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姓多罗甘的电影制片人，住在莫斯科郊外，由于奇特的巧合，他恰好住在齐斯加科夫准备在未来整整一星期里参加的那个大型国际研讨会所驻的城市里。娜斯佳惋惜的是她没有好好计划一下上午对此人的访问：他本可以跟列什卡说一声，搭他们的便车到这里，要知道他的车反正是要把那位数学界泰斗送到这里来的。可是，当她离开戈托夫齐茨以后，直到中午时分，才得到那位制片人的住址和电话，因此，她得先乘电车，然后再换乘公共汽车到那里。 
　　生活中的多罗甘与电视上出现的那位浑身冒汗、惊慌失措的人很少有什么相似之处。这是一个快活的、胖胖的老头，头发浓密拳曲，有洪亮的男低音，连一秒钟也无法安安静静地呆在一个地方，总是在大房间里走来走去，像一把机械扫帚一般。他精力充沛，而且，说话时总要加上一些逗笑的俏皮话。 
　　对娜斯佳的到来，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亲自和她约定了时间，还告诉她怎么走。 
　　“我已经猜到您来这儿是为了什么事了，”门刚一打开，他就欢快地说，“请进，把外套脱了吧……您还记得那个辉煌影片《副官阁下》吗？” 
　　“不管穿不穿外套，我都再也不去达尔察了。”娜斯佳笑着援引了影片中的对白作为回答。她也同样喜欢这部影片。 
　　“噢，我看出，您对电影经典很懂行啊。那更好，”多罗甘欢快地说，“来这儿吧，请进。我们马上喝咖啡，你是不是喜欢更强烈一些的饮料？” 
　　“不，咖啡就好极了。” 
　　“那好，那好，不知为什么，我刚才就想，你喜欢的正是咖啡。多放些，我猜？” 
　　“你猜得很准，”她惊奇地说，“你还能猜出什么？” 
　　“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我不是魔法师……” 
　　“您是不是刚开始学呀？”娜斯佳这回说的是《灰姑娘》里的一句台词。 
　　“啊哈，我是个只做过二十来部侦探片的电影制片人。这能说明什么吗？” 
　　“只能说明，您对侦探的事了如指掌。” 
　　“对，从前我当过一段时间电影剧作家，可惜，就是我这颗脑袋，”他形象夸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把一络络头发扯向四面八方，“臆想出一些法律的忠实卫土形象。我笔下的这些士兵，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忒爱喝咖啡，而且，是烟不离嘴。的确，我笔下的英雄从来没一个女的。” 
　　多罗甘让娜斯佳坐在一间宽敞的客厅里，随后去厨房煮咖啡，与此同时，他的内心独自一刻也没中断过。公正地说，他在做这一切时，根本就不需要提高嗓门，因为从客厅到厨房并没有门，只有一个穹形的宽大口子，能自如地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里去。 
　　“这不，人们总是对我说，您各种影片里的那些侦探，全像亲兄弟一般相似，我回答说，在我眼中他们恰好是这样的，您知道创作圈里的这段开场白吗？‘在我眼中正是这样！’想要跟这争论是毫无益处的。后来，当我不再写剧本，而搞起了电影制片，有幸比过去更频繁地与警察打交道时，才发现，不是所有警察都喝咖啡，有些警察根本无法忍耐咖啡，警察当中几乎半数以上不抽烟，可我仍然还是死死揪住臆想出来的形象不放手。说来您都不相信，当我看见一个与我从前创造的警察相仿的侦探时，我会高兴得像个孩子。喏，怎么样，让我高兴一场，对我说，您会抽烟，这样我会十分幸福的。” 
　　“我会，”娜斯佳朗声答道，“如果您肯把烟灰缸拿来的话。” 
　　多罗甘从厨房里钻了出来，做戏一般挥动着手。 
　　“我根本就不认得您，可我已经开始崇拜您了。烟灰缸就在窗台上放着，自己去拿，哪个都行。咖啡马上就好。” 
　　几分钟后，他端着一个印有土耳其人、里面搁着两只小陶碗的托盘走进来。 
　　“请。我们将吃些什么呢，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 
　　“您不是说您已经猜到我是为什么事来找您的了吗？” 
　　娜斯佳小心翼翼地给自己斟上咖啡，生怕弄脏木桌那光滑的桌面。每逢倒液体时她总要出点问题，所以，到人家家里做客时她总是十分担心会弄脏别人的家具或桌布。 
　　“我要尽量强化这个场面的戏剧性，和您马上着手练一练，让我们搞清楚，我猜出的是什么，而您又对什么有意，我们相互设置心理圈套——一切都按体裁法则进行。不然就太枯燥无味了。” 
　　她好奇地瞥了这位制片人一眼，尽管她对有孩子气的成人非常反感，但对坦诚的多罗甘却出乎意料一下子就喜欢起来。 
　　“不，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我可不愿跟您强化什么场面的戏剧性。我想听您给我讲一讲乌兰诺夫这个人。” 
