消息。
在他二十一岁那年,一个迷恋他的金发碧眼姑娘就曾经假装怀孕,想迫使他同他结婚。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最后他得了胃部痉孪症,整个人都萎了。打那以后,他明白了怀孕是一种随时随地都可以奏效的打击,是一种任何避雷针都无法躲避的雷电。电话里某种悲哀的声调预兆着风暴的来临(可不,当年那个坏消息也是首先在电话里打击了他),自年轻时那场经历以来,虽然他在同女人们发生关系时并不缺乏热情,但随之而来的总是忧虑之感,每次发生了这样的关系后,他总是恐惧地等待着不幸的后果。从理智的角度看,他想到由于他那近乎病态的小心,他便差堪自慰,灾难的可能性几乎是千分之一。但是,这种千分之一的偶然仍旧使他吓得够呛。
一次,他发现有个可供自由支配的晚上,便给一个已有两个月未见面的姑娘打电话。当她一听出他的声音,她就叫起来:”亲爱的,是你!我一直在盼望你来电活!我非常需要和你谈谈!”她是那样迫切,喘不过气来。那种熟悉的、令人焦虑的阵痛又充塞了他的胸腔,他甚至从内心深处感到他的厄运已定。
不过,他还是迫切想弄清原委,于是冲口而出,“你干吗用这样悲惨的声调说话?”
“我母亲昨天去世了。”她回答说。
他宽慰地叹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这种可怕的时刻迟早还是会来临的。5
“那好,快说!发生了什么事?”鼓手一个劲地询问终于使克利马清醒过来,他看着乐师们着急的面孔,于是把这事告诉了他们。这些小伙子们放下乐器,聚拢在他们的头儿周围。
十八岁的吉他手首先提出的建议较为激进,那种女人必须让她放乖一点,“叫她见鬼去吧,那不是你的孩子,你根本不要理睬,无论如何,只要验一次血就足以马上证明那是谁的孩子。”
克利马反对说,验血往往什么也证明不了,到最后那个女人的指控仍然站得住脚。
吉他手反驳道,实际上并非真要验什么血,对待那种姑娘,只要态度强硬,她就会识相,不再罗里罗嗦。一旦她知道被控的男人不是一个懦夫,她会自己花钱把那玩意儿弄掉的。“总之,如果她一意孤行,生下孩子,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誓同她睡过觉,那时,让他们去猜测到底谁是真正的父亲吧!”
但是克利马说:”我知道,我可以指望你们,可到那时我早已急得要命了,遇到这种事,我就是世界上最胆小的人,我得尽快做到心中有底。”大家都同意地点点头。吉他手的办法在原则上是合理的,但并不适合于每一个人。它显然不适于那种神经衰弱的男人,也不适于那种被女人死死缠住的名人。因此,大家都觉得还是不直接对抗好,说服这姑娘去堕胎最为明智。但应当用什么理由呢?他们提出了三个基本方案:
第一个是利用姑娘的同情心。按照这个方案,克利马要把她看作是最亲密的朋友,向她畅开心扉,倾诉衷肠,告诉她他的妻子患有重病,如果她知道另一个女人同她丈夫有了孩子,她的身心准会崩溃。无论从道德上还是心理上,克利马都不能承受这样的灾难,他要恳求这护士怜悯他。
但是,有人对这点提出一条根本的反对意见:把这一策略完全建立在那个姑娘可能会有的软心肠上面,这是愚蠢的,因为它未经检验,毫无把握。如果她恰巧没有同情心,她将会以此作为武器,反过来对付他。由于让另一个女人知道了她极力想给自己的孩子找个父亲,这种屈辱会使她更加冷酷地继续干下去。
第二个方案是有意抓住这姑娘的正常心理:克利马应当向她解释,他不能肯定这孩子确实是他的,这种怀疑将常驻心中,毕竟他与这个护士在一起只度过一个夜晚,对她实际上一无所知,他一点也不知道她可能还有其他男朋友,诚然,他不会指责她的行为是蓄意欺骗,但是她肯定不能保证他是她生活中唯一的男人!即使她坚持这样说,克利马又怎么能相信无疑呢?生一个孩子,他的父亲老是疑惑是不是自己的,这难道是明智的吗?难道能期望克利马为了一个甚至不能确定是自己的孩子而抛弃他的妻子吗?茹泽娜肯定不会愿意养育一个注定永远见不到父亲的孩子吧?
