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的闪电划破黑色的天空，在华盛顿纪念碑背后忽长忽短地交叉闪现。波托马克河上的七月就象惯常那样在令人窒息的闷热和雷雨不断中即将过去。“我不能走回家去了，”维克多·亨利说。一阵冷空气从打开的窗户里冲进气闷潮湿的办公室，把粗大的雨点洒到墙上的挂图上。街上开始下起密集的骤雨。
　　“也许会把热浪赶散，”朱利乌斯说。朱利乌斯是主要办事员，从军械局起就跟他一起工作。这是个五十岁的沉着的胖子，有个出色的统计头脑。
　　“没这么好的运气，水汽只会更浓罢了。”帕格看看表说，“嘿，都六点过了。打个电话到我家里去，行不行？吩咐厨子七点开饭。”
　　“是，长官。”
　　帕格把领带系紧，穿上一件麻布外套，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拢来。“我还得把这些数字再研究一下。真有点叫人不能相信，朱利乌斯。”
　　朱利乌斯耸耸肩膀，双手挥了挥说：“这跟你让我算的前面那一批数字一样。”
　　“老天爷，如果都用到这两大洋的那么多登陆工具上，那么下三年我们怎么还能造别的东西？”
　　朱利乌斯带点儿优越感地对他微笑了一下，这是一个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比上司知道得多的下属。“我们一年生产六千万吨钢，长官。但是还要制造那么多吹风机、冰箱和四十种不同型号的汽车，这是个问题。”帕格冒雨向一辆停在海军部大楼门口的出租汽车走去。一个高个子男人从车里出来，把软帽往下拉压住额头。“真是——嗨，是你啊。”
　　“喂！”帕格掏出钱包，抽出一张钞票给出租汽车司机，“请你等一会儿——柯比，你什么时候来华盛顿的？”
　　“来了有一个月了。”
　　“跟我回家去喝一杯。跟我一起吃饭，更好。”
　　“多谢，不过我去不了。”
　　“就我一个人，”维克多·亨利说。柯比迟疑了一下，“你妻子呢？”
　　“在纽约挥霍我的钱呢。她去送我们的儿媳妇和孙子上飞机去夏威夷。这会儿她在买家具和零碎东西。我们置了一所房子。”
　　“是吗？她买的是不是狐狸厅路那所？”
　　“就是那所。你怎么知道的？”
　　“这个——罗达在找房子的时候我碰到过她。我想，那时候你在海上。我跟她一起吃了饭，然后她带我去看过那个地方，我完全赞成。”
　　“你要办的事多吗？”帕格坚持道。“我等你。”
　　“事实上，”柯比突然说，“我只去取一些文件。我很快进去一趟，不过一分钟。我很高兴跟你一起喝点儿酒。”
　　不一会儿，他们就一起坐在出租汽车里，在大雨中缓慢地经过上下班时间拥挤的宪法路。“你在这闷热的城里干什么啊？”帕格说。
　　“噢，瞎忙罢了。”
　　“我知道你有事！”帕格咧嘴一笑，强调这个“有”字，意思是指铀。柯比看了看出租汽车司机圆圆的秃头和通红的耳朵。
　　“司机，打开收音机，”帕格说，“让我们听听新闻。”可是司机只能收到爵士音乐，还有静电干扰的嗞嗞响声。
　　“我不知道你想听什么，”柯比说，“除了德国人又离莫斯科近了五十英里。”
　　“我们都被日本人弄得紧张起来了。”
　　“我没法想象总统的命令是什么，”柯比说，“看来报纸也没法。很好，他冻结了他们的资金。这会截断他们的石油供应吗？”
　　“当然会。他们不能付钱买了。”
　　“这会不会迫使他们开战？”
　　“也许会。总统对维希政府允许日本人在印度支那设机场驻军队的密约得想个办法。在这件事上，西贡是通向马来亚和爪哇——还有澳大利亚的现成有用的跳板。”柯比慢腾腾地装上烟斗。“罗达好吗？”
　　“除了对新房子里乱七八糟的麻烦事发发脾气外，别的都好。”
　　科学家嘴里吐着蓝烟，又说：“现在我们到底要日本干什么？”
　　“停止侵略，退出印度支那，退出中国大陆，取消满洲国的丑剧，让满洲自由。”
　　“换句话说，”柯比说，“放弃一切成为列强的希望，没有人打他们，也得承认军事上的失败。”
　　“我们可以在海上打败他们。”
　　“我们有军队去把他们赶出亚洲吗？”
　　“没有。”
　　“那么我们有那么厚的脸皮，命令他们滚开吗？”