　　“怎么，您怀疑他杀人了？” 
　　制片人的脸上现出绝非做作的惊奇，娜斯佳忍不住大笑起来。 
　　“什么杀人？” 
　　“杀他的同事呗。他的两位同事死了，其中一个是节目编导，另一个好像是记者吧。电视上播过，我听说了。” 
　　“关于这件事，您知道些什么吗？” 
　　“一般说，不知道。” 
　　“喏，您瞧。因此，最好还是请您谈一谈乌兰诺夫吧。您是怎么跟他认识的，怎么上的节目，他的表现怎样，他的样子如何，他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等一等，等一等，”多罗甘皱起了眉头，可笑地嘶哑着嗓门说，“既然您不怀疑他，那这一切又能与谋杀案有什么关系呢？” 
　　“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您违反体裁法则了。”娜斯佳温柔地说。 
　　“啊，是的，说得不错，提问题的该是您，而我呢，不过是个普通的凡人，我的任务就是回答问题。不，您还是得承认，要知道跟一个深知体裁法则的人交谈，这对您来说要容易得多，是吧？” 
　　“是的，”娜斯佳同意道，“但这只在一种条件之下才是对的，即那人不违反体载法则。” 
　　“啊呀，好一个您呐！也罢。这么说，事情是这样。我之所以被邀请上这个节目，与一部俄芬合拍的、关于国际黑手党的影片有关。给我打电话的是维佳·安德烈耶夫，他说他是‘素面朝天’节目的编导，说他们想跟我找点儿材料。我自然同意了。” 
　　“为什么要说‘自然’呢？” 
　　“这又有什么！影片需要打广告呗。我们拍了一千六百万米的胶片……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这部影片永远也不会在大屏幕上播出的，这部影片不适合发行，发行部门需要的是三千万百万米的胶片。目前，电视台对我们这个项目同样不感兴趣，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录像带发行渠道来销售。我们必须预先了解对录像带的需求有多大，不然我们就会破产，简单地说，我同意了，于是，安德烈耶夫告诉我，说记者奥克桑娜·邦达连科马上会找我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就是发生那事……”多罗甘若有所思地端起了杯子，规规矩矩地抿了一口，“很久以前了，您瞧，是在3月上旬吧。奥克桑娜来了，和我谈了好久。” 
　　“谈什么？” 
　　“什么都谈！哪年出生，哪年受洗，哪年结婚，在哪儿上的学，得的分数多少……全是这一套。我还开过玩笑，我记得，说她好像是准备写我的三卷集传记似的。问我喜欢什么书和电影，问我的朋友，问我喜欢读什么报纸，问我对政府局势有何看法。整整占用了我大约三个小时。随后，她要走了我一生各个时期拍的照片，从我这儿拿走了几盘录像带，上面是我最近几年拍的几部电影。我们说好，她要认真看一看这些片子，然后再让主持人看一看，之后我们还要再见面，更加详尽具体地谈一谈我的工作，拍出样片来。” 
　　“后来呢？” 
　　“后来，已经是3月底了吧，她又打电话说要和摄影师一块来一趟。他们来了，拍了些照片，是我给他们选的，拍了我在家里、在车库、在汽车房、和儿子妻子在一起的。这次又聊了大约三个小时，谈了我的影片、电影制作中遇到的难题、与摄制组的冲突，总之，聊了与电影摄制有关的一切问题。奥克桑娜把谈话一丝不苟地做了记录，弄清了好多需要确切了解的细节，总之一句话，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严肃的、一丝不苟的人。” 
　　娜斯佳一直等他说起乌兰诺夫，可使她吃惊的是，在这位制片人的讲述中始终只浮现出记者邦达连科的身影。 
　　“当我们拍完时，”多罗甘说道，“奥克桑娜说，等她把材料给主持人准备好后，近几天内就会邀请我去拍摄。可是，时间过了好久，任何人任何单位都没人来邀请我，忽然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要我到奥斯坦基诺去，因为节目以直播方式播出。我当然稍稍有些紧张，但还是去了。于是，我在那里见到了乌兰诺夫。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 
　　“您觉得他怎么样？” 
　　“没什么可说的，”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恼火地挥动着双手说，“我的印象是，奥克桑娜是奥克桑娜，而乌兰诺夫是乌兰诺夫。无论如何我也弄不明白，如果主持人根本就不采用奥克桑娜为他准备的任何素材，那我干吗还要在这位姑娘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他提的那些问题，我根本就没有准备。您自己想必也看过那个节目吧？” 
　　“看了。”娜斯佳点头道。 
　　“您觉得怎么样？” 