这种办法也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大提琴手(乐队里年龄最大的人)指出,指望一个姑娘的正常心理甚至比指望她的同情心还要愚蠢。合乎逻辑的说服在这里肯定达不到日的,而姑娘的心必定会因她的情人不信任而受到伤害。这只会增强她那哭哭啼啼的执拗,激发她做出更加厚颜无耻的决定。
第三个可行的计策是:克利马可以向怀孕的姑娘保证,他过去爱她,现在仍然爱她。他非但不能责备她存心欺骗,而且还要给予她大量信任和温存。他将答应一切,包括马上同他妻子离婚,向她暗示出一个美好的共同未来。为了这个未来,他将要求她终止怀孕。他将解释说这不是他们生孩子的最佳时机,过早做父母将使他们失去婚姻幸福的最初几个美好年头。
这个方案缺乏前两条所具有的一个性质:逻辑性。假若克利马这样迷恋那个护士,他为什么在过去两个月里完全不理她?但是,大提琴手坚持说,逻辑和爱情是两回事,当然,克利马要作出一些说得过去的解释。最后,大家都同意第三种方案可能是最佳方案,因为它利用了整个风流韵事中唯一合理的一种因素——姑娘的爱情。6
大家在剧院外面分手,吉他手一直陪着克利马回家,他是唯一反对采用这项方案的人。在他看来,这方案与乐队的头儿——他心中的英雄和偶像的身份太不相符。
“‘去找女人吧,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他引了一句尼采的话,他对这位哲学家的其它言论毫无所知。
“我的伙伴,”克利马叹道,”不幸的是,手中有鞭子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女人。”
吉他手于是提出由他开车去疗养地,把那个护士骗到公路上,然后用车将她碾死。“没有人能证明这不是一次交通事故。”他说。
吉他手是乐队里最年轻的成员,他热爱克利马,克利马为他的话所感动,对他说:“你真可爱。”
吉他手越发热情地阐述他的计划,他的脸颊发红了。
“你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但这是行不通的。”克利马插了一句。
“干吗要犹豫?她不过是条母狗!”
“不行。你这人很不错,谢谢你。但是,这是行不通的。”克利马说,于是告辞离去。7
当克利马独自一人时,他默想着那个年轻人的计划和他拒绝的理由。倒不是因为他比吉他手更道德,而是因为他更胆怯。他惧怕被控是一个凶千,就象他惧怕被控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想象一辆汽车从茹泽娜身上碾过的情录。她躺在路上,血肉模糊。他感到一阵极度的轻松,但他意识到靠这种美妙的幻想来安慰自己是无济于事的,无论如何,他面临着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明天是他妻子的生日!
将近六点钟,商店正准备打烊。他冲进最近的一家花店,买了一大束玫瑰花。他想到明天准是一个痛苦的日子,他必须装做同妻子心心相印,必须殷勤地呆在她身边,陪着她笑,使她高兴,而实际上他却得老想着远处一个陌生女人隆起的肚子。他将谈笑风生,但是,他的心却会溜向远方,禁锢在另一个女人体内的黑暗深处。
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忍受在家中和妻子共度生日,他决定不再把与茹泽娜的会面拖延下去。
当然,这趟旅行不会是令人兴奋的,一想到遥远的疗养地,就好象有一种枯燥乏味的沙漠气息扑来。除了一个美国人,他在那儿不认识任何人。这个美国人给人留下一个蜗居乡间的富裕地主的印象。在那次倒楣的音乐会后,这个美国人在他的寓所为乐队接风,盛宴款待他们。把所有漂亮的护士介绍给他们,因此,他对克利马和茹泽娜之间的关系也负有间接的责任。噢,要是这个美国人还在那儿就好了,他曾如此热忱地款待过他!克利马抱着这个幻想,仿佛他的得救就全靠它了。处在象他所面临的这种困境中,没有比另一个男人的深切理解更令人镇静的了。
他回到排练厅,让看门人给茹泽娜挂通长途电话。不一会儿,他听到了她的声音。他告诉她将在明天去她那儿,他丝毫没有谈及她先前提到的那事。他跟她谈话的口气,就象他们是两个完全无忧无虑的情人。
他漫不经心地问道:“顺便问问,那个美国富翁还在那儿吗?”