　　帕格垂下脑袋，皱起浓眉看着柯比。潮湿的天气使他头痛，而且他又十分疲乏。“你瞧，柯比，狂热的军阀在那里管事。那是用工业武装起来的东方武士。如果他们跳出来，赢得了东南亚，你就在太平洋里有了个黄脸的德国。它有无穷的人力，还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橡胶和石油。在可能的时候，我们得运用策略。在必需的时候，我们得打仗。总统的冻结命令就是一个策略。也许他会和他们订个什么密约。”
　　“安抚政策，”柯比说。
　　“对了，就是安抚政策。我们已经给他们装运石油，一直在安抚他们，只要他们不向南进攻，不在背后攻击俄国。我看总统是在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小心谨慎地摸索道路。”
　　“为什么他不对德国宣战？”柯比说，“为什么对护航问题老是拿不定主意？一旦俄国垮台，抑止希特勒的最后机会就没有了。”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罗斯福不对德国宣战，先生。”那个出租汽车司机没有回头，就用粗嗄的、好脾气的南方口音说。
　　“噢？是吗？”柯比说。
　　“因为如果他想这么干，他就会被弹劾，这就是原因，先生。他知道得很清楚，美国人不会为了救犹太人而去打仗。”他转过头来，友好的胖脸快乐地笑着，蓝眼睛在闪光。“我没有偏见。我没有偏见反对犹太人，我也没有偏见支持他们。让美国青年为他们去送死还犯不上。这不算不合情理吧？”
　　“你还是注意开车吧，”帕格说。司机不吭声了。
　　“这是个好地方。”柯比说。他们是在后面的门廊上，帕格正在倒马提尼酒。这房子坐落在一个小丘顶上，下面是一片平滑的草地和一条长满野生树木的峡谷。一阵带着潮湿树叶和泥土气味的清风吹来，使门廊下很凉爽。
　　“罗达喜欢这地方。”他们默默地喝着。
　　“那出租汽车司机怎么样？”柯比说。
　　“他嘛，他不过直说了而已。这在参议院里经常讲，全是空谈。”柯比的杯子喝干了，帕格马上给他倒上。
　　“谢谢，帕格。这几天我有些特别的感受。我开始怀疑，我们人类，就象我们都知道的，也许完不成工业革命。”
　　“我这一天也过得不好，”帕格说；这时，这位科学家点起了烟斗。
　　“不是的，”柯比说，慢慢地把手里的一根粗火柴挥灭，“我来解释一下。我想到，我们人类的习俗，我们对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的概念，在古代还没有机器之前，就发展起来了。也许德国人和日本人真正很好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他们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对手的倒台和覆灭，也是证明。也许我们会有一个达尔文式的社会变化。也许独裁统治最适合都市的机器生活——手执武器的老板们，根本不讲慈悲或正直，他们用恐怖维持秩序，动不动就撒谎、杀人，这是每天的政策。不过，大部分机器还不满一百年。飞机还不到四十年。民主仍然是一种脆弱的试验。”柯比停下来把杯子喝干。
　　“你把日本人叫作工业武士，说得贴切。他们自己饿肚子，把国家搜刮干，来买机器，造机器，然后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来，跳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纳粹或者武士道的思想，在一个变化中的世界也许真是更有道理。也许我这只是酒后之言，壶里还有酒吗？”
　　“有的是，”帕格说着，给他倒上酒，“里面还更多。现在我觉得好些了。在这个门廊上真舒服。”
　　“的确不错，”巴穆·柯比说。
　　“为什么你不留下来吃饭？”帕格问道，“还有什么事？”
　　“我不想麻烦你。”
　　“今天吃肉排、土豆和沙拉。多做两块肉排就行了。我去吩咐一下厨师。”
　　“好吧，帕格，谢谢。最近我一直一个人吃饭。”
　　“我一会儿就回来，”维克多·亨利拿起酒壶说。他回来的时候酒壶已经装满，还响着冰块的声音。
