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尔先生每天早上第一件关心的事，就是检查一下昨晚他带回家的证券包是否仍然放在床头柜上。 
　　他看到那个包就放了心，然后开始起床与梳洗。 
　　尼古拉·加西尔，身体矮胖而脸庞瘦削，在残老军人院一带，充当着证券经纪人，把一些持重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成为客户，他们把自己的积蓄交给他，他定期给他们支付可观的利息，因为他在交易所的投机往往成功，又私下放高利贷。 
　　他拥一栋又窄又旧的楼房，自己住在二楼。他的套房包括一个候见室，一个卧室，一个同时用作咨询室的餐室，一个供三个助手工作的房间，最里面是厨房。 
　　他很节俭，没有雇女仆。每天早上，笨重、勤劳、快活的看门女人，八点钟给他送来邮件，收拾房间，把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咖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这天早上，看门女人八点半钟离开了。加西尔先生像往常一样，等待助手上班，不慌不忙地吃早点，拆信件，浏览报纸。然而，突然在九点差五分，他觉得听见卧室里有响声。想起放在卧室里的证券包，他冲了进去。证券包不翼而飞，同时朝向楼梯平台的会见室的门，“砰”地一声，重重地关上了。 
　　他想去开门。但是那门要用钥匙才能打开，而这枚钥匙，他放在办公桌上了。 
　　“如果我去拿钥匙，”他想道，“盗贼逃走了，就看不见了。” 
　　加西尔先生因此打开仅见室临街的窗子。这时，那人还来不及离开这所房子。的确，街上空无一人。尼古拉·加西尔慌乱极了，都没有呼救。但是，几秒钟以后，他望见自己的主要助手从邻近的林荫大道朝着这所房子走过来，就赶紧打手势。 
　　“快！快！萨尔洛纳，”他俯身喊道，“快进来，关上大门，不让任何人出去。有人偷了我的东西。” 
　　他的命令被执行了。他匆匆忙忙下了楼，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愤怒得发狂。 
　　“萨尔洛纳，没有人吗？……” 
　　“没有人，加西尔先生。” 
　　他一直跑到看门女人的小屋，这门房位于楼梯底部与一个阴暗的小院之问。看门女人正在扫地。 
　　“有人偷了我的东西，阿兰太太！”他叫喊道，“没有人来躲藏在这里吧？” 
　　“没有，加西尔先生，”那胖女人结结巴巴地说道，目瞪口呆。 
　　“你把我套房的钥匙放在哪里了？” 
　　“在这里，加西尔先生，挂钟背后。而且，别人不可能拿走，因为半小时以来我都没有离开过小屋。” 
　　“那么，因为盗贼并没有下楼，他又重新上楼了。啊！这太可怕了！” 
　　尼古拉·加西尔又回到大门旁。他的另外两个助手也来了。他气喘吁吁跟他们讲了几句话，匆忙地下达指示：谁也不许进出，在他回来之前，既不能出去，也不能进来。 
　　“明白了吗？萨尔洛纳！” 
　　他说完后立即上楼，进了他的套房。 
　　“喂，”他拿着电话受话器吼道，“……喂！警察局……但是，小姐，我不是找警察局！我请您接警察局咖啡厅……号码？我不知道……快一点……有情况……赶快，小姐。” 
　　他终于要通了咖啡厅老板，大声说道： 
　　“贝舒警探在吗？请叫他听电话……马上来……赶快……他是我的客户……一刻也不能耽搁。喂！贝舒警探吗？是加西尔给您打电话，贝舒。是的，我还好……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好……有人偷了证券，一整包……我等您，嗯？什么？不可能？您要去度假？我不在乎您度什么假！赶快来吧，贝舒……赶快！您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就在那个包里呢！” 
　　加西尔听见对方在电话里大声骂道：“见鬼！”这下他完全放心了，知道了贝舒警探的意思：他马上就会来的。果然，十五分钟以后，贝舒警探一阵风般地赶来了，愁眉不展，猛地扑向证券经纪人。 
　　“我的非洲矿业股票！……我的全部积蓄！它们在哪里呀？” 
　　“被偷走了！同我的客户们的证券一起！……还有我的全部证券也不见了！” 
　　“被偷走了！” 
　　“是的，在我的卧室里，半小时以前。” 
　　“倒楣！我的非洲矿业股票怎么会到了您的卧室里呢？” 
