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所有病都有危机期，人在过了危机期以后，或是痊愈，或是会向相反方向急剧恶化。看样子我的情形正是如此。 
　　今天我又看见他就在我身旁。他和我那么近，我的脸上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他是什么人？是啊，除了是那个雇来的杀手外，还能是谁！就是我那位亲爱的夫人雇来的杀手，看起来，她是等得不耐烦了，等不到把我干掉的合适机会，于是决定加快事件的进程。今天是礼拜六，她从一大早起来就在为参加柳巴尔斯基家的纪念日而忙活。 
　　“我还是希望你能改变主意去他家。”吃早饭时，维卡说道。 
　　“根本就不想，”我愉快地说。“你想去你去。” 
　　“萨沙，你冷静点儿，玩笑归玩笑，你这样做太不体面了。柳巴尔斯基一家是我们的朋友，今天四点多我们到他家去。” 
　　“你去吧。我留在家。维卡，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得够多的了。你跟我说话，像在跟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说似的。假如你身上母性的本能过强，到孤儿院领一个孩子来养着吧，至于我，你就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从我这方面说，这很残酷。我们俩至今没孩子，但这不是维卡的错，而是我总在说，我们还得等一等，条件还不具备。条件的确还不具备，和一个孩子生活在一起，身边就有一个疯母亲，这太危险了。其次，我们刚搬来时，总觉得只要再过一两年，我们就可以喘口气了，不必总是为了挣钱而忙忙叨叨，也不必为缺钱而犯愁了，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自自在在地生活了。在这类谈话中，奏第一把小提琴的，当然是我。喏，你瞧，奏出好听的调子了。话说回来，假如维卡怀了孕，我们也不会想到要堕胎的。可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孕……也罢，不然她如今能这么自在？没孩子的牵挂，才能全身心投入这位外省来的罗密欧的爱情，不必为家里只有孩子一个人而揪心，或是为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而操心了。如此看来一切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她的眼角已经涌出了泪水，但维卡竭力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只是更紧地抿紧嘴唇。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啦，萨沙，”她稍顿了一下又说，“我有时觉得你八成是疯子。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别说蠢话了。”我厌烦地说。 
　　刚起床就和维卡拌嘴是我不愿意干的，于是，我扭转话题，谈起一件根本无关紧要的事，随后，我声称我打算今天在家呆一天，做些家务活儿。 
　　“你最好去逛逛商店，”我好心地说，“我开洗衣机，同时，吸吸尘土。我想我们已经一个月没打扫屋子了，土都埋到脑门上了。咖啡壶也该清洗了，澡盆和便桶也一样。顺便说说，如果你打算到柳巴尔斯基家喝酒的话，我建议你去一趟美发店，你头上的白发太显眼，该染一染了。顺便也修修指甲。” 
　　我说这一套当然是违心的，我只是不想出门而已。可这一点又不能告诉维卡…… 
　　她一甩门到商店去了。其实，我一大早就犯混，也该着这样。家务活儿有半天就能干完，我干起家务来出乎意料地勤快。维卡是3点多回来的，我一眼就看出，她还是去了美发店。手上，新涂的指甲油晶光闪闪，头发也比早晨黑了一点儿。她一句话也没说，也没提任何问题，默默把买来的食品搁进冰箱，回房间换衣服去了。与此同时，我在厨房里擦抹餐具，并用一种曾大做广告的进口滑石粉擦灶台。 
　　过了一会儿，维卡往厨房里瞧了一眼。她彻底换了装，脸上涂脂抹粉，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 
　　“我走了，”她平静地说，“你是就呆在家里呢，还是要到什么地方去走走？” 
　　“我哪儿都不去，”我瞧着托盘光闪闪的表面说。那样子像是想要从中读出一些火烫出的字母，组成永恒而又不会过时的聪明睿智的语句似的，“我就在家呆着了。” 
　　她的高跟鞋笃笃响着。她走到门口，只听门闩卡嗒一响，笃笃的脚步声在去往电梯间的瓷砖地上响着，完了。她走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松一口气了，我可以干点儿喜欢干的事儿了。 
　　可是，她这次让步也让得太容易了！就是一早说了那么几句话，再就什么都没说。我，老实说，原指望她会犯歇斯底里，会大叫大嚷，会哭哭啼啼，会祈求恳求，会威胁恐吓——随便什么她都有可能，只是没想到她会这么轻易、一声不吭地让步。不，不管怎么说，我妻子是聪明人。她对我很了解，了解得像一只剥了壳的蛋。确切地说，她对我不是了解，而是感觉。对我脑子里此刻在想什么，她当然无从得知，因为她根本想不到我会知道她已经雇了杀手，可这个坏女人她知道，她能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什么地方该用力；什么地方固执己见毫无意义。就算她和那位乡村堂·璜的关系处得不是很顺利的话，她的天性也够敏锐的了。天呐，我曾经是多么爱她！ 