“是的,他还在这儿。”茹泽娜说。
他感到一阵宽慰,用更愉快的口气说他多么盼望见到她。“告诉我,你现在穿的什么衣服?”他问。
“干嘛?”
这是他在电话里最喜欢玩的花招,多年来他一直很成功地运用了它。“我想知道你的穿着打扮,好让你的形象浮现在我心里。”
“我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
“我敢说红色对你很合适。”
“我也这样想。”
“那么,里面穿的是什么呢?”
她笑了。她们听到这个总会笑起来。
“你穿的是什么短衬裤?”
“也是红的。”
“我真想早点看见穿着这身衣服的你。”
他挂上电话。看来他已找到一种合适的语气跟她谈话。但这只是一刹那,他很快就意识到,他不能从心中抹掉茹泽娜这个问题,要企图保持和妻子只谈琐事,将可能使他感到非常紧张。他路过影剧院时,在售票窗口停下来,买了两张美国西部的电影票。8
克利马夫人容貌美丽,然而虚弱多病。她那糟糕的健康状况迫使她放弃了歌唱生涯,正是这种经历使她投入了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人怀抱。
经历了疾病的折磨,这个年轻美丽、习惯于被人崇拜的女人,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毫无乐趣,隔绝沉闷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她已经失去了的那个光辉的舞台世界有着天壤之别。
克利马同情她,看着她那悲伤的面容,他的心都碎了。他试图从自己那个迷醉的世界中走出来(穿过那些想象中的天壤距离),怀着同情心和她接近。凯米蕾不久就发现她的悲伤具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打动人的力量。她默默地开始利用这一偶然发现的优势(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却很频繁),说到底,只有看到他在注视着她那痛苦的面容时,她才会有理由相信他的心不在其他女人身上。
这个美丽的妇人十分害怕其他女人,总是感到她们无处不在。她从未漏掉一个女人,当克利马在门口问候她时,她知道怎样从他的声调中,甚至从他衣服的气味中察觉出她们。近来她在他书桌上发现一份撕坏的报纸,上面他用笔草草记下一个日期。自然,这可能包括各种约会,比如一次乐队排练,或同代理人的一次会晤。但是整整一个月,她除了在想那一天同克利马幽会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外,其它什么都想不进去。整整一个月她都未曾睡过一次好觉。
倘若她对不可靠的女人世界如此恐惧,她难道不能在男人的世界中得到安慰吗?
这几乎不可能。嫉妒往往会使女人把狭窄的聚光投到一个男人身上,而所有其他男人都消失在漆黑一团的背景中,克利马夫人陶醉在这种痛苦的聚光中,她对世上所有男人都视而不见,只除了一个人:她的丈夫。
她听见钥匙在门上转动的声音,接着她丈夫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
她起初感到一阵快活,但是立刻就产生了怀疑:他干吗现在就带花束来,明天不才是她的生日吗?发生了什么事?“你明天不在家吗?”她问他。9
当然,他在她生日前夕献玫瑰花,井非一定意味着他明天不回家,但是她那过分的敏感,长期的警惕,无穷的猜忌,使她总能预先察觉丈夫的隐秘。每当克利马感觉到这种可怕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在暗中窥伺他,要将他剥得精光,他就觉得被一种无法抗拒的疲劳抓住。他恨这种眼光,他确信,如果他的婚姻受到什么威胁,那便是这种该死的、捉摸不定的眼光。他总是认为(怀着一种问心无愧的对立情绪),即使他对妻子有什么欺骗,那也是出于想爱护她,使她免受无谓的烦恼。他确信她是在自寻烦恼。
他看了一眼妻子,她脸上露出猜忌、忧郁和不祥的神情。他很想把花束往地上一扔,但他控制住了自己。他知道在未来的几天里,他的自制力还将经受更严峻的考验。
“你不介意我的花献早一点了吧?”他说。妻子注意到他语气里的怒气,她摇摇头,开始给花瓶里上水。
“该死的社会主义。”克利马说。
“你说什么?”