　　“昨天，我把那包证券从我在里昂信贷银行的保险柜里取出来，准备托付给另一家银行。那样更划算。我不该……” 
　　贝舒在加西尔的肩膀上狠狠地拍了一下。 
　　“您要负责任，加西尔。您要把钱还给我。” 
　　“用什么还呀？我已经破产了。” 
　　“破产了！那么，这栋房子呢？” 
　　“早就全部抵押了。” 
　　两人暴跳如雷，大声对骂。看门女人和加西尔的三个助手也失去冷静，拦住两个姑娘的去路，她俩是住在四楼的房客，正不顾一切地要出门。 
　　“谁也不准出去！”贝舒喊道，怒气冲冲，“没有找到我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之前，谁也不准出去！” 
　　“也许需要找人帮忙，”加西尔建议道，“肉店伙计……食品杂货店主……都是可靠的人。” 
　　“我不需要，”贝舒说道。“如果需要什么人的话，打电话到拉博尔德街的巴尔内特私家侦探事务所。然后，去告状。但那是浪费时问。现在该行动。” 
　　他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一想到个人的责任，他就平静了些。但是他烦躁的动作与嘴巴的痉挛，暴露出他极度的惶恐不安。 
　　“冷静点，”他对加西尔说道，“总之，我们会成功的。谁也没有走出这房子。因此，在我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还没有被人带出去之前，就应该把它们找回来。这是最主要的。” 
　　他盘问了那两个姑娘。一个是打字员，在家里替人打通告和报告。另一个也是在家里干活，教人吹笛子。两个人都想出去买午饭吃的食物。 
　　“实在对不起！”贝舒斩钉截铁地拒绝道。“今天上午，这个临街的大门要关闭。加西尔先生，您的两个助手在这里把守。另一个助手去给房客们买东西。今天下午，可以让人出入，但是要得到我的允许，所有可疑的包裹、纸箱、购物网兜、盒子，都要严格检查。这是命令。而我们呢，加西尔先生，动手干活吧！看门女人替我们带路。” 
　　在这栋房子里进行搜查是容易的。楼上三层，每层只是一个套间，而楼下目前还没有人住。二楼是加西尔的住所，三楼住着图菲蒙先生，他是国民议会议员，以前当过部长。四楼分为两个小间，由打字员勒戈菲埃小姐和笛子教师阿维利纳小姐租用。 
　　这天早上，图菲蒙议员八点半钟就去了国民议会，主持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一个女邻居只是在吃午饭的时候来替他收拾房间，大家等着他回来。两位小姐住的房间就成为仔细检查的对象。然后，人们搜查了阁楼的每个角落，从一把梯子下来，认真察看了小院子，以及尼古拉·加西尔本人的套房。 
　　结果毫无发现。贝舒痛苦地想着他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 
　　将近中午，图菲蒙议员回来了。这位严肃的议员——提着他当部长时用的大公事包——是个大忙人，受到所有党派的敬重，言语不多，却很有分量，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令政府害怕得发抖。他迈着有节奏的步子，走到看门女人的小屋取邮件，加西尔前来找他，对他说自己家被盗的事。 
　　图菲蒙议员审慎而专心地听着，就像听人诉说最无关紧要的事，答应在加西尔决定告状时予以帮助，并且坚持要人家搜查他的套房。 
　　“谁知道，”他说道，“是否有人弄到一枚可以开门的钥匙呢？” 
　　大家到处寻找，仍然一无所获。事情显然不妙，他俩试着轮流互相鼓舞斗志，说一些安慰的话。但是这听起来是些虚假的话，不起作用。 
　　他俩决定去一家咖啡馆吃饭，当然是在对面的那一家，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直监视着那栋房子。但是贝舒并不感到饥饿，因为他那十二张股票令他不思茶饭。加西尔大叫头昏脑胀，两人又把这个问题翻来覆去地思考了几遍，希望从中找出确切的线索。 
　　“这很简单，”贝舒说道，“有人潜入了您的房间，偷走了证券。因为还没有人能从这房子里出去，就是说那个人还在房子里面。” 
　　“当然啦！”加西尔赞同道。 
　　“如果他仍然在房子里，我那十二张股票也就在房子里。那十二张股票不能穿过天花板飞走呀！” 