　　“说实话？” 
　　“我不需要谎话，我自己也知道什么是不诚实。” 
　　“我不喜欢。” 
　　“说的是呀，我也不喜欢。而且，我现在工作的那个摄制组也不喜欢。当然，主要效果是达到了，新片的名字被提到不下十五次，从广告观点看可以说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可我呢，我看起来却像个丑八怪！他们要是想把我当蠢货展览一番，根本没必要两次打发奥克桑娜来找我，在家庭小照上浪费胶片。” 
　　门铃丁零一响，多罗甘打了个哆嗦，连忙起身。 
　　“请稍候，我就来。” 
　　门锁啪哒一响，前厅传来一个响亮而又清脆的声音。 
　　“帕布西克！你怎么，躲起来了？他们告诉我说你在家，今天你没去摄制组。你这儿有人？是采利亚耶娃？” 
　　“安静点儿，小孩子，我们正谈论公事。” 
　　“我知道准是采利亚那娃。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呀！帕布西克！” 
　　“是的，”制片人的嗓音突然变得洪亮而又坚定了，尽管一分钟前，在他与娜斯佳交谈时，声音还是平静而又悄声细语的，“你要不然打道回府，要不然坐下来装作看书。当然啦，你不认得字母，但装样子你总会吧，您是个演员，又不是什么挤奶工。有问题吗？” 
　　“你只要告诉我一句话，说她不是采利亚那娃！”一个女人的嗓音已经变成尖叫了。 
　　“孩子，我的话从不重复两遍！你要不给我安安静静坐下来，要不就从这里走开。争当这个角色的演员打破头，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想得到这个角色的人，但挑人的是我。而且，我也只挑经导演推荐过的人。至于我挑了谁以及为什么挑他，任何情况下我也不会对您说。” 
　　“这么说，是采利亚那娃在你这儿了，”女客人的声音里明显有了哭腔，“你已经决定要她担任这个角色了，是吗？” 
　　“到此为止吧，我的忍耐力已到极限了。” 
　　门锁啪哒一声，多罗甘推开了吱吱作响的门。 
　　“向楼梯方向走三步，快点儿。切不可不打电话就闯进来，你不是生活在乡下，每个街角都有电话。走吧，小美人，带上我的问候和温柔的吻。” 
　　他嘁里哐啷关上门，回到客厅里，他的脸上绝对平静无波，不像是刚刚大闹了一场，倒像是刚跟前来借盐或火柴的女邻居说过话似的。 
　　“再次请您原谅。刚才我们谈到哪儿了？” 
　　“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你待人太性急了吧？”娜斯佳说。 
　　他一口喝光咖啡，就势把椅子挪得远离矮茶几，叹了口气，伸直双腿说： 
　　“我不得不这么做。请您相信我，就天性而言我是个软心肠人，待人并不凶。可我无权允许自已被人敲诈。” 
　　“谁会敲诈您呢？就这位太太吗？” 
　　“所有人！”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手舞足蹈地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来回走着。 
　　“这姑娘以为我三年前喝醉了跟她睡过一觉，现在她就有权闯进我的住宅里来，要我还账。您倒是想想，问题所涉及的，不是我和她的任何什么关系，那件事无论对她还是对我，纯属偶然，而且，以后也再未发生过。在这三年当中，上过她床的男人多了去了，可她还是以为，在为新片挑选演员时，她可以指望我对她有好感。您大概以为，就她一个有这样的想法吧？我不愿说我这是在滥用露水关系，可要知道就连男人们也开始觉得他们在和我一块儿喝过一杯或洗过一次澡之后，有权提出什么非分要了。” 
　　“不管怎样这毕竟太冷酷了，”娜斯佳说，“您为什么不向她解释一番，说在您这儿做客的，根本不是她的竞争对手采利亚那娃，而是警察呢？那样她当下就会平静下来的。如今她该难受了。” 
　　“瞧瞧！” 
　　多罗甘立刻停下来，伸出手指定娜斯佳。 
　　“而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敲诈。一个蹩脚女戏子居然敢于不经我邀请闯进我的家，要我跟她清账，而为了报答她我就得为自己辩护。不，不，不！如果她那颗蠢脑壳里想出什么了，那是她的问题，是她个人的问题，我永远不会允许这类问题成为我个人的问题。我在自己家里只招待我认为必要的人，谁都无权对我发号施令。你要是让他们得逞一次，你就完了！从此以后我就永远也摆不脱了，整个后半生我都得不厌其烦地对朋友和同事解释，为什么要这个导演，而不要那个，为什么要这个剧作家，这个演员什么的。我可不愿也不能做任何解释，不愿也不能在什么人面前为自己辩护。我是个制片人——您明白吗？我的工作是做片子，它的拷贝应该能使我收回投入的资本，应该能带给我哪怕一丁点儿利润。所以我只知道应当接受谁来做这个工作，才能挽回投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不是那些只想上镜头的演员们。您倒想想看，有这么一位钢铁公司经理朋友来找他，说：让我们用我的矿石炼钢吧，至于说这矿石质量不行，不符合标准，那有什么要紧；至于说这钢铁随后谁都不会买你的，那又有什么；至于说用这钢铁做的机床一礼拜后就垮了，那又有什么要紧，这一切都让它见鬼去吧，我和你一块儿喝过那么多伏特加，一块儿睡过那么多姑娘，所以，买我的矿石吧，要不然，我都没办法给矿工发工资啦。我的处境就和这位经理一模一样。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休想对我指手画脚，要我应当如何和跟谁做电影。” 
