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同一天傍晚，贝尔拉赫去到贝伦广场他的医生沙穆艾尔·洪格尔托贝尔博士家。灯光亮了，越来越昏暗的黑夜一分钟一分钟地渗入室内。贝尔拉赫从洪格尔托贝尔的窗子往下瞧着广场，望着流动的人潮。医生正在收挡仪器。贝尔拉赫和洪格尔托贝尔认识已久，他们中学时代就在一起。
　　“心脏很好，”洪格尔托贝尔说，“真要感谢上帝！”
　　“关于我的病情你有记录吗？”贝尔拉赫问。
　　“整整一套档案呢，”医生回答，指指写字桌上一堆纸说，“这里都是你的病历。”
　　“你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我的病吗，洪格尔托贝尔？”老人问。
　　“可是汉斯，”另一位老人说，“这纯属医生的秘密呀。”
　　下边广场上驶来一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停在其它车辆停放的地方。贝尔拉赫仔细观察着。钱茨走下汽车，还有一个姑娘穿着白色的雨衣，金黄色的头发披散在雨衣上。
　　“你被人撬过门吧，弗里茨？”探长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猜测而已。”
　　“我的写字桌有一次被人撬开了，”洪格尔托贝尔站起来说，“你的病历摊开在书桌上。钱没有少，虽然书桌里的钱还相当多。”
　　“你为什么没有报警？”
　　医生搔搔头。“正如方才所说，钱没有少，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报案的。但是我忘记了。”
　　“原来如此，”贝尔拉赫说，“你把它忘记了。撬门者对你至少还不错。”这时他想，加斯特曼就是这样知道的。——他又重新瞧着广场下面。现在钱茨和那个姑娘走进意大利旅馆去了。就在施密特葬礼的同一天，贝尔拉赫心里想，终于从窗口转过身子，他看看洪格尔托贝尔，那人坐在书桌旁，正在写字。
　　“现在我的健康情况如何？”
　　“你疼吗？”
　　老人叙述了病情。
　　“情况很坏，汉斯，”洪格尔托贝尔说，“我们必须在三天之内给你动手术。没有别的办法。”
　　“我现在感觉比任何时侯都好。”
　　“四天之内会有新发作，汉斯，”医生说，“到时候你会受不了的。”
　　“我还有两天时间。两天。第三天早晨你可以给我开刀。星期二早晨。”
　　“星期二早晨，”洪格尔托贝尔说。
　　“于是我还可以再活一年，是不是，弗里茨？”贝尔拉赫说，同往常一般莫测高深地望着他的老同学。那个人跳起来，在屋里兜着。
　　“你怎么会有这样无稽的想法的！”
　　“那个看过我病历的人告诉我的。”
　　“你就是撬门的人？”医生激动地叫起来。
　　贝尔拉赫摇摇头：“不，不是我。但是事实如此，弗里茨，只有一年可活。”
　　“只可再活一年，”洪格尔托贝尔回答，坐到门诊室靠墙的一把椅子上，无可奈何地望着贝尔拉赫，老人带着一种拒人千千里之外的、冷冷的孤独感，一动也不动地、谦逊地，站在房间正中，在他茫然的目光前面，医生垂下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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