　　“整包证券也不会飞走呀！”尼古拉·加西尔补充说道。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贝舒继续说道，“有充分的理由肯定，即……” 
　　他没有说完。他的眼睛流露出突如其来的恐惧。他注视着街对面，有个人从那边脚步轻快地朝那房子走过来。 
　　“巴尔内特！”他嘟哝道，“……巴尔内特！……是谁通知他了？” 
　　“您对我提起过他，提起过拉博尔德街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加西尔承认道，有点发窘，“我认为，情况如此严重，打个电话，也不是没有用的。” 
　　“但是，这太愚蠢了，”贝舒含糊不清地说道，“究竟由谁来领导调查？是您，还是我？巴尔内特跟这毫无关系！巴尔内特是个专爱乱插手的家伙，应该提防他。啊！不，不要巴尔内特来管闲事！” 
　　突然间，巴尔内特的合作，在他看来，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事了。吉姆·巴尔内特在这房子里，吉姆·巴尔内特干预这件案子，那就意味着如果调查结束，整包证券，主要是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就会被盗走。 
　　他怒火中烧，冲到街上，当巴尔内特正准备敲门的时候，一下子就堵在了他面前，声音放得很低而又颤抖着说道： 
　　“你走开，这里不需要你。有人错误地给你打了电话。让我们安静点儿，马上走开吧。” 
　　巴尔内特惊讶地看着他。 
　　“贝舒老友！这是怎么回事？看样子，你身体不舒服？” 
　　“你回去吧！” 
　　“事情严重，就像有人在电话里告诉我的那样吗？你的积蓄出了问题？那么，你不希望得到一点儿帮助吗？” 
　　“你走开，”贝舒咬牙切齿道，“人们知道你的话的意思，你所谓的一点儿帮助，那就是往人家口袋里伸手。” 
　　“你为你的非洲矿业股票担心吗？” 
　　“是的，如果你硬要插手的话。” 
　　“好吧，咱们别谈了。你自己想办法应付吧。” 
　　“你走了？” 
　　“不走。没有办法。因为我在这房子里有事要干。” 
　　加西尔来到他俩跟前，半开了门，巴尔内特对他说道： 
　　“对不起，先生，笛子教师、音乐学院奖二等奖获得者、阿维利纳小姐住在这里吗？” 
　　贝舒感到很愤慨。 
　　“是的，你在门口的牌子上看见了她的地址，所以你就找她……” 
　　“怎么了？”巴尔内特说道，“难道我无权来上笛子课吗？” 
　　“你无权在这里学。” 
　　“我表示遗憾，我对于笛子有种特别的爱好。” 
　　“我明确地反对……” 
　　“去你的！” 
　　巴尔内特专横地走进房子，别人都不敢阻拦。贝舒非常不安，看着他上了楼梯，十分钟以后，他大概取得了阿维利纳小姐的同意，人们就听见从四楼传下来断断续续的吹笛声。 
　　“坏蛋！”贝舒越来越为自己的股票而痛苦万分，喃喃地说道，“跟这个家伙一起，我们能走到哪里去呢？” 
　　他又发狂地开始干活。检查完了没有人住的楼下，再检查看门女人的小屋，严格地讲，证券包很有可能藏在门房里。结果是白费工夫。上面总是传来嘲弄恼人的笛声，整个下午都没有停过。在这样的条件下，又怎能工作呢？终于，在六点正的时候，巴尔内特又唱又跳地出现了，手里拿着一个大纸盒。 
　　“一个纸盒！”贝舒发出愤怒的惊叫。他把纸盒抢过来，掀开盖子。里面装的是旧式帽子和被虫蛀坏的毛皮衣服。 
　　“因为阿维利纳小姐没有权利出去，她就请我把这些东西全扔掉，”巴尔内特一本正经地说道。“阿维利纳小姐很漂亮，你是知道的！她吹奏笛子多么有天才！她说我有惊人的音乐天赋，还说如果我坚持不懈地练下去，就能够设法获得一个教堂乐师的职位。” 
　　整个夜晚，贝舒和加西尔都在值班，一个在房子里面，一个在房子外面，为了防止那个包被一个同谋从窗子扔到外面。次日早上，他们又重新干活，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报偿。一个人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另一个人的所有证券仍然顽固地躲藏着不露面。 
　　三点钟，吉姆·巴尔内特又出现了，手里拿着空纸盒，笔直往前走，匆忙而亲切地打了个招呼，像个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却心满意足的人。 
　　他们又在上笛子课。音阶。练习曲。吹错了的音符。忽然又安静下来，莫名其妙地继续保持寂静，这使贝舒极其困惑不解。 