　　“我把晚饭推迟了，”他说，“咱们先好好休息一下。”
　　“这倒合我的意，”柯比说，“不过从我现在的情绪和你那只酒壶的容量来看，也许还要你领我到餐室去呢。”
　　“餐室不远，”帕格说，“那里的家具也没什么棱角。”
　　柯比笑了。“要知道，你那位非常可爱的妻子，对我说的头一件事，就是我喝酒太多。在柏林她请我吃饭的那次，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得坐飞机回来见总统。那时候我情绪不好，一下子就喝了好多酒。她把我拦住了。”
　　“这太粗暴。一个男人喝多少酒是他自己的事，”帕格说，“更不用说我这位骄傲的美人儿有时候自己也醉醺醺的。”
　　“我说，帕格，你调的马提尼酒真太棒了。”
　　“柯比，要知道，你刚才说的，还不就是林白①贩卖过的，什么未来在招手之类的玩意。”
　　①林白（1902生），美国飞行员，一九二七年驾机单独作不停留飞行横渡大西洋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竭力鼓吹美国不参与欧洲战争。
　　“不过，林白还是个新人的典型，对吧？是独自一人驾着一架单发动机飞机飞过大洋啊！他给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指出了道路。”
　　“他不是说谎的人，也不是杀人犯。”
　　“只有老板们需要这样干，亨利。其余的人，包括科学与机械的天才如林白，以及象我这样的旋转木马在内，只需要服从。显然在德国就是这样。”
　　“我要告诉你，柯比，”帕格说，一边用手转着酒杯，感到意义深刻，“这样的领导者不希罕。拿破仑就是一个。他也有一条宣传战线，他还没有开枪，就削弱了敌人。是啊，他是把自由、平等、博爱带给全体欧洲人的。好了，这下他把欧洲大陆弄得满目疮痍，血流成河，一连过了十多年，人们才看透了他，把他抓住，放逐到一个岩岛上。”
　　“你认为希特勒也会这样？”
　　“我希望这样。”
　　“这里面有个区别。拿破仑没有机器。假使他有飞机、电话、坦克、卡车、机关枪——所有的工业产品——说不定他也会使欧洲长时期处于专制暴政之下呢，你信不？”
　　“那可不敢说。我把拿破仑看得很低。你要知道，拿破仑
　　把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最好的土地卖给杰弗逊①——我们
　　的整个中西部，从路易斯安那州到落基山脉和加拿大边境——卖了一千五百万元。一千五百万！这就是说，象衣阿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地产只值四分钱一英亩。还有明尼苏达州的全部铁矿，科罗拉多州的金矿银矿，俄克拉何马州的石油。我看不出来为什么很多人，甚至一个法国人，能把拿破仑看成一个天才。他是个喝血的蠢驴。他只要派他的一个小军团到这里来，保卫这个地区，就是说用两个师来守住路易斯安那地区，而不是在欧洲晃来荡去地屠杀抢劫，同时再送几千个法国人到这个地方来殖民，毫无疑问，法国今天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不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被强奸了的丑老太婆。”
　　①杰弗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事件发生在一八○三年四月。
　　“我以前真没这样想过，”柯比说，对他最后一句话笑起来，“也许是荒谬的。”
　　“你的铀怎么样了？”维克多·亨利说。
　　柯比的笑容变成了谨慎。“你就是为了这个让我喝马提尼酒的吗？”
　　“如果马提尼酒能让你泄漏有关铀的事，柯比，那么先来让它试试作战计划处的一个军官，以后就别再喝马提尼酒。”
　　“作战计划处得到什么报告没有？”
　　“没有。对我们说来还是凡尔纳①的小说。”
　　①凡尔纳（1828—1905），法国作家，专写科学幻想小说。
　　“不幸得很，比那还不如。”