　　维卡刚一离开，我就手脚麻利地收拾完屋子，捧着一本书坐在了沙发上。我都没有察觉自己是在什么时候打起盹来的。等我醒来，一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脑袋沉甸甸的，有点儿疼，我忽然想起，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妈妈常对我说：不能在天黑时睡觉，这对身体不好，看来妈妈说得对。我竭力抖掉睡意，踅进厨房，想煮一杯咖啡。在经过电视机时，我懒洋洋地捅了一下按钮，想让响亮的、电视里的声音帮助我尽快从昏睡中醒来。 
　　“……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暗杀了，”电视机里传出信息节目播音员的声音，“首都警察局再次许诺要在最短期限内破案。这是我台特约记者从莫斯科内务部发来的消息。” 
　　我一手拿着装咖啡豆的塑料袋儿，一手拿着磨豆机，往房里瞅。荧屏上一位高级警官的将军肩章在闪闪发光。 
　　“罪行刚一败露，我们就已组成了破案小组，我部及管区部门的警官，都参加了这个小组。”将军说道，“我们有几种猜测，都在同时调查中。戈托夫齐茨议员曾经搞过多年记者工作，而我们的猜测之一，恰恰在于，她的被杀有可能与她的新闻工作有关。” 
　　“你们是否也在调查另一种可能，即戈托夫齐茨的被杀，与她的议员活动有关呢？”记者提问道。 
　　“当然啦。我们正在各个方向上展开工作。” 
　　“凶杀案已经发生一星期了，你的同事们在此期间想必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了吧。能否请你谈一谈，是否有一种已被彻底否定了的方案呢？您今天能否肯定地告诉我们，哪种情况或许不是导致凶杀的原因呢？” 
　　“能说出肯定话的，只有上帝先生，”高级警官不无挪揄地说，“而我充义量不过是将军而已。只有把罪犯抓住，我们才能肯定地说。” 
　　播音员又出现在荧屏上，我走回厨房。如果请一位警察上节目，问问有关议员被杀案的情况，那会怎样呢？材料热乎乎的，如果今天就能找到这么个人，跟他在电话里谈一谈，预先说好播出日期，在正式播出的前一两天，先做个预告，那会给自己赢来很大一笔广告费的。啊呀，要是维佳·安德烈耶夫还活着那就好了，他对付这类问题真是三下五除二，而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到哪儿、给谁打电话好。给那个女人吗？她叫什么来着，哦，娜斯佳。好像我连她的电话号码都没有。得，总得想点什么办法。说到底，就是没有这份材料也对付得过去，反正节目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而我也同样如此，该来的就让它来好了。 
　　咖啡已经快溢出锅口了，这时，电话铃响了。又是一个没想到，来电话的竟是那位多罗甘。我还以为在那次令他感到羞耻的直播以后，他会像躲避瘟疫一般躲着我的。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有一笔生意要跟您谈一谈，”他操着宏亮的男低音说道，“我打算根据著名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的作品拍一个系列电影。您认得她吗？” 
　　“听说过。”我简短地答道。 
　　“可您没读过？” 
　　“没，没时间读。我不是这类书籍的爱好者。” 
　　“书很好，我敢向您保证。这不，我打算把她的作品改编成系列电影，想建议您邀请她上您的节目。” 
　　“为什么？”我装作一个十足的傻瓜问道。 
　　“什么叫为什么？我需要做广告。我是个正常人，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情愿把托米林娜的被邀直播看成是一个广告。您明白我的话吗？” 
　　我当然明白。这有什么不明白呢？昭然若揭呀，多罗甘付现金，而且，收钱的不是购买我们这套节目的频道主管部门，而是“素面朝天”的工作人员，钱将放进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我们喜欢的、还带着我们体温的口袋里去。可要知道我如今的处境又有何迷人之处呢？迷人之处就在于，我可以良心平静地分发任何许诺，拟订任何计划，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对我有任何威胁。我，或许连明天也活不到。从前我很难拒绝人们的请求，担心会损害我和人们的关系，总是想：如果我今天说“不”的话，明天我怎么有脸跟人说话呢？他会生我气的。而一旦如此这般的“明天”对我并不存在，那么，拒绝人可就轻松简单多了。但从另一方面说，拒绝别人的愿望不知怎么又无影无踪了。我可以许诺也可以答应，反正答应了也不一定非做不可，所以，对关系问题不必过分留意。我之所以没去柳巴尔斯基家，只是因为不想去。我还无耻地，以相当粗鲁的方式打发了另外几个熟人，从前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在依据惯性保持着，就是说，是出于对那个所谓“明天”的臭名昭著的恐惧感。这几个小伙子我就开始不喜欢他们了，他们只会令我恼火，不和他们交往只会令我高兴，可我却得忍耐。如今，谢天谢地，再不必忍耐了。 