　　他不吭声，停顿了片刻，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表情又温和快活起来。 
　　“我怎么样，啊？简直像方托马斯一样大发雷霆了吧？” 
　　“不，在这种情况下，更确切的说法是：方托马斯大战斯科伦·雅尔德，因为我毕竟是个警察么。” 
　　“嗬！好不聪明！我一见面就感觉你有一个电影人的灵魂。得，到此为止吧，我的火也发完了，现在可以说正事了。我们聊到哪儿了？” 
　　“说到您不喜欢那期节目，而且，您也不明白，记者工作究竟有什么用。” 
　　“是啊是啊！正是这样。老实说，我也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和‘素面朝天’节目的交往就是以这样一声尖叫结束的。” 
　　“那么乌兰诺夫呢？我想听听有关他的详情细节。” 
　　“乌兰诺夫……” 
　　多罗甘不再走来走去的了，而是一屁股又坐回椅子上。 
　　“我觉得他就像个陌生人，如果您能明白，我指的是什么的话。” 
　　“我不明白。”娜斯佳老实承认道。 
　　“在和邦达连科的两次见面中，她向我唠叨了不下一百次，说我不必激动，说他们那位主持人心肠非常好，是一个在所有方面都讨人喜欢的人，他永远不会让客人处于尴尬境地，说什么他非常爱自己的嘉宾，我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安。可我看到的都是什么呢？” 
　　他极富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期待地望着娜斯佳。 
　　“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一个不光不爱自己的客人，而且，一般说谁都不爱、什么都不喜欢的人。他只关心一件事——请您原谅——只注意一点。我想说的是：就是那盏灯。他所主持的节目和他们请来的客人，他烦得要命，已经到了什么都不需要的地步了，不但如此，他原来还是个缺乏教养的家伙，直播刚结束，他就站起身走出演播室，连声招呼也不打一个。给人的印象是，是我求他要上节目的，而他帮了我一个大忙，让我有机会在直播中哇啦哇啦说几句话似的。我需要吗？需要我头脑的事儿还少吗？” 
　　“您是不是很伤心？” 
　　“我该怎么跟您说好呢？也是也不是。我已经说过，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所有信息播出去了，而且还播了不止一次，至于说我被人当众侮辱了，像柏油路上的唾沫让人给踩了，那么，我请您相信，的确我对此还不十分习惯。我对这类事已经见得多了。我这一辈子就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承受屈辱。在苏联政权下，为了能上我写的剧本，我在‘国家电影制片厂’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董事会面前受尽了侮辱。如今，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我在艺术赞助人面前，低首下心、弯腰鞠躬、结结巴巴，要他们相信我想要做的片子一定会好，他们肯定能收回自己的投资。我，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假如我知道我这么做能捞到好处的话，我受屈辱也不觉得惋惜可耻。因此，在这方面，我对这个节目也没有什么非分要求。” 
　　“可您毕竟还是受到伤害了呀。” 
　　“是的，我是受了伤害，可我什么都不明白。假如节目没准备好的话，那乌兰诺夫为什么要拉我上直播呢？他为什么要把我涂得花里胡哨，而奥克桑娜却保证说他行为端正、心肠很好呢？是她在骗我吗？又回到了老问题上：为什么？” 
　　娜斯佳明白了，自己白白把时间浪费在制片人身上了。她原先还以为制片人至少跟乌兰诺夫见过两次了，因此，他能告诉她，在他的同事发生不幸前后，乌兰诺夫究竟有什么变化没有。可闹了半天，他和乌兰诺夫也只有一面之缘，而他所能告诉她的，和她亲眼从电视上看到的，没什么不同。 
　　“谢谢，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 