　　“他在搞什么鬼呀？”贝舒暗自思忖道，想象着巴尔内特进行一系列调查，并取得了特别的发现。 
　　他上到四楼，侧耳倾听。在笛子教师家里寂静无声。但是在她的邻居、速记打字员勒戈菲埃小姐家里，却听见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 
　　“这是他的声音，”贝舒想道，他的好奇心已经无法按捺了。 
　　他不能再忍耐了，于是按了门铃。 
　　“请进！”巴尔内特在屋里面喊道，“钥匙就在门上。” 
　　贝舒进了屋。勒戈菲埃小姐，一位十分漂亮的褐发女郎，坐在桌旁的打字机前面，在活页纸上把巴尔内特的话用速记法打下来。 
　　“你是来搜查的吧？”巴尔内特问道，“你别不好意思。小姐没有什么好隐藏的。而我呢，更加没有。我正口授自己的回忆录，你允许吗？” 
　　当贝舒察看着家具下面的时候，他继续口授道： 
　　“那一天，贝舒警探发现我在可爱迷人的勒戈菲埃小姐家里，是年轻的女笛师介绍给我认识她的。警探开始调查他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这些股票始终顽固地销声匿迹。在那长沙发下面，他发现了三颗尘埃，在衣柜底下，他发现了一块鞋内后跟垫片。贝舒警探不忽视任何细节。令人赞叹的敬业精神！” 
　　贝舒站了起来，对巴尔内特挥舞着拳头，并且咒骂着他。巴尔内特继续口授。贝舒走开了。 
　　不一会儿，巴尔内特拿着纸盒下了楼。贝舒正在站岗，他犹豫不决要不要搜搜。但是，他太担心了，还是打开了纸盒，发现里面只装了些废纸和破布。 
　　生活对于不幸的贝舒来说，变得更难以忍受了。巴尔内特出现在面前，他挖苦人，戏弄人，这使贝舒越来越狂怒。巴尔内特每天都来，上完笛子课或者做完速记打字，总是带着那个纸盒下来。怎么办？贝舒不怀疑这是新的戏弄，巴尔内特在嘲弄他。但是，万一巴尔内特这次带的是证券呢？如果他带着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溜走呢？如果他乘机转移他的赃物呢？于是，贝舒不管愿意不愿意，总要伸出一只手焦躁不安地在纸盒里搜索，在撕烂的抹布、破旧的衣服、掉了羽毛的样子、折断的扫帚、壁炉的灰烬、胡萝卜皮等杂七杂八的东西里翻来翻去。巴尔内特却笑得直不起腰来。 
　　“证券在里面！证券不在里面！你会找到的！……你不会找到的！……啊！蠢家伙贝舒，你叫我笑破肚皮啰！” 
　　整整一个星期都是这样度过的。贝舒在这场战斗里显得越来越软弱无力，完全丧失了勇气，而且在整个街区成了大家的笑柄。尼古拉·加西尔和他，的确不能阻止房客们去忙自己的事，尽管房客们同意被人搜身与检查。人们议论纷纷，加西尔的不幸遭遇引发了流言蜚语。他的主顾十分慌乱，包围了他的办公室，要求退还他们的钱。而图菲蒙先生呢，他是国民议会议员，前任部长，生活习惯完全被扰乱了。他一天进进出出这所房子四次，目睹这乱哄哄的场面，于是责令尼古拉·加西尔去报警。这骚乱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一天傍晚，一件突发事件使加西尔和贝舒很不舒服。他俩听见从四楼传来剧烈争吵的声音。沉重的跺脚声，女人们的尖叫声，看来事态还相当严重。 
　　他俩匆匆赶到四楼去。在楼梯平台上，阿维利纳小姐和勒戈菲埃小姐打得不可开交，不管巴尔内特怎样努力劝架，也不能使两个女人停下来，他倒是显得很开心的。她俩的发髻散开了，紧身胸衣撕烂了，互相对骂不止。 
　　人们终于把两个女人拉开了。女打字员的歇斯底里发作了，巴尔内特只好把她抱回她的房间，而笛子女教师则发泄着心中的愤怒。 
　　“我把他和她两人当场捉住了，”阿维利纳小姐大声说道，“巴尔内特起初追求我，刚才却在拥抱她。巴尔内特是个古怪的家伙；贝舒先生，你应该问问他：一个星期以来他在这里搞什么鬼名堂？他为什么把时间全都花在询问我们和到处搜索上面？喏，我可以告诉您，他知道是谁偷了那包东西。是看门女人，是的，阿兰太太。那么，他为什么不许我对您提起那事呢？而且，对于证券，他已知道真相。他对我讲的话可以作证：‘证券在这房子里，又不在；证券不在这房子里，又在。’贝舒先生，您要提防他呀。” 
　　吉姆·巴尔内特把女打字员安顿好了以后，一把抓住阿维利纳小姐，用力推回她的房问。 
　　“走吧，我亲爱的老师，不要大声吵闹，别说你不知道的事情。您讲起笛子来头头是道，但是您讲不清楚别的事情。” 