　　简言之，我同意了多罗甘的提议，托米林娜就托米林娜吧，有什么差别呢。分辨客户一直都是奥克桑娜和维佳的事，我的工作是在应有的层次上与这些人进行讨论。我可不善于找做节目的人，导演助理找来谁，我便把谁弄到直播节目中去，假如有人自己要上，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多罗甘说过的，他正在研究与托米林娜有关的问题，过几天还会打电话给我。话说到这儿我们就放下了电话。 
　　喝完咖啡，我看了一盘描写美国杀手尼基塔的录像，正想插入另一盘录像带，安安静静地看一会儿，维卡打来电话了。 
　　“你不来找我一趟？”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问道，“天已经晚了，我一个人回家害怕。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的院子多么暗。” 
　　这倒是真的，柳巴尔斯基住的楼房，坐落在一个很大的居民区里面。那里很黑暗、很可怕，总是在不断出事。而从那儿到地铁口，得步行大约20分钟。维卡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人，因此我断定，她准是想用这种笨拙的办法引诱我到柳巴尔斯基家去。好像我真的忙得要死，只是刚才才歇下来——立刻就赶到朋友那儿去过节。那太可笑了。 
　　“那好，我去接你，但我不上去。过一小时你到门口等我。” 
　　“好吧，”她居然十分听话地答应了，“过一小时我就下去。” 
　　说实话我真的不愿出门，可无论我今天对维卡怎样，我毕竟是男人。假如一位女人请我在深夜开车送送她，我是不会拒绝的。我不慌不忙地换上外衣，下了楼，把车从铁盒式的车库里开出来，驶向柳巴尔斯基家。 
　　我是在半路上偶然发现的他。确切地说，起初我发现的只是一辆车——部深绿色的“福特牌”，很整洁，不太大，是一辆很机动灵活的车，它好像粘在了我身上似的，根本不想超车，尽管我开得并不快。“嘿，你瞧，马上就要动手了。”我有点儿淡漠、甚至冷漠地想。可是，距我要去的居民区大约还有一公里时，“福特”车不见了。我于是断定，这次准是我弄错了，那车并未跟踪我，它只是跟我同过一段路而已，我甚至感到似乎有些遗憾：一切痛苦居然就这样轻飘飘地过去了——不然我又得总是心里七上八下的，每秒钟都在期待死亡。 
　　可是，离目的地已经不远时，又一出乎意料的障碍横在路上。直通那幢楼的那条路被挖了一道壕，显然是在进行维修施工。我关上车门，向黑暗处逡巡，寻找有没有一条可以穿过堆满了烂泥的小路，以便既不致踩上烂泥，也不致掉到泥坑里去。这里没有灯光，和通常那样，郊区地带永远都这样。 
　　要通过危险地带，得绕一个大弯子，绕过我面前那幢楼房。维卡为什么不警告一声，说路已经被挖断了呢？可这说到底也无济干事，反正我得去接她。反正我也得把车留在这个巨大的土坑前，靠自己的双脚往前走的。 
　　我雄赳赳地走在巍峨的楼群中，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那脚步很轻很快，几乎悄无声息。可我还是听见了。我猛地一转身。脚步声也停了。是我的错觉？可我刚一动，脚步声又响了起来。那人速度很快，显然是在追我。我绝望地扫视着四周，想找到什么人，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哪怕是一伙散发着危险气息、醉醺醺的年轻人也罢。可周围连一个人也没有。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么黑的天这么多的烂泥，就连小流氓也不愿在此游荡。 
　　我加快脚步，走过最近那幢楼房的拐角后，紧贴住墙根，即便这不是那个杀手，而是一位偶然碰到的路人，最好也还是让他从我身边过去好了。但他却没走过来。他同样停住了脚步，等我从隐蔽处走出来。我呆了似的一动不动站着，就在这时我突然醒悟到我其实并不想死。就在几分钟之前，如我自己以为的那样，对待自己那马上就要到来的必然的死亡，我还是那么冷漠，而且是一经决定便不再反悔——既然维卡愿意这样，那就让它这样好了。我不是个战士，我从来不曾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从来也没有为达到无论什么目的而忽视过任何人，从来也没有固执己见过。对于我的妻子雇了人来杀我这条消息，我听后是伤心和委屈的，但却连一秒钟也不曾想到要试图改变事件的进程。对于这位杀手，反正你躲是躲不过去的，他比你更狡猾、更有经验也更强大。但这全都是几分钟前的想法……而此刻我站在那儿，竭力屏住呼吸，心里却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我还不想死。不，不想！我怕。我想活下去。无论在哪儿和跟谁，哪怕是生活贫穷、疾病缠身，无论如何我都要活下去！ 
　　我感到他在逼上前来。这我不是听到而是感觉到的。他移动起来十分小心，一寸一寸地缩短着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尽量不弄出一丁点响动，就好像不是在刚开春泥泞的土地上，而是在空中飞一般。但我还是感觉到他在移动。我确切知道，杀手距我半米开外。是的，他距我站的地方、距楼房就只有半米，把他和我隔开的距离，就只有半米。我觉得我已经看见他的衣角了。 
　　于是，我发作了。我的神经崩溃了，一种想要活命的愿望狠狠地鞭打着我，我使劲一撑，离开墙，撒腿猛跑。身后响起软绵绵的“噗噗噗”的响声，而且是三下。杀手在用带消音器的手枪射击。前两枪声音很沉闷，第三声稍微响了一点儿，显然，那人用的消音器是自制的，用过头一次后马上就失效了。周围很黑，可我仍然跑得很快。他没打中我。 