　　她打算走了，可多罗甘却打手势不让她起身。 
　　“现在，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我要向您公开一个小秘密，您同意吗？” 
　　“同意。”娜斯佳点头道。她打开烟盒，又取了一支。 
　　她不想离开这里。和她平常的习惯不同，在这个宽敞的、收拾得不是十分雅致但却非常舒适的客厅里，她觉得很惬意，虽然她以往一直只在两个地方——一是她自己的家里，一是她那间坐落在彼得罗夫卡的办公室里——才会感到惬意和宁静。这次，就连唠唠叨叨、粗喉咙大嗓门的屋主人，也没有使她产生紧张感。可要知道，平常人们说话声音一大，她就感到疲劳，而且，也无法容忍人们总在她眼前晃来晃去的。无论如何，她喜欢呆在这里。 
　　“您不想知道，我是从哪儿知道您喜欢咖啡，并且经常喝咖啡的吗？” 
　　“您是猜出来的。您不是亲口这么说的么，您是不是撒谎了？”她笑着说。 
　　“一个从不撒谎的人，不是制片人，而是导演。导演应当开诚布公，因为他是创作者，他应当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达给观众。如果他不诚实的话，人们就不会相信他，而一个制片人则不同，他可以每时每刻都撒谎，不然他就弄不到拍电影的钱，随后也什么都捞不到手。喏，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一年半以前，就是阿丽娜·瓦兹尼斯被杀时，我在‘天狼’见过您。您当时坐在安全部局长的办公室里喝咖啡。您在那里面坐了很长时间。我好几次往办公室里瞅，每次都见您手里端着的杯子在冒热气，我判断您杯里的咖啡不是刚沏的那碗了，要不早就凉了，而是新沏的。而您面前的烟灰缸里总是放着一支燃了一半的烟。所以，正如您看到的，我并没有招摇撞骗。” 
　　“而您喜欢的侦探形象呢，也是撒谎？” 
　　“您生气了，女主人，”快活的制片人嘿嘿笑了，“货真价实，彻底坦诚。请您告诉我，你和‘天狼’安全部的局长还有联系吗？” 
　　“和斯塔索夫吗？是呀，当然有。怎么啦？” 
　　“他的夫人您认得吗？” 
　　“认得。” 
　　“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我不明白您这么追问目的何在？”娜斯佳激动地说。 
　　她立刻就对这位制片人失去了好感。斯塔索夫的夫人塔姬雅娜是个侦查员，要想通过“后门”找她的门路，可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可我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了！我想拍一部非常好的侦探片。我想让塔姬雅娜·托米林娜执笔写脚本。” 
　　娜斯佳疑惑地耸了耸肩。 
　　“您去求她吧。我看不出这会有什么不好办的。” 
　　“您难道真的看不出来吗？您又在说谎，您这个迷人的大侦探。塔姬雅娜·哥利戈利耶芙娜，第一，工作很忙，不光是没时间写剧本，只怕是连和我说几句话的时间也没有。您知不知道她是怎么打发我的？很优雅，但也很得体。她连见一面都不同意，在电话里就把我给打发了。第二，据我所知，她已经怀孕了，眼看就该休产假了。求您啦，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请您替我写份申请书。哪怕能让她听我说几句话也成，只要让我说话，我就能劝说她在休产假时，利用临产前那段时间，把剧本写好。再来点儿咖啡？” 
　　娜斯佳的确还想喝，而且，她还想在这里坐好久好久。 
　　“您这是在巴结我吧？”她笑着说。 
　　“怎么会呢？我需要用什么使您打起精神来。喏，请您啦，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您不会拒绝我吧。我读过托米林娜写的所有小说，从中选出五本，把它们改编为电视剧绰绰有余，其他的当然也可以，但这五本——没说的！很带劲儿，结构严谨，性格鲜明，体裁多样。改编三部曲当然也可以，或是心理侦探片，或真正的动作片。怎么样，再给您煮点咖啡？” 
　　“请吧。” 
　　多罗甘如一颗出膛子弹射向厨房，在那里还不住口地和娜斯佳说话。 
　　“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可您为什么不求求斯塔索夫呢？您不是跟他很熟吗？” 
　　“嘿！您和往常一样，总是一枪命中。别人已经试过通过斯塔索夫这条路了，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斯塔索夫对他妻子没有一丁点儿影响力。我曾试着走直线，亲口和塔姬雅娜。哥利戈利耶芙娜说一说。结果正如您所知道的，被一口回绝了。可现在形势很严峻。现在想根据托米林娜的小说拍电影的人，不止我一个，这个事实说明，电影界的哥儿们把她的侦探小说都瓜分净了，马上就要开始靠它去磨牙了。他们战战兢兢地爬到她身边，但塔姬雅娜却以工作忙为借口，把他们一口回绝了。理由本身是值得尊重的，所以，他们都退却了。而知道斯塔索夫夫人再过三个月就该分娩了，近期便将离开工作岗位，坐在家里的，我是惟一一个。假如我不能立刻得到她同意的话，那么，明天其他人就该向她扑上去了。” 