　　贝舒完全没有料到他会回来。阿维利纳小姐透露了吉姆·巴尔内特的想法，案件在贝舒的头脑里立即变得清晰了。对，罪犯就是阿兰太太。起初他怎么没有想到呢？他确信那是真的，十分气愤，急忙下楼去，冲向看门女人的小屋，尼古拉·加西尔跟在他的后面。 
　　“我的非洲矿业股票呢？它们在哪里？是被你偷了！” 
　　尼古拉·加西尔也来到了。 
　　“我的证券呢？女贼，你把它们怎么样了？” 
　　他俩摇晃着那个胖女人，每人抓着她的一只胳膊拉来拉去，向她问一连串的问题，不住地臭骂她。她一声不吭，好像受了惊一样。 
　　这个夜晚，对于阿兰太太来说，十分难挨，以后的两天也同样痛苦不堪。贝舒始终坚信巴尔内特没搞错。根据这个指控，整个事件的真相也就大白了。看门女人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已经注意到那包证券不寻常地放在床头柜上，而且只有她才有房间钥匙，她极可能了解加西尔先生的生活习惯，她又回到套房里，攫取了证券后逃走，躲进她的房间里，尼古拉·加西尔在那里又见到了她。 
　　贝舒失去了勇气。 
　　“是的，很明显是这个女贼偷了那个包，”他说道，“但是，秘密还是没有揭穿。是看门女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作案，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没有查出我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的下落，这案就等于没破。我承认她把股票带到了她的房间，但是，她在九点钟到我们搜查她的房间那段时间里，究竟用什么奇妙的办法转移了股票呢？” 
　　这个秘密，那个胖女人始终不肯讲，尽管人家威吓她，并且在精神上折磨她。她还是否认一切。她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也不知道。虽然她涉嫌犯罪是毫无疑问的，她却矢口否认绝不吐真情。 
　　“该结束了，”一天早上，加西尔对贝舒说道，“你已经看到，图菲蒙议员昨天晚上推翻了内阁，使之下台。记者们将要来采访他。我们能够搜查他们的身体吗？” 
　　贝舒承认阵地难以保住。 
　　“三个钟头以后，我将知道一切情形。”他肯定地说道。 
　　下午，他去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敲门。 
　　“我正在等你，贝舒，你需要什么吗？” 
　　“你的帮助。我摆脱不了困境了。” 
　　这个回答是开诚布公的，贝舒的此行是完全值得的。他认了错。 
　　吉姆·巴尔内特向他大献殷勤，热情地抓住他的肩膀，跟他握手，十分巧妙地不让他感到失败的羞辱，这不是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会谈，而是两个同志之间的和解。 
　　“说实在的，我的贝舒老友，使咱俩疏远的小小误会，叫我无限痛苦。像咱俩这样的朋友，竟然成了仇敌！多么叫人伤心！我因此失了眠。” 
　　贝舒皱了皱眉头。在他的内心深处，正苦涩地责备自己身为警员，却仍然同巴尔内特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命运竟然使自己成为那个人的合作者与感恩者，这使他感到非常气愤。而且他素来认为那个人是个无赖的骗子。但是，无可奈何！有的环境会令最正直的人弯腰，失去了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正是这种环境！ 
　　他压抑着顾虑之心，低声问道： 
　　“那窃贼正是看门女人，对吗？” 
　　“正是她，种种迹象表明，只能是她作的案。” 
　　“但是，这个一直都受人尊敬的女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呢？” 
　　“如果你稍微谨慎一点，调查一下她的情况，你就会知道：这个不幸的女人有一个坏透顶的儿子，把她的钱全给骗走了，令她十分痛苦。正是为了这个儿子，她不得不铤而走险了。” 
　　贝舒浑身打战。 
　　“她终于把我的非洲矿业股票交给他了？” 
　　“啊！这倒没有，我不允许她这样做。你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那么，它们在哪里？” 
