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点15分，安迪·库林斯把车停在里士满路上那栋曾是监听站的房子前，竭力不引人注意。突然一辆肮脏的运货车停在了他的旁边。
　　这辆运货车浑身凸凹不平，满是灰尘，挡泥板弯弯曲曲，风挡玻璃全是印痕，看上去像是一辆未上保险的危险车。上了年纪的嬉皮士们往往喜欢开着这种车，听着穆迪布鲁斯的录音带，他们越来越难得到那些不刮腋毛直发女人的青睐。现在那位司机，他看上去像是在阿尔塔芒特睡着了，到现在才刚刚醒来。他的头上包着一条花呢围巾，在后颈上打了个结，脸上戴着一副墨镜，这种不透明的墨镜通常只有盲人才戴，耳朵上吊了一只金环。他的牛仔百衬衫在肩膀处撕裂，还有几处发白的地方，好像因为泼上了漂白剂。
　　“喂，伙计，”他说，“有香烟吗？”
　　库林斯不想被打扰：“役有，伙计，对不起。”
　　“想买点麻醉剂吗？”对方问，摘下那副眼镜。
　　“住嘴，乔。”
　　“上来，”奥布赖恩说，拿着长镜头。”
　　两位侦探驱车来到乡村俱乐部餐车的停车处，计划下一步的战术。卡梅朗路，他们知道，是在一个叫南滩的工人居住区旁边。在南滩，到处是砖和护墙板砌成的平房，小小的前院里着杜鹃花。经过迅速调查已经得知34号住着一对夫妇，名叫杜威，格拉乐迪和安吉利娜·格拉乐迪。男的是个码头工人，女的是教育局的医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托米·比洛蒂的表姐。格拉尔迪的儿子理查德，在萨拉水泥公司开卡车，那是保罗·卡斯特兰诺的小儿子菲尔开的一家水泥公司。看起来黑手党暴徒在挑选安全房子方面有天赋的本领，而且完全按照标准：找到几个没有犯罪记录的可信赖的亲戚，塞给他们点钱，告诉他们离开自己家几小时，好让生意会谈能够隐秘地进行。
　　围绕着这次生意会谈，安全防卫是很严密的——这一点可以肯定。黑手党暴徒的守卫们会严密监控周围的邻居，随时准备着一旦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就结束会谈。
　　因此，库林斯和奥布赖恩决定，一点半之前要远离这一地区，让每个人都能到会。他们理智地决定，让会议开成。这样，即使监视活动被发觉，参加会议的人都逃掉了，仍可以记录在案他们事实上的集合。
　　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阿帕拉钦事件的重演，这一次那些吓得魂飞魄散的匪徒会穿过牛花床和杜鹃花丛，爬过松柱围栏和后院的旋转门，至少要躲在某个废弃的游泳馆、花匠的小屋或公共高尔夫球场里忍耐一时了。
　　“我们需要一些塑料、纸板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挡住货车的后面。”库林斯说。
　　“斯塔滕岛可不缺垃圾，”奥布赖恩说，“让我们把自己的弄成一个垃圾堆吧。”
　　到了三点29分，他们已经用一张黑塑料布和一个阿马纳冰箱的盒子改装了他们的车子，驱车穿过南滩。卡梅朗路是一条狭窄的街道，尽头是一个T形街口，34号是一幢单独的小平房，窗户上挂着扇形遮光帘，小小的庭院里被一株赤松占满，它看上去但愿自己被种在别的地方。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房子里有人。
　　侦探们先把车开过去，然后绕过一个街区。他们最后把车停在街道上距离房子100码处，货车的后部对假想最高级会议方向，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房子的栅栏。然后他们轻轻的把那块黑色塑料布移到满是灰尘的狭窄的卡车后部，他们等待着。
　　他们等待着。
　　一小时后，仍旧没有任何细微的迹象显示在34号屋内正举行琴酒兰姆酒会，更不用说一场各帮派首领的聚会了。
　　“你知道，”乔·奥布赖恩立，“我们要是花一整天的时间看着一座空房子，我们真会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了。”
　　“少拿‘我们’胡扯？安迪·库林斯说，“这是你的主意。”
　　奥布赖恩皱皱眉，挣扎着让自己的两条长腿换了个位置。卡车的金属底板挤住了他的动脉，两只脚一直麻到臀部。“我觉得自己像个他妈的宇航员。”他说。
　　3点15分，几个邻居家的孩子拖踏着步子从学校回到了家，但是那座在赤松遮蔽下的朴素的小屋里仍旧没有任何迹象显现一丝生气。到3点30分，库林斯体验到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联系着警察与罪犯，公众的仆人与公众的敌人，事实上也联结着整个人类大家庭。“我想要撒尿。”
　　“一个真正男子汉得憋住他的尿。”奥布赖恩劝告说。