　　“我还是弄不明白，这事有那么难吗？假如丹尼娅自己无法写，那就让随便什么人写个剧本不就得了。” 
　　“啊哈！让别人写！谁愿读呢。” 
　　“为什么这样？” 
　　“因为托米林娜笔下的人物都是贯穿性的，只有她才能精确记住，下一部作品写的是什么。而一个无关的剧作家却会被搞晕了头的，第一部电影我来拍，可以后怎么发展——天知道。为了拍好第一部电影，他如此设置安排了他们的命运，以致以后的影片统统无法再拍了，因为，前一部影片的剧作家把我需要的所有人物都给杀死了，或送到国外常住去了，或是让他们相互之间吵了架了。您可以相信这种事我经历过。” 
　　多罗甘不说话了，大约是在关注煮咖啡的过程吧，娜斯佳为活动一下久坐软椅酸麻的后背，站起身来，她一转身看见安乐椅上方悬挂着一幅瑞典著名女演员的油画肖像。画布下角那潇洒的英文签名说明这是赠给这位制片人的一份礼物，原来这位女演员曾与之有过一段轻松愉快的合作。“也是，”娜斯佳笑着想道，“他拍过的演员还这么有名呐，或许他在自己那个圈子里还是很有名气的呐。可我，您瞧，又落后于生活了，居然从未听说过他。”她沿着墙壁踱起步来，扫视着书架上的书籍。雷娜·克莱尔的《电影艺术沉思录》、让·萨杜里两卷本的《电影艺术史》及国外剧作家的书籍——看见这类书，她心里就变得温暖惬意。在娜斯佳度过童年的那幢房子里，书架上也曾放着这一类的书，也是出版于60年代的同一类书。刹那间她又想变作一个小女孩，回到从前住过的那幢房子里，好让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好让她的心里不致那么空虚郁闷；好让一切都跟从前一样；好让一年当中不要有长达三个月的冬季；好让她不要经历她所经历过的那种恐惧和绝望；好让她能和列什卡跟从前一样，一连数小时、数昼夜地聊呀聊；好让她不那么怕动身到父亲那儿做客…… 
　　可是，多罗甘走出厨房了，她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了。 
　　“我依然不明白，”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下子便介入到情境中去，说，“为什么剧作家不能写一个好剧本呢。让她把所有小说读一遍，不是就弄不混书中人物了吗？” 
　　“嘿，你可是个理想主义者，”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摇头说道，“我不是对你说过，我不想拍五部电影吗，说过吗？” 
　　“说过。”她边倒咖啡边说道。 
　　“难道我说过，我有能拍五部电影的资金吗？我说过这种话么？” 
　　“没说过。” 
　　“您瞧，五部电影——这是一个大工程。说得夸张点儿，是个系统工程。换句话说，是一种美丽而又无法实现的幻想。要想把这种幻想付诸实现，必须找到拍摄第一部影片的资金，拍好它，卖好它，从中获得利润，好向投资者证明，试产品是成功的……您知道什么叫试产品吗？” 
　　“尝试制造的最初成品。对吗？” 
　　“对。就这样，试产品成功了，设计很有生命力，那就可以着手烤第二张馅饼了。我不可能跟人订购五部脚本，您明白吗？我只能订购一部。但如果只写一部剧本，那她便会只读一本书。假设我要求在动笔之前，先把托米林娜写的所有小说都读一遍的话，他或许会把我打发得远远的；或许索要达到天文数字的稿费，因为读书需要时间，还需要付出精力牢记细节；或许要求参与整部系统工程。但无论是第一种、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我都不能接受。” 
　　“有关第一种和第二种，我同意。只是第三种不明白。您为什么不让同一个剧作家搞这整个系列呢？” 
　　“我可以这么做，可以。但事先许诺，这我做不到。电影制作这是一种生产，而不是一个养老院。参与影片制作的人，应当是能以最好方式制作这部影片的人，而不是与制片人关系亲密的人。其实，这一点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我可能根本就不喜欢这位剧作家和人作方式，他可能不遵守期限，可能与导演和我没有共同语言。是呀，最后，可能连原作者也不喜欢剧作家对其作品所作的改编。比方说托米林娜太太把她一部作品的电视剧改编权卖给了我们，而我们拍了部电影，电影拍得很成功，可塔姬雅娜·哥利戈利耶芙娜却说，我们把她的构思给搞糟了，她不愿让我们把她其余的孩子也给糟蹋了。这下可完了，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改编其他四本书的权力我们已经永远得不到了。从托米林娜那里把五本书的权力一下子买断，这我做不到，我没有这么多钱。换一个剧作家，同样我也做不到，因为我和他就五本影片的改编问题签有协议，一旦破坏协议，我得交纳违约金，而我连交纳违约金的钱都没有，这样一来我还能剩下什么呢？幻想破灭。剩下四本好书和四部拍不成的好片子。所以，我需要托米林娜，需要她本人。我求求您啦！如果您不反对，我这就给您跪下好吗？” 