　　“在你的口袋里。” 
　　“你别开玩笑！巴尔内特。” 
　　“我不会开玩笑，贝舒，当涉及这么重要的事的时候。你证实一下吧。” 
　　贝舒的一只手，犹豫不决地伸进那个被他指着的衣服口袋。他拍了拍，然后取出一个大信封，信封上面写着：“送交我的朋友贝舒”。他拆开信封，看见了他的非洲矿业股票，清点一下，正好十二张。他的脸变得苍白了，两腿发着抖，巴尔内特把一只嗅盐瓶递到他的鼻子下，他嗅了嗅。 
　　“吸气呀，贝舒，你可别昏倒呀！” 
　　贝舒没有昏倒，只是揩去悄悄流下的几滴眼泪。快乐与激动，哽塞了他的喉咙。当然，他毫不怀疑，巴尔内特在他进屋时就把那个信封塞进了他的口袋，他俩当时正互诉衷情，他也就没有留意。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确确实实在他颤抖的双手里了，他再也不觉得巴尔内特是个骗子，完全不是。 
　　他突然恢复了体力，开始欢蹦乱跳，跳起西班牙舞来，踏着想象中响板的节奏跳着。 
　　“我又得到它们了！非洲矿业股票，回来了！啊！巴尔内特，你真是个大好人！世界上没有别的巴尔内特，只有一个巴尔内特——贝舒的救命恩人！巴尔内特，应该给你竖一尊雕像！巴尔内特，你是英雄！但是，你是怎样成功的呢？快讲讲吧，巴尔内特！” 
　　巴尔内特处理事件的方法，再次令贝舒警探目瞪口呆。出于职业好奇心，他问道： 
　　“怎么回事，巴尔内特？” 
　　“什么？” 
　　“唉！你是怎样弄清楚这案件真相的？那个包在哪里？你会说‘既在房子里面，又不在’吗？” 
　　“既在房子外面，却又在房子里面。”巴尔内特开玩笑道。 
　　“你讲讲吧。”贝舒恳求道。 
　　“你自认猜不出来？” 
　　“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那么，你以后不要因为一些小过失，对我摆出责备的样子，令我不愉快。这使我有时相信自己偏离了正路。行吗？” 
　　“你讲讲吧，巴尔内特。” 
　　“啊！”巴尔内特大声说道，“多么迷人的故事啊！尽管我有言在先，贝舒老友，你还是丝毫也不会失望的。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比这案件更引人注目、更意外、更自发、更狡猾、更合人性，同时更难以置信的事了。它是那么简单，却反而让贝舒你这个优秀的警察，足智多谋的探员，眼花缭乱看不清。” 
　　“总之，你讲讲吧，”贝舒生气地说道，“装着证券的包，是怎样离开那个房子的？” 
　　“就在你的眼皮底下。难以形容，贝舒！而且，那个包不仅离开了房子，接着又回到房子里！它每天两次离开房子！它每天两次又回来！就在你的眼皮底下，贝舒，你憨厚友善，眼睁睁地看着！整整十天，你对它弯腰，毕恭毕敬。真正十字架的一块碎片出现在你面前！只差一点，你就会下跪！” 
　　“哪里会呢！”贝舒大喊道，“这真荒谬，既然全都搜查遍了。” 
　　“全都搜查遍了，贝舒，但是有件东西没有搜查！所有的包裹、纸盒、手袋、衣袋、帽子、罐头和垃圾箱……全都搜查过，但是漏查了那件东西。在边境火车站，旅客的行李物品要接受检查，但是外交邮袋是免检的。因此，你全都检查了，惟独没有检查那件东西！” 
　　“那是什么呀？”贝舒大声问道，迫不及待。 
　　“让你猜一千次也猜不到。” 
　　“你讲吧，真是他妈的！” 
　　“前任部长的公文包！” 
　　贝舒从座椅跳起来。 
　　“嗯？你说什么？巴尔内特！你控告图菲蒙议员？” 
　　“你发疯了！难道我竟敢控告一位议员？首先，一位议员、前任部长，先验地不能怀疑。在所有的议员和前任部长当中——天知道他们有多少！——我认为图菲蒙是最无可怀疑的，尽管他充当了阿兰太太的窝赃者。” 
　　“他于是成了同谋？图菲蒙议员会是同谋吗？” 
　　“不会的。” 
　　“那么，你控告谁？” 
　　“我控告谁？” 
　　“是的。” 
　　“他的公文包。” 
　　巴尔内特庄重而又愉快地解释道： 
　　“一位部长的公文包，贝舒，可是个重要之物。哪里有图菲蒙先生的身影，哪里就有那个公文包。先生和公文包不可分离，彼此互相依存。你不能想象图菲蒙先生不带公文包，你也不能想象公文包不在图菲蒙先生的手里。只是图菲蒙先生有时要把公文包放在他旁边，比如说为了吃饭，或者为了睡觉，或者为了完成日常生活中的某个动作。在那些时候，图菲蒙先生的公文包就独自存在，可能会发生某些事，图菲蒙先生对此不负任何责任。这就是失窃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贝舒看着巴尔内特：“你究竟想要说什么呀？” 