　　现在已经是4点钟了。地上的阴影越来越长，黯淡的阳光笼罩了一层接近黄昏时的橙黄色。终于，有一条线索终究出现了：甘比诺家族的头目弗兰基·德西斜，开着一辆票色上车沿着卡梅朗路驶来（这辆车侦探们曾在保罗·卡斯特兰诺的托特山宅邸中见过），车似乎在34号门前放慢了速度，然后又继续向前开去。又过了不长时间，出现了更多的令人感兴趣的迹象。萨尔瓦多·巴伯托，一位领有执照的私人侦探，他在不为巨头保罗跑腿的时候经营一家半合法的地方安全服务机构，停下了他那辆杰色的别克车，慢吞吞地进了房子，然后不到3分钟时间就又离开了。
　　“他们在那儿，”乔·奥布赖恩说，忘了自己两条麻木的腿，“他们在里面。”
　　安迪·库林斯抚摩着自己的那架相机，检查了光圈。此时太阳已经西沉，雾气越来越重，监视工作成功的可能性似乎要凭胶卷的灵敏度而定了。“他们最好别停留太长时间。”
　　他们没有。事实上，在4：39，这些声名狼藉的罪犯就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先是“小丑”莫斯卡，穿着一身整洁的棕色工作服，从34号的人行便道上走来，匆匆穿过卡梅朗路，消失在旁边的一条街中。
　　库林斯用一只30Omm的长镜拍下了他的照片。－4点40分，胖托尼·萨勒诺——他那顶皱巴巴的软呢帽胡乱地套在头上，哈巴狗式的嘴里支出一根大雪茄，右手漫不经心地拿着那只已成为他的标志的手杖——走上了人行道。吉诺维斯家族的卫队长卡迈因·德拉瓦跟在后面，尊敬地保持一步远的距离，“小丑”莫斯在几秒钟之内开着一辆红色的奥尔兹汽车返回来，德拉卡瓦为他的上司打开车门，然后这三人就离开了。
　　4点41分，科伦博家族的代理首领“盖利·兰”兰盖拉出现了，他身穿一件灰色运动衫和敞开领口的衬衫，这身装束使他与老一代的黑手党暴徒要人截然不同，他们都为自己漂亮的光闪闪的丝质温莎式领结沾沾自喜。盖利·兰倒像个运动员，他很有鉴赏力。他身后跟着科伦博家族卫队长拉尔夫·斯科波，黑手党与工会的主要联系人之一。
　　“这真令人惊异，”安迪·库林斯在他的相机后轻声说，“他们是一个家族接一个家族出来的。”
　　的确，这种会议散会的方式有一种惊人的秩序性，甚至是优雅的风格。一位首领，一位副官；一位首领，一位副官。这就像是某种正式的舞蹈，使乔·奥布赖恩领悟到这种老式的相称的感觉正是黑手党这许多年来能保持其神秘性的原因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这些暴徒，在一条肮脏的小街上一座肮脏的小房子里聚会，他们被烦恼困扰，他们显得已经过时，有时候几乎是笨拙得滑稽；可是他们身边仍有这种优雅的气派，这种场面不容你不敬佩。
　　接着，他们看到了托米·比洛蒂，他正走上人行道，身穿一件艳的发俗的大方格呢子夹克——如果说这种夹克适合在什么地方穿，也只能是在赛马场的跑道上。仿佛是用表对准了时间似的，弗兰基·德·西科在此刻开车绕回到卡梅朗路，比洛蒂跳进车的乘客座位。
　　4点45分，卡斯特兰诺的心腹返回来，开着他上司的那辆深蓝色的卡迪拉克。他把车停在34号门前，很快地看看街道前后，走进房中。4：47，弗兰基·德·西科又一次把车开过来停下。
　　4点53会，各家族的列队进继续进行，卢齐兹家族的副首领“托姆迷糊”萨尔瓦托·桑托罗大摇大摆地走出来，身后是头目安尼罗·米格利奥，这两个人都乘德·西科的车离开了。
　　1984年，博纳诺犯罪家族正处于一团混乱中，在各家族首领聚会了也不再占有一席之地了。这就是说，只有一黑手党领导人仍留在房中，保罗·卡斯特兰诺，那位“教皇”，那位教父们的教父。正如表演明星总要他的谢幕留到最后一个，让观众为他的出现多等待片刻一样，巨头保罗在4点55分走出。
　　他身穿一件灰色夹克衫，一条黑色宽松长裤，显得从容不迫。他向四周环顾着，看看树，看看电话线，似乎在享受这难得一次外出的新奇感。他吸着一只雪茄，似乎在嗅着周围的空气。他露出了微笑。
　　显然这次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托米·比洛蒂像往常一样紧张、警惕，戒备地向各个方向扫视着，为他的上司打开车门。但是卡斯特兰诺不是显得很仓促，不想鬼鬼崇崇降低自己的身份。他把烟灰弹到人行道上，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子。当他慢慢坐进车里时，这个人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显得非常庄严，有什么东西是命中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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