　　“我试试看吧，”虽然半分钟以前，她还不打算给他任何许诺，但娜斯佳仍出乎意料地说道，“可您自己也得帮帮我。” 
　　“您只管说吧，亲爱的！您是我所崇拜的！说吧，我能给你帮什么忙？” 
　　“您给乌兰诺夫打电话，要他邀请塔姬雅娜上节目。” 
　　“天呐，我怎么就役想到呢，您在这儿碰到了难题呀！”制片人摊开双手说道，“您不是正在调查电视节目制片人凶杀案吗，您和乌兰诺夫接触频繁，您难道以为他会拒绝您？” 
　　“他当然不会拒绝。他能跑到哪儿去。但我不愿意从我这方面采取行动。对他来说，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应当仅仅只是流行侦探小说作家，而根本不是我的女友，更不能是内务部门官员。我的话您明白吗，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 
　　多罗甘把杯子往里推了推，双手交叉叠放在胸前。可这种纪念碑一般的姿势他保持了还不到十秒钟，就又开始指手画脚的了。 
　　“我可不可以告诉乌兰诺夫我们准备根据托米林娜的五本书改编五部影片的计划？我得挑起他的兴趣，告诉他，为什么托米林娜对节目有好处。假使告诉他她既是个侦查员，又是著名作家的话，兴许会更好……” 
　　“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做，”娜斯佳打断他道，“侦查员，这个词儿干脆提都不提。顺便告诉你，丹尼姬有另外一个姓，托米林娜只是她的笔名而已。” 
　　“您说什么？”多罗甘惊奇地说，“居然是笔名？我可真的没想到。” 
　　“这一点同样也不能告诉乌兰诺夫。只能说她是一位女作家，写过二十多本畅销书，而您想根据它们拍几部电影。” 
　　“可如果他不感兴趣呢？” 
　　“给他钱。” 
　　“怎么给，请问，以什么形式给呢？” 
　　“直接给。您就说事先做广告对您关系重大，情愿把邀请托米林娜上电视当做拍广告。在那儿工作的都是少男少女，这种事一说他们就明白了。只是不要让乌兰诺夫与丹尼姬直接见面，让他俩都蒙在鼓里好了。” 
　　“只能这样了，”多罗甘突然高兴起来，“现在连您也在讹诈我了，而我又是多么软弱无能呀？请，警察太太，说了5分钟话，喏，您就瞧吧，您已经掐住我的脖子了。” 
　　“那是，我是警察嘛。”娜斯佳一笑。 
　　“你们那里全都这样？” 
　　“因人而异。我不过是个小巫，要是您遇上大巫，您就瞧着吧，我可以认为我们已经谈妥了吗？” 
　　“可以，”制片人长叹一声，“只是您跟塔姬雅娜说话小心一点儿，好吗？” 
　　“我会小心的。” 
　　离开多罗甘家后，娜斯佳没去公共汽车车站，而是去了与之完全相反的方向，即国际研讨会将要进行的那家旅店。她还没有想好自己为什么要去那儿，只是感到自己对丈夫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 
　　她没费事就找到了掩映在树林后面的那家旅店，而这里的好几条路中，只有通向旅店的那条路是认真铺了柏油的。娜斯佳想起来，这地方原来是“特殊人物服务部”，只有皇帝身边的亲信才能到这儿来领疗养证。因此，这儿的路才铺得这么好，墙高，还没有岗亭。肩宽背阔，身穿蓝军服的小伙子看过工作证后，一点头，放娜斯佳进去了。 
　　娜斯佳慢腾腾地沿着两边栽了白桦树的林荫道，向一幢漂亮的小楼走去，那楼装了镜子，镜子里映出一片蓝灰色的春天的天空。快走到建筑物门前，娜斯佳找条椅子坐下来，拿出一支烟点上，从这里可以很好地观察楼房的入口。一些衣着体面的太太和身着敞怀短大衣或做工精致的皮外套的绅上们，时不时从她身边走过。娜斯佳听到他们用各国语言谈话，心里纳闷，这些人穿得这么厚，难道就不怕热，此时莫斯科人早已穿风衣和薄外套了，而这些数学家们倒好像是到北极来了，难道外国人至今仍相信童话，说什么在俄国，大白熊就在大马路上闲逛。 
　　从楼里蹦出一位身着超短裙和紧身羊绒衫的年轻姑娘。当她从娜斯佳身边跑过时，突然刹住脚步，说： 
　　“哟，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 
　　娜斯佳一抬头，认出她是齐斯加科夫领导的那个实验室的办事员加洛奇卡。 
　　“您好，加丽娅。” 
　　“您是在等米哈伊洛维奇吗？” 
　　“是的，他在这儿吗？” 
　　“我马上告诉他。他在大厅里和兹韦基齐教授说话呢。我这就来！我马上就……” 
　　加洛奇卡脚上的鞋跟又高又厚，两条腿细溜溜的，飞快地飘进楼里去了。刹那间，连娜斯佳也嫉妒起她来。她自己，哪怕穿着轻快舒适的旅游鞋，也跑不了她这么快、这么轻盈，这样的高跟鞋，她只在极端必要的场合下才穿，而且，穿上也走不快。 