“这样太痛苦啦,他们指望我们义务开音乐会,一点报酬都没有。每天他们都带来一些新的借口,今天是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明天是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后天又是庆祝某个要人的生日。如果我想把乐队维持住,就得附和这一切。你不知道他们今天又给我套上了什么?”
“什么?”她无精打采地问。
“一个地方委员会的女人在排练时跑来,然后教训我们,什么是允许演奏的,什么是不允许演奏的,最后还想骗我们为共青团义务开音乐会。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明天,我还得去开一整天愚蠢的会议。在会上他们将喋喋不休地大谈音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一整天都泡汤了,当然,你的生日也被他们剥夺了!”
“我不相信他们会要你在那儿呆到晚上!”
“不,我想不会。但是你能想象我回家时会是什么心情。所以,我想让我们今天晚上,先来享受一会儿愉快的时光。”他握住妻子的手说。
“你真好。”克利马夫人说。克利马从她的嗓音里察觉到她压根儿不相信明天开会的故事。她不敢当场揭穿它,因为她知道她的疑心会激怒他,但是,克利马早已不再相信她那做出来的深信不疑,无论他说谎还是讲真话,他总是疑心她在怀疑他,对此他无可奈何,他必须不停地说话,仿佛他完全相信她信任他。而她(带着一种悲哀、恍惚的神情)也问一些关于明天开会的事,以便向他表明,她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
然后,她走进厨房,去准备晚餐。她把盐放多了。她喜欢烹饪,而且精于此道(生活还没有完全摧毁她,也没有使她放弃家庭主妇的责任)。克利马知道这顿饭没做好,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她心绪不宁。他似乎看见她的手在神经质地颤抖,他的心都痛了。他每吃一口饭,都象是在品尝她的眼泪和自己的罪孽。他知道凯米蕾正陷在猜忌的痛苦中,今天夜里她不能入眠了。他想吻她,爱抚她,安慰她,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没有用处,因为她会察觉出这不是他的温存,而只是他内心有愧。
最后他们出门去看电影。克利马看着银幕上的英雄,他正设法靠镇定自若来逃避各种阴谋。克利马又重新恢复了信心,他觉得那个斗士就是自己。他感到要说服茹泽娜堕胎,将不过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战斗,这使他振作起来,他与那个自信的银幕英雄融为一体,由于他的运气和魅力,他一定能轻易取胜。
当后来他俩相挨着躺在大床上时,他仔细窥视她,她仰身躺着,头陷进枕头,下巴微微翘起,眼睛盯着天花板。她的身躯习惯性地绷得紧紧的(她总是使他想起绷紧的琴弦,有一次他对她说,她有一颗小提琴的灵魂)。他突然窥见了她那人的全部底蕴。的确,这种事时有发生(这是一些不可思议的时刻):她的一个简单的动作或姿势往往会忽然向他展露出她的全部外表以及内心的历史。对于克利马来说,这是一种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富有同情心的时刻。这个女人在他还默默无闻时就爱上了他,随时愿意为他牺牲一切。她理解他的内心,他的全部思想,他可以和她谈阿姆斯特朗,或者斯特拉夫斯基,谈无关紧要的琐事,或者严肃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她比任何人都更亲近……想象着这个美丽的身躯和脸庞一旦不复存在,他感到自己也不可能再活下去。他知道他愿意终其一生保护她,他能够为她献出生命。
但是,这种无边的爱浪一下子就消退了。因为他内心充满焦虑和恐惧,他躺在凯米蕾身边,知道他非常爱她,但他却心不在焉,他抚摸着她的脸,却感到他们相隔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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