　　我的双腿带着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往哪儿跑。当我刚一踏上平展的人行道时我才醒悟，原来我已穿过了整个居民区，从它的另一面跑出来了。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儿，气都顺不上来了，腿软得站也站不住，我只得靠在一棵树上以免摔倒。几乎与此同时，在我的左方响起了发动机的声音。绿色“福特牌”如子弹一般从我身边飞过，消失在黑暗中。此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已经一清二楚了。杀手知道通往居民区的路挖断了。因此，他断定我必定会开车经过这里，于是，改变了计划，把车放在了对面，好不让我在停车时发现它。维卡在把我引出来后，给他打了电话。而她之所以不告诉我居民区开不进车，其原因正在于此。这样一来我肯定会要她在门口等我，为了不让我把车停在这个犯罪多发地，就让随便什么人来送她好了，不然万一被什么人撞上就糟了。对她你无可反驳。而她需要的，仅仅是能让我必定得在楼群之间黑暗而又无人的空地经过。 
　　有意思的是，她此刻是否还在门口等我？很可能没等。她已经确信我终于在此被人干掉了，所以，会自在地坐在柳巴尔斯基温暖的家里，和朋友们喝酒，而为了放松一下，或许还会跳跳舞的吧。也许她会对大家说，我刚刚摆脱公事，马上就到，然后，在一群诚实人的眼皮底下，像一位忠实的妻子那样等我。这是对的。让人们好好看看她吧。不然，假如她一个人站在楼门口的话，将来就无法证明自己不在现场了。她会再坐一会儿，喝点儿香槟，吃点儿沙拉，然后，大约在12点时，说或许我不会来了，她该回家了。客人们全都一块儿走，走到挖开的大坑前，维卡看见我们的那部车。于是大家全都动手找我，按剧作家的构思，他们终于发现了我冰凉的尸体。然后就落幕。鼓掌。演员上台“谢幕”。剧终。该到存衣间取大衣回家了。然后，就是扮成一位不幸的寡妇，投入那位乡巴佬酒友的怀抱。 
　　我的呼吸慢慢调匀，腿已经能稳稳站立了。我舒展肩背，看了一眼手表。坏了，我差点儿要迟到了！从维卡打电话要回家起，已经过了1小时10分。可我现在该怎么办好？要知道或许她根本就没在楼门口等我。这一点上我失算了。可我不能上去到柳巴尔斯基家去叫她。也是，我走到楼门口，等她半小时再说。 
　　而我又失算了。维卡就在约定的地点等我。也是，她总是比我以为的更精明。她为什么站在这儿呀？实际上，她和那位杀手之间，肯定实际上就如何打暗号有过协议，通过暗语他能告诉她事情的进展。在我搂着大树慢慢从一场惊恐中苏醒过来时，他已经告诉维卡，这一次又没有得手，于是，她飞快地下了楼。 
　　“对不起，忘了告诉你路挖断了。”她以一种奥林匹斯神祗式的平静说道。 
　　真是活见鬼，我竟然想为了她所表现出的精神力量而尊敬她了。她丝毫不激动，不神经紧张，对我仍然活着未流露丝毫不满。 
　　我默默挽起妻子的手，搀着她走过整个居民区，返回汽车。我想活下去。我不想死去。我知道为此我究竟该做什么。 
　　我决定了。 
　　塔姬雅娜·奥布拉兹佐娃——她说是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对娜斯佳的提议一口回绝。看完“素面朝天”节目录像带后，她吓了一大跳： 
　　“你是怎么搞的，居然想让他对我也如法炮制？我才不会呢！你别说了。最初几期还可以，而你给我看到的最近这两期，不啻为瞬间死亡。” 
　　“丹涅奇卡，亲爱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娜斯佳说道，“列什卡极其通俗地给我解释过，节目理念的变化可能与商务策略有关。现在他们把节目做得像是丑闻录那么鲜明，为的是靠节目前后播出的广告为生。从前他们是靠什么生存的呢？那时他们谁都不敢惹，只是在人脑袋上拍那么几下了事？这也正是我想要了解的。” 
　　“于是你就以为，只要我和主持人见那么一面，就能为你打听到所有秘密？”塔姬雅娜笑了，“亲爱的，你把我看得太高了。其次，假如我以文学新星身份出现在荧屏上的话，人家就不会吸收我工作了。不这样人家都已经在对我侧目而视了。只要一提到我的名字，哪怕只是稍稍提那么一下，就够报刊议论一礼拜的了。” 
　　“丹尼娅，这工作对你不是很合适吗？反正你马上就要隐居，随后又得抱三年孩子……” 
　　“你这是从何说起？”塔姬雅娜打断她的话说，“我不这么想。喂孩子有伊拉。” 
　　“那不也一样嘛？等你重新开始工作时，大家早把节目给忘了。再说，有人竭力求我跟你谈淡写剧本的事。” 
　　“谁？” 
　　“多罗甘·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他给你打过电话，还记得吗？” 
　　“记得。一个说话嗓门很高的烦人家伙。我该说的都告诉他了。这么说，如今他又采取了迂回战术，是吗？” 
　　“丹涅奇卡，别生气，他说得有道理。假如你亲自动手写剧本，至少能保证你的书不被糟蹋。分娩以前你到底想干什么？呆在家里无事可做，你会烦闷得发疯的。” 
　　“别激动，我还不至于。”塔姬雅娜笑着说。 
　　娜斯佳是头一次进这个家门。她最近一次见到塔姬雅娜是在1月份，那次，斯塔索夫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亲戚伊拉奇卡，还住在契穆斯卡一间小小的一室住宅里。当时他们已经买了一套新住宅，可喜欢操持家务并富于远见的伊拉奇卡坚决反对在彻底装修新居以前搬家。她找到的那位设计师的确很棒，搞了一个方案非常合理，结果，一套普通三居室的住宅被节省出了足够的空间，能为家里每个人安排一个舒适的角落，甚至连未来的孩子也想到了。 