　　齐斯加科夫出现在台阶上，身后站着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白发男子和一位戴眼镜的优雅太太。娜斯佳不觉忸怩不安起来。好一个傻瓜，她跑到这儿干吗来了？她能告诉列沙什么呢？说她有错，说她看他，说他的所有疑心都毫无根据？这样的话在家里说是相宜的，而在这种场合却极不合适。这里的人都忙得很，在于正事，而不是在哭哭啼啼。再说他的样子也……列什卡穿着名贵西服，表情严肃，再怎么说也是个院士，写过十多部科学论著，一个大型国际研讨会组织委员会主席。而她呢——穿着牛仔裤，廉价的外套，旅游鞋，连眼睛也没描过。居然是教授夫人。 
　　阿列克赛对同伴说了句什么，那些人微笑点头。他不慌不忙走下台阶，朝娜斯佳走来。 
　　“出什么事了？”他边走边问道。 
　　“我……” 
　　她突然感到窘迫，感到极不自在，并在心中狠狠责骂自己。说什么呢，她该跟他说什么好呢？我真是的，居然选择这么个时间来跟他说明关系。跑到天涯海角来，为的只是向丈夫表白爱情。真是一场闹剧，除此之外没别的可说。 
　　“我来办事，发现离这儿不远，于是，就顺便过来看一眼。请原谅，我不想打断你和客人的谈话，我不过是想坐在椅子上歇一歇，如果不是你那位加洛奇卡看见我的话，再过几分钟我就准备走的。” 
　　“我在问你，究竟出什么事了？”齐斯加科夫语气生硬地说。 
　　娜斯佳看了一眼丈夫的目光，她从里面看不到她已经看了二十年的那种温情和甜蜜的嘲弄。这不是家里那位心不在焉的列什卡，那位关怀备至、殷勤体贴、理解一切、宽容一切的丈夫。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他的淡黄色的头发已经有一半发白了，他个头高挑、气势威严，穿着从英国精品店买来的、深灰色的、笔挺的西装，表情冷峻，眼神淡漠。不，无论如何她也不会向这个男人倾诉她来这儿的目的。他现在顾不上这些。他很忙，她跑到这儿来是多么愚蠢啊。要知道还在昨天，当她试图消除两人紧张关系时，他却说：“过一礼拜再谈。” 
　　“实话说，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真是来办事的，是来询问证人的。下一班电车差不多要过一个半小时后才来，于是，我只是想消磨时间，到旅店里走一走，瞧一瞧你们开会的地方罢了。请原谅，亲爱的，我真的不是想打搅你。我这就走。” 
　　她站了起来，可阿列克赛使劲抓住了她的肩膀。 
　　“加洛奇卡当着众人大声说我妻子来啦。现在，我得把你介绍给客人们。” 
　　“列什，不必了……” 
　　“这是礼节，走吧。” 
　　“列什卡，我这样子……不方便吧。” 
　　“就这么着吧。你来这儿时就该想到这一点。可现在已经没退路了。他们在看着我们呢，等着我把我的妻子介绍给他们。我无权不礼貌，无权违反规矩。走吧。请你不要装出一副有错的表情，客人并不一定知道咱俩的一切都不正常。” 
　　“可咱俩的关系是不正常啊，”娜斯佳飞快地说，“我正是为这才来的呀。” 
　　“等我回家，会给你机会讨论这件事的，现在什么都说不清楚的。” 
　　他拉起她的手，领她快步走上台阶。 
　　“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我的夫人，”他把娜斯佳领到那位白发老者和戴眼镜的太太身边，用英语说道，“娜斯塔霞，警官、侦探。阿娜斯塔霞，来认识一下，这位是罗赞纳·帕特里尼亚尼教授和米兰·兹韦基齐教授。” 
　　两位教授礼貌地笑着握了握娜斯佳的手。在接下来5分钟的上流社会式讯问过程中，她勉强才能站住，随后，他和教授们礼貌地告辞，借口说她还得去赶电车。 
　　“您难道没有汽车？”罗赞纳吃惊地问。 
　　“我不会开车，”娜斯佳撤了个谎，“我没有执照。” 
　　她没必要解释，远不是每个警察都买得起汽车的。她家里是有一部汽车，但那是列什卡的，他亲自开车，而娜斯佳忍受不了开车之苦，只是在别无办法的紧急情况下，才会坐下来操纵方向盘。 
　　“西方所有警察都会开车。一个人如果不会开车，就不能进警察局。怎么，俄国没有这样的规定？” 
　　“没有。” 
　　“这可真怪，”罗赞纳困惑地拖长了声音说，“考虑到你们这儿的路这么远……这就更奇怪了。这下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报刊说俄国警方无力对付犯罪了。如果你们警察的生活水平这么低，那就不奇怪了。” 
　　娜斯佳又迷人地嫣然一笑，转身快步向大门走去，心中在压抑着沸腾的怒火。这个来自富裕国家、保养得面目姣好的女教授，怎么可能懂得俄国警察？总的说来，她对我们的生活又能有什么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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