　　巴尔内特重复道： 
　　“你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不见了的那天早上，就发生了那种事情。看门女人，因为偷了东西而惊慌不安，因为迫在眉睫的危险而丧魂落魄，不知道怎样摆脱那将使她身败名裂的赃物，突然看见在壁炉上——啊，奇迹！——放着图菲蒙先生的公文包，单独放在那里！图菲蒙先生刚刚进了看门女人的小屋，来取他的邮件。他把公文包放到壁炉上，正拆着来信，这时尼古拉·加西尔和你，贝舒，你俩正告诉他说证券不见了。于是，一个天才的，的确是天才的想法（不可能使用别的形容词了），在阿兰太太的头脑里产生了。放证券的那个包，恰巧也放在壁炉上，就在那公文包旁边，上面被报纸遮住了。这间屋子还没有被搜查，但马上就会被搜查，事情就要败露。刻不容缓。看门女人立即转过身去背对着你们三个谈话的人，非常迅速地打开公文包，掏出包内两层之中一层里的文件，把证券包塞了进去。大功告成。谁也不会起半点疑心。图菲蒙先生腋下夹着公文包离开，也就把你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和加西尔的全部证券带走了。” 
　　贝舒没有提出丝毫异议，巴尔内特斩钉截铁地讲着自己的判断，贝舒屈从于无可辩驳的事实。他相信了，确信巴尔内特的话。 
　　“那天，我的确看见了，”贝舒说道，“一叠文件与报告。我的确没有在意。但是这些文件与报告，她大概还给了图菲蒙先生了。” 
　　“我可不这么想，”巴尔内特说道，“那些东西只会使人家更加怀疑她，她已经把它们销毁了。” 
　　“但是，他大概会索要的吧？” 
　　“不会。” 
　　“怎么！他没有发现有一批文件不见了吗？” 
　　“他也不会发现证券在他的公文包里。” 
　　“他没打开公文包吗？” 
　　“他没有打开。他从来不打开公文包。图菲蒙的公文包，跟其他许多政治家的公文包一样，只是一个装门面的东西，一种姿态，一种威胁，提醒人们要遵守秩序。如果他打开过公文包，他就会索要文件与归还证券的。然而，他既没有索要文件，也没有归还证券。” 
　　“那么，当他工作的时候呢？” 
　　“他不工作。因为有了个公文包，并不是非要工作不可啊。甚至只要拿着前任部长的公文包，就不用再工作了。那公文包就代表工作，权势、威望、绝对权力与无所不知。昨天夜里，图菲蒙在国民议会——他是在那里，因此我讲话是很有根据的，我很了解情况——把他这个前任部长的公文包往讲坛上一放，现任部长就感到自己输了。有多少很有分量的文件资料装在这个伟大的工作者的公文包里呀！有多少数据！又有多少统计材料！图菲蒙打开公文包，却不从两个胀鼓鼓的夹层里取出任何东西。他发表演讲，不时地把手按在公文包上，那神态像是在说：‘全在这里呢。’然而，公文包里只有贝舒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加西尔的证券，以及一些旧报纸。这已经足够了。图菲蒙的公文包使部长倒了台。” 
　　“但是，你是怎样知道的？……” 
　　“因为图菲蒙在凌晨一点钟走出议会，步行回家的路上，被某个人鲁莽地撞倒，躺在了人行道上。另外一个人，即那个人的同伙，拾起公文包，取出了证券包，把一叠旧报纸塞进公文包，然后带走了证券。我需要对你说出那第二个人的名字吗？” 
　　贝舒由衷地微笑了。由于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在自己的口袋里，他就觉得整个故事更加有趣，图菲蒙的意外跌倒更加好笑。 
　　巴尔内特转了一圈，大声说道： 
　　“这就是全部秘密，老伙计，正是为了能够发现这别致的真相，为了熟悉这所房子，为了搜集资料，我才口述回忆叫人打字，我才来上笛子课。多么美妙的一星期。在四楼调情，到楼下作多种消遣。加西尔，贝舒，图菲蒙……都是听我摆布的小木偶。最使我感到为难的，你懂吧，就是承认图菲蒙不知道他的公文包已参与了犯罪，而他在无意之中带着你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走来走去。这件事使我十分惊讶。看门女人也很吃惊！对于她来说，真是不可思议！在内心深处，她大概把图菲蒙先生看作最卑劣的骗子，既然她相信图菲蒙‘独吞了’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和其他证券。可恶的图菲蒙！” 