　　当时，在1月份，塔姬雅娜苦于中毒，神色憔悴，沉默寡言，什么也不想吃。现在她感觉很好，气色好多了，但在中毒之后，又来了新的痛苦：她什么衣服也穿不成了。 
　　“你不知道我为自己买件衣服有多难，”她对娜斯佳诉苦道，“人家给我缝54号衣服，不知怎么那么小。穿上它不光连餐具都讨厌洗，就连上班也烦。可现在我更胖了。干脆不穿衣服倒好了。你把我往电视上拉，可要知道我连上电视的衣服也没得穿。一位穿着从‘勇士’商店买来的针织内衣上电视的著名女作家好不漂亮啊。笑死人了。不，娜斯秋莎，别出怪招了。” 
　　“如果问题就出在衣服上，这好办。”娜斯佳感到她有所松动了，连忙说道。在决绝的“不”之后，如果出现了解释，那这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了。任何理由都有反驳它的根据。只有无可争议时，承认才是毫无意义的。“别担心，我弟媳会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只要同意，其余的一切由我来办。” 
　　“不。” 
　　娜斯佳决定喘口气，换个话题。两人谈起斯塔索夫和他与前妻所生的十岁的女儿利丽娅，谈起伊拉奇卡，在从彼得堡搬来以后的四个月里，居然再没闹什么恋爱，因为她一门心思担负起了指导新住宅装修的责任，十分投入。塔姬雅娜很为自己的亲戚难过，认为这么年轻的女子工作不顺心，家庭生活也不顺利，这全是她的过错。 
　　“伊拉以为她今后一直可以担当我们家庭主妇和经济总管这一角色，她总认为自己的一切还在前面，什么都还来得及。可这算什么生活？除了商店就是厨房。大千世界从未见识过。在彼得堡好歹还有几个朋友，而在这儿连一个熟人也没有。”塔姬雅娜悒郁地说。 
　　“喂，”娜斯佳忽然兴奋地说，“我这儿正好有一个人选，配伊尔卡好不阔气啊。” 
　　“是谁？”塔姬雅娜疑惑地问。 
　　斯塔索夫是她的第三任丈夫，而这三个丈夫都是她自己找的，所以，对于那些偶然通过熟人打掩护说媒的事，她历来比较谨慎，并持不赞许的态度。 
　　“我们的同事米沙·多岑科呀。多好的小伙子，又聪明，性格又好，长相也般配。对于那些长腿的苗条女郎特别有吸引力。” 
　　“真的？”塔姬雅娜追问道，“他爱不爱追女人？” 
　　“才不爱呢，一个正常的年轻人，有很成熟的美感。献起殷勤来也很帅气。不，说真的，丹尼娅，他俩真是绝妙的一对儿。我以前怎么就从没想到呢？早就该介绍他俩认识了。” 
　　可塔姬雅娜却毫不掩饰她的怀疑。 
　　“如果他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结婚呢？莫不是那一大堆优点倒是用来掩盖缺陷的。阿娜斯塔霞，你不要费心为我制造世界声誉，为伊尔卡找丈夫了。最合适的，从来不会是在半路上拣来的，这是经验证实了的。就这么回事，亲爱的，剧本我是不会写的。索面朝天，我也是不会去的。不要把你的同事给伊拉介绍了。还有什么事吗？” 
　　“有，”娜斯佳高兴地说，“你现在在写什么？” 
　　“这和我们讨论的题目有关吗？” 
　　“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只是好奇罢了。刚才那个话题已经说完了。” 
　　“那我们就去吃点饭。伊尔卡，我想准是在烙白菜馅饼，根据香味判断。”她已在实施她的警告了。 
　　娜斯佳不太情愿地从她盘腿缩成一团的沙发上站起身。她和塔姬雅娜关系很好，跟她丈夫斯塔索夫老早就是朋友，且真心喜欢面容姣好、活泼欢快、爱做家务的伊拉奇卡，可尽管如此，她的谈话还是进行得很不顺利。她其实根本就不想来这里，更别说进行这么冗长的谈话了。其原因不是因为她不喜欢斯塔索夫家。只不过因为任何交际都使她痛苦得难以承受，就如同只要走路脚上被磨破的老茧就要隐隐作痛一样。如果说塔姬雅娜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低声谈话她尚能以斯多噶人式的精神承受下去的话，那么，她行将听到的伊拉奇卡那尖细的、一刻也不肯停下来的唠叨，就只能令她恐惧了。而且，再过不一会儿斯塔索夫也要回来了。我的天呐，她这人是怎么啦，为什么无论如何也醒不过神来，为什么总是想像蜗牛似的躲在壳里，谁都不想见呢？ 
　　所有最坏的担心都应验了。伊拉奇卡不住气儿地唧唧喳喳，而且她“不是无对象”的，而是执拗地要求对方回答的，这样一来，娜斯佳就无法从谈话中退出来了。很快斯塔索夫也回来了，他高大，宽肩，眼睛是绿色的，娜斯佳这下可蔫了。对方有三个人，这对她来说显然是多了点儿。可是，伊拉奇卡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使她立刻精神抖擞起来。 
　　“……连正常工作条件也根本不具备。在彼市她还好在能利用节假日写点儿东西，在这儿可好，在我们这个莫斯科，平常连一分钟喘气的机会也没有。我们本指望丹尼娅能在5月份写完这本新书，拿到稿费，可这会儿还看不出什么时候能写完呢。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我在装修上就该少花点儿钱才是。” 
　　娜斯佳转身对塔姬雅娜小声说： 
　　“你是不是就为了这个才拒绝写剧本的？” 
　　“当然。书还没写完，我哪儿还有时间写剧本？” 
　　“怎么，交稿期定得很死？” 
　　“那倒也不是，出版商从不为我规定任何期限，他们知道我有工作，分不开身。可是需要钱啊。反正，他们为剧本付的没有一本书那么多，所以，假如我有两个月的合法产假的话，我也最好是用来写书。” 
　　“可要知道你的出版商肯定也对根据你的书拍的电影感兴趣的。你的知名度一下子就上去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加大印数，用你捞更多的钱了。” 
　　“可那又有什么用？”塔姬雅娜几乎生气了，“这么多印数于我何益？我得的是印数稿酬，交稿时领钱。一次付清，一个戈比也多不了。他们在那儿印多少——与我无关。” 
　　“怎么会这样！”娜斯佳很吃惊，“难道你就不能要版税稿酬吗？这不是很普通的做法么？” 
　　“这还不够我头疼的呢，”塔姬雅娜皱着眉头说，“跑书市搞调查，看他们究竟印了多少……我又不是小姑娘，有时间跑跑转转、挥霍时间，我又没有个供我使唤的‘六条腿的’。而你要是检查的话，那就连印数的一半也拿不到手。我不想当一个被人一骗再骗的傻瓜蛋。要骗就让他们骗我那么一次好了，那也比经常受骗强。这样还不致那么讨厌。” 
　　对这样的理由，娜斯佳是能理解的，她要是处在塔姬雅娜的地位，想必也会这么想。可是，由于此时此刻她并未处于自己女友的地位，而是她自己，所以，便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战斗。她很想拉丹尼娅上“素面朝天”这个节目，好从内部察看一下整个过程。 
　　“斯塔索夫，你从前当过警察没有？”她大声问道。 
　　“当过啊，”斯塔索夫点头道，“有什么问题吗？” 
　　“是你夫人遇到了难题，而你却像伊利亚·穆拉美德这位二米高的笨蛋似的坐在壁炉上，等着海上天气转晴。你不是有机会检查出版她书的那些出版社吗？” 
　　“问题不在这里。如果改用版税制的话，丹尼娅得的钱要多得多，可她很固执，说什么反正出版商是会骗人的，而她又没机会亲自监督印数。” 
　　“你能不能为自己的妻子哪怕就帮一次忙呢？” 
　　“娜斯佳，算了吧，”塔姬雅娜生气地说，“你所有的诡计都露马脚了。斯塔索夫，别听她的，她是在捉弄你。” 
　　“我才不会捉弄人呐！”娜斯佳生气地说，“我是在关心你们的生活。” 
　　塔姬雅娜叹了口气，放下匙子，温柔地挽起丈夫的手臂。 
　　“我来给好轻信的人解释一下吧。我们的朋友阿娜斯塔霞想把我作为女作家捅到‘素面朝天’这个节目里，想让我通过这种方式调查某些细节。我拒绝了。现在，我们这位朋友阿娜斯塔霞又力图说服我们全家，说参加这个节目能给我们家带来不可思议的经济利益。按她的观点，我在电视上一露面，公众对我作品的兴趣便会上升。由于我并不相信这个童话，所以，我希望你，斯塔索夫，对我拒绝参与此事能够理解。” 
　　弗拉基斯拉夫摊开了手，转向娜斯佳，说：“这我可帮不上什么忙，娜斯秋莎。我不能强迫丹尼娅做她不愿做的事。命运赋予我的权限只能有一次，而我在迫使她嫁给我，并随我迁到莫斯科这件事上，已经把它用完了。其他的我就无能为力了。” 
　　“噢，你们这些孩子们啊，”娜斯佳沮丧地说，“我给你们个生意，而你们……伊拉，恐怕就只有你能理解我是对的了，是吗？” 
　　伊拉奇卡温柔地一笑，从斯塔索夫面前端走脏碟子，然后，把一盘馅饼推到他面前。 
　　“说实话，我也反对。钱，当然需要，但不能用这样的代价。” 
　　“可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怎么啦，要丹尼娅作出什么不可思议的牺牲了吗？天呐，不就是去一趟电视台，浪费一个半小时就完事大吉、打道回府么。有这么多说头？” 
　　“是得说一说，”伊拉反驳道，“斯塔索夫，你甚至都没搞明白我们说的是什么事，因为你整天都在班上。而我总是在家里，‘素面朝天’节目我是每期都看的。我不喜欢乌兰诺夫的作派。从前他多么迷人呐——简真令人倾倒！如今都成了个怪物，就是敌人我也不愿让他落在这头怪物的爪子下。你们大家大概都忘了丹尼娅就要生孩子了吧，得注意不要让她精神负担过重。可与下流无耻的乌兰诺夫这头怪物会面，除了坏情绪，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好处。他会侮辱她，把她踢进泥里，她会崩溃、难受，这对孩子不好。所以，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意见，我反对。” 
　　娜斯佳悒郁地盯着杯里的咖啡渣。她一无所获。可要知道她从一开头就确信她能毫不费力说服塔姬雅娜。问题出在哪儿？问题是否在于她对自己老友的妻子还太缺乏了解，无法找到适当的理由，找不到能打开她个性之谜的那把钥匙？还是因为她寻找必要借口和钥匙的能力已彻底丧失了，因为她本能地竭力想要尽量少说话，把与他人交际的时间缩减到最少最少的缘故？难道这个冬季承受的压力对她的职业水准有了影响？可怕。可必须做些什么。连说服一位女作家上电视都办不到？而且，她要说服的这个人，不是一位陌生的不认识的作家，而是认识了已经整整四个月，而从斯塔索夫的讲述里，已经知道她一年半载了的人了呀。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任务也完不成，那这个人注定会一事无成。 
　　“好吧，”她忧郁地说，“我明白了，你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上电视的了。可我又该怎么回多罗甘话呢？” 
　　“多罗甘是什么人？”好吃醋的斯塔索夫顿时警觉起来。 
　　“一个制片人。想根据丹尼娅的小说拍电影，因此请她写剧本。”娜斯佳解释道。 
　　“我已经都告诉他了，”塔姬雅娜有点生气地说，“我得写完那本书。书一天不写完，我一天不能写剧本。如果你的那位多罗甘还是不甘心的话，这事我们可以以后再谈。” 