　　“我应该告诉他吗？”贝舒问道。 
　　“有什么用呢？就让他继续把旧报纸带来带去，在公文包上睡觉吧！这件事，不要向外人透露一个字，贝舒。” 
　　“当然除了对加西尔说，”贝舒说道，“既然我要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把他的证券还给他。” 
　　“什么证券？”巴尔内特问道。 
　　“属于他的证券啊，你在图菲蒙的公文包里找到的证券。” 
　　“啊！你在发神经病了，贝舒！你想让加西尔先生重新拥有他的证券吗？” 
　　“怎么不！” 
　　巴尔内特用拳头敲打着桌子，突然发怒道： 
　　“你了解你的尼古拉·加西尔是个什么人吗？他是个骗子，跟看门女人的儿子一模一样。是的，一个骗子！他偷窃他的委托人的钱财，这个尼古拉·加西尔！他拿他们的钱赌博！比这还要更糟糕，他打算偷他们的钱！瞧，这是他买的去布鲁塞尔的头等火车票，启程的日期正好是他从银行保险柜取出证券包的同一天，不是如他所说的，他要把证券转存到另一家银行，而是为了卷款潜逃。嗯，你对你的尼古拉·加西尔，还有什么好说的？” 
　　贝舒对加西尔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自从他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被盗以来，他对尼古拉·加西尔的信任度已经下降。但是，他仍然注意到另一种情况，说道： 
　　“他的委托人可都是些正直的人。这样他们不就破产了吗？” 
　　“他们不会破产的！当然不会！我绝对不会同意这种极不公道的行为！”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加西尔是个阔佬！” 
　　“他一个苏也没有了。”贝舒说道。 
　　“你错了！根据我的情报，他赔偿完委托人的损失之后，还会有很多钱。你要相信，如果说他在案发当天没有及时报案，那是因为他不愿意司法部门插手他的事。但是你拿坐牢来威胁他，你将看到他自己会设法解决的。钱财问题？你的尼古拉·加西尔是个百万富翁，他遇到了麻烦，该由他去处理，而不是由我处理！” 
　　“这就意味着你企图留住……？” 
　　“留住证券吗？决不！那些证券已经出卖了。” 
　　“是的，但是，你留住了钱吧？……” 
　　巴尔内特表示出极大的义愤： 
　　“一刻也没有！我什么都没留住！” 
　　“那你把那些钱怎么处理了？” 
　　“我全都分给了别人。” 
　　“分给了谁？” 
　　“给了需要钱用的朋友，给了我资助的有意义的事业。啊！你不用害怕，贝舒，尼古拉·加西尔的钱会派上好用场的！” 
　　贝舒对此不怀疑。这次，事件又以巴尔内特掌握了“隐藏的钱财”而告终。巴尔内特惩罚了有罪的人，替无辜者洗冤，而且没有忘记给自己捞钱。做善事当然是从他自己开始。 
　　贝舒的脸红了。没有提出异议，就是充当了同谋。但是，另一方面，他感觉到那宝贵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的确在他的口袋里，他知道如果没有巴尔内特的干预，那些股票恐怕就丢失了。这是发脾气和与巴尔内特斗的时候吗？ 
　　“出了什么事？”巴尔内特问道，“你不高兴吗？” 
　　“当然高兴，我感到高兴，”不幸的贝舒肯定道。“我很高兴。” 
　　“那么，既然一切都好，你就笑一笑吧。” 
　　贝舒轻松地微笑了。 
　　“好极了，”巴尔内特大声说道，“为你效劳是件乐事，我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现在，老朋友，让咱们分手吧。你大概很忙，而我正等候一位女士来访。” 
　　“再见。”贝舒说道，同时朝大门口走过去。 
　　“再见！”巴尔内特说道。 
　　贝舒走了，像他所说的那样，十分高兴，但是觉得不自在，决定赶快远离这个该死的人物。 
　　外面，在邻近街道的转角处，他看见那位漂亮的女速记打字员，她肯定就是巴尔内特要等候的女士。 
　　两天以后，他发现巴尔内特在电影院里，由笛子教师，同样漂亮的阿维利纳小姐陪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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