　　娜斯佳决心不再固执己见了。归根结底，她之所以需要多罗甘这个借口，不过是为了把塔姬雅娜作为女作家推到乌兰诺夫的节目中去而已。而如果丹尼娅拒绝的话，那娜斯佳也就没必要为电影制片人的利益而固执己见了。 
　　为了礼貌，她又坐了大约20分钟，才起身告辞回家。 
　　我和卢托夫大约是在一个月以前认识的，当时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正在做一个有关心理咨询中心的节目。近几年此类咨询中心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每个缝隙里冒了出来，涌现出一大批心地善良、自学成才的心理学家，想要帮助那些沦落入沉重生活处境中去，而又想要同自己那已冷却的过去一刀两断的人。老实说，那期节目的特邀嘉宾，就是这么一个中心的经理，而卢托夫是作为一种有效的道义支持，陪他一起来录像的。 
　　在录像开始前，我和往常一样，用了大约40分钟，与客人和他的陪同聊天，奥克桑娜款待他们吃冰淇淋加咖啡，而我呢，则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与之“建立联系，联络感情”。到了该进演播室的那一刻我才突然明白，即我对那位嘉宾丝毫不感兴趣，倒是那个陪同——他中等个，头发已经全秃，鼻子微弯，眼睛是深陷的、灰色的——反倒把我给迷住了。在整个录像过程中，我所想的就只是一件事，那就是这男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在录像机前的演说刚一结束，我就请他俩再喝点咖啡。我记得奥克桑娜曾经吃惊地瞥了我一眼：以前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们的客人（我甚至连他们的姓氏也没记住，可见我对他无所谓到了何种地步）在录完像后不知为何一言不发，显然，他以为自己已经为祖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人们再不会对他有什么要求了，倒是那位卢托夫与之相反，和我活泼地谈了起来。在我眼里他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一种许多人称之为魔力似的东西。我根本无力抵御他的魅力，他冲我一笑，我也便如傻子一般不由自主咧开嘴唇还他一笑，感到自己无上幸福。不知为什么我没命地想要赢得他的赞扬，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课堂上回答自己崇拜的老师提问的小学生。 
　　节目剪辑好后，奥克桑娜和往常一样，邀请咨询中心经理审片，这一来，我便焦急难耐起来，像个小男孩：是他一个人来，还是又是两人一起来。看见他俩是一块儿来时，我高兴得宛如一个在电报局旁边终于等到了自己恋人的年轻人一般。而这一次卢托夫更令我欢喜不已。实际上，我是把嘉宾无礼地推开让奥克桑娜和导演去管，让他们去看结果、修改样片去好了，对我来说已经不会再有别的要求了，喏，至于说再写那么一小段话的事，这不归我管，就让导演去管好了。我像乞丐纠缠路人一样缠住了卢托夫，尽量让自己显得聪明而有教养，我发现自己居然不时结巴起来，心惊胆战地观察他的眼神。 
　　我觉得卢托夫似乎也对我有好感，因为他讲起了上次录像时没有讲过的与咨询中心有关的详情细节。对那些详情细节我并不怎么感兴趣，但他几次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即哪一个人有了我这样的资质，到他们那儿工作要比在前景暗淡的电视节目里工作，更有益也更有趣，他所说的“我的资质”，是指我善于与人平易近人地谈话，善于让人们以为实际上他们要比他们自己以为的那样聪明和有趣得多。 
　　“跟您说话以后，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会提高一大截的，”他说，“对于我们中心的顾客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帮助一个人用他人的眼光观察自身，这就是我们用来为他开门的那把钥匙，使他有机会自己走出困境。” 
　　“我是否可以把您的话当做邀请我到您那儿工作的建议呢？”我开玩笑道。 
　　卢托夫此时看了我一眼，然后一点头。 
　　“是的。可是，假如您想离开电视台而成为我们集体中的一员，您就得采取我们的生活方式。您或许根本不会喜欢那种生活方式的。” 
　　当时，也就是一个月以前，我还活着来着，而维佳和奥克桑娜也曾活着，我那时还爱着维佳，因此，卢托夫的提议并未让我动心。可是，这位秃了顶的、鹰钩鼻子的男人，却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我会怀着极大喜悦把我所有的腻友统统赶跑，只要能让我得到一个如卢托夫这样的朋友。这人聪明、安静、可靠，不会因种种琐碎之极的问题来烦你。他身上有一种气质……就是用语言也无法表达。 
　　录像播出以后，我和他有了第三次见面。老实说，当我得知卢托夫想要和我见面时，我颇感震惊。维佳·安德烈耶夫的办事方式令我们的客人很难产生在节目播出之后仍想与我们一会的愿望。也许，这些人都对我们的感情既感激又厌恶吧，所以，接到卢托夫的电话令我困惑不解。当然，坦白地说，也令我高兴。我猜到他想对我说什么，但即使如此，我也愿意从他嘴里听到这句话。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从如卢托夫这样的人那里，即使是批评，甚至是最不光彩的批评，我也乐于接受，简言之，我同意和他在那个地点见面，也就是我和维卡喜欢去喝咖啡、几天前我在那儿见过她和她的那位情人的咖啡馆。 
　　使我吃惊的是，对于节目，卢托夫只字未提。我不知道他是在装样子呢，还是真的不知道，尽管后一种可能我觉得极不可能。他说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卢托夫说，“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如果你愿意，称之为咨询也未尝不可。” 
　　“愿为您效劳。”我高兴地说，同时松了一口气，心想，他看来不打算指责我什么了。 
　　“我们组织终于到了得自己做节目的地步了。我不记得我是否跟您说过我们分公司的事……说过吗？” 
　　“没有。” 
　　“是这样，我们组织实际上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分公司。我想这不会使您感到吃惊吧，处于心理困境中的人到处都有，他们全都需要帮助。倒不一定非需要我们的帮助，但他们需要帮助这倒是真的。因此，我们创建了足够多的分支咨询网络。我们的特点在于，病人无需在我们中心住院，像精神病院或神经病院那样。病人和我们一块生活。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不大明白。”我困惑地说。 
　　“我给你解释。有人来找我们，说：我很难受，我不想像如今这样生活下去了。我想死。我们回答他说：到我们这儿吧，你会生活得跟以前不一样的。你仕途不顺，工作不得劲，你对工作厌烦了吗？我们会按照你的能力和禀性分派你工作。没人喜欢你吗？朋友出卖你了吗？我们会给你爱和友谊的。你的家庭破裂了吗？你到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来吧，你在我们这儿能找到可以取代你父母的人，也能找到你对他如对自己亲生儿子的人。你丧失了道德操守了吗？我们会给你信仰与学说。” 
　　“可你们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工作呢？”我不无怀疑地问，“擦地板、给大家做饭？” 
　　“怎么会呢，”卢托夫温和地一笑，“我们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它们同样遍及世界。您恐怕连想也想不到，来找我们的人有多么多。我们的各个分公司、办事处、代办处和小型企业，就是由这类人组成。” 
　　“有意思……而他们生活怎么样？在军营里吗？” 
　　“我的天呐，”卢托夫用他那深陷的灰眼睛温和地看着我，笑着说道，“您哪来那么多胡话呢？是啊，他们住的不是什么宫殿，但他们生活很充裕。至少，根本谈不到什么兵营，也不可能住什么兵营。有的人如果自己有住宅，就住自己的住宅，如果有人没住处，可以和我们的某个顾客合住。每家两到三个。我们为所有人提供住处。” 
　　“资金从何而来？提这样的问题该不会有什么不体面吧？” 
　　“很体面。一眼就看得出，您对经济不太在行。要知道我刚才不是告诉过你，我们有自己的企业么。这些企业都有自己的收入，且收入颇丰。它能使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的客房提供一切必需品。况且，企业还可以再发展。在某些国家我们还出版自己的报纸。四个版面的周报。你当然会觉得这一切很可笑，可我们的宗旨是，为人们提供有关我们中心的信息，为他们摆脱心理危机提供实际建议。应当告诉您的是，我们的报纸销路很好，所以，我们办报不赔钱。如今来自我们企业的收入已能允许我们设想如何办一个我们自己的电视节目的事了。刚开始可以办成每月一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以改为每周一期。我找您来就是想跟您谈谈这件事。” 
　　我们在酒吧里一直坐到夜深人静。卢托夫提问，我则诚恳地回答，并向他坦诚他讲了办一台电视节目的技术细节和我们与将要收买我们节目的那家频道的微妙关系。我很想使自己能在他眼里显得有经验、有职业造诣，所以，我竟然把通常根本不向外扩散的某些秘密也统统告诉他了。可我信任他。而且（承认这一点我感到后怕）极欲让他也喜欢我。我以一种陌生人的眼光冷眼旁观这一情境，我明白，他所说那样一种中心，是彻头彻尾的蠢事和慈善空谈、宗教的谎言。您瞧见没，他们竟然分发信仰？可是，我的另一半——即参与此情景，并和卢托夫谈话的那一半——却没有察觉这一点，而是单纯地尽情陶醉在与一位聪明严肃的人的交往之中，此人并不想教会我怎么生活，也不评论任何人的长短，他的推论既符合逻辑又符合理智。 
　　“谢谢，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告辞时卢托夫紧握我的手说，“我要好好想一想您说的这一切。如果有必要，能请您再为我咨询这么一次吗？” 
　　“当然愿意。能对您有用我非常高兴。”我诚恳地说。 
　　说到此处我们就分手了。他再没给我打电话。最初一段时期里，我常常回想起他来，尤其是当我不得不与一些与他惊人地不相似，野心勃勃、愚蠢透顶，唠唠叨叨的人告辞时，后来，当我得知自己死期已近时，不知怎么我把他给忘了，和我忘掉许多别的事情一样。 
　　在和杀手遭遇后，我又想起了他。我明白了我其实不想死。可是要向警察局告发维卡，我也不愿意。也不愿意在贫穷中挣扎。我想活。 
　　于是，我拨通了卢托夫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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