　　雨又开始下起来，风在呼啸，雷声隆隆，一阵雨点从门廊的栏杆洒了进来。帕格把向风一边的帆布遮阳放下来系住。这时柯比还在继续说。
　　“当前最乐观的估计，帕格，是这个炸弹能制成功。如果全力以赴，也许两年，也许五十年。这是未知数。可是我们并没有全力以赴。我们在理论方面努了一把力，如此而已。有些惊人的头脑在工作，其中有一些人是被德国人从欧洲赶出来的，这一点我们真还得感谢德国人。重要的问题是，至今德国人在前头走了多远？我们甚至还没开始。既没有资金又没有计划。制造铀的炸弹要经过几个阶段。我们有一些人害怕德国人已经突破第一阶段，那就是获得了足够的放射性同位素来引起一个可控制的连锁反应。”
　　“我们在这里谈的是什么性质的武器？”帕格说，“爆炸力有多大？”
　　“再说一次，答案是个未知数。这力量加在一起也许太大了。就是说，这个炸弹在没有能真正起作用前自己就得分裂。在理论上，一颗炸弹能扫平纽约城，或者甚至象罗得岛那么大一个地区。你在这里对付的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据说它能产生一个裂变过程，都能把地球炸掉。正经人并不把它看得太严重；坦白讲，我知道得不多，还没什么把握。”
　　“你讲的这个炸弹真是太好了，”维克多·亨利说。
　　“喂——！”
　　这所宽敞的房子里响起了罗达·亨利的声音，然后他们听见鞋后跟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咯咯地响。“奇怪！有人在家吗？我挨了淋，象只落汤鸡了！”
　　“嗨！我在这儿，在外面，”帕格说，“我们有客人。”
　　“有客人？”
　　“你好，罗达，”柯比站起来说。
　　“啊哟，老天爷！”她瞪着眼睛在门口楞住了。她的紫色帽子搭拉了下来，手里还捧着一个湿透的纸包；她的绸子花衣裙湿漉漉地贴在肩膀和胸脯上；她脸上的雨水一闪一闪的，涂过的眼圈也模糊了，苍白的嘴唇上唇膏蹭得一块块的，一绺绺潮湿的头发垂在额角和脖子上。
　　帕格说：“纽约的事那么快就办完啦，是吗？我请弗莱德·柯比来喝杯酒，因为我们刚好——”
　　罗达转身走了。她那匆忙的脚步声在屋子里响着，上了楼梯。
　　“爸爸，真是个好地方！简直是座大厦！”梅德琳从门口进来，淋得象她母亲一样湿。她一边笑，一边甩掉头发上的雨水。
　　“你好，梅蒂！你也来了？”
　　“瞧我！老天，我们多倒霉！找不到出租汽车，而且——你好，柯比博士。”
　　“你们两人要感冒了。”帕格·亨利说。
　　“如果给我一杯马提尼酒，”梅德琳说，眼睛看着酒壶，“我就能抗得住病毒了。”父亲在给她倒酒的时候，她解释说，因为休·克里弗兰明天早晨到国防部有事，所以罗达决定跟他们一起回华盛顿来了。这女孩子老练地很快喝着酒。
　　“你的行李呢？”帕格说，“去换上干衣服。”
　　“我把东西留在维拉德旅馆了，爸爸。”
　　“怎么？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大一所屋子归你用。”
　　“是的，我到这里来看看，然后回旅馆去换衣服。”
　　“但是为什么你非得住旅馆？”
　　“噢，那样方便点儿。”她看看手表，“天哪，快七点钟了。”
　　帕格对女儿皱皱鼻子，不理睬她的厚脸皮。可是她看来挺漂亮，尽管头发湿了，粉红色的麻布衣服皱巴巴的。罗达担心梅德琳的容貌到了二十一岁就会变得平平常常，事实证明她完全错了。“那么急干什么？”
　　“我们请陆军的一个大头儿吃晚饭，爸爸，想向他推荐一个设想的新节目。休每个星期去拜访一个军事单位。我们把军队里的业余演员找来，到基地去巡回一趟，给扩军做宣传。
　　这个主意是我出的，连题目也是我想出来的，叫‘快乐时光’。公司的人很兴奋。”她望着这两个中年男人，眼睛闪闪发光，接着又把杯子伸过去。“再给我喝一点吧！如果这个节目办成功，我就会有股份。我真的会有。休·克里弗兰准备组织一个公司，给我一点股份。他答应我的。怎么样？说不定我会发财！是吗，爸爸？”她得意地格格笑起来，又说：“你好象有点不高兴。”
　　“先跟你说，”帕格说，“到九月份，我们可能连一支军队还没有呢。你没看报吗？”梅德琳的脸沉下来了。“你是说《征兵法案》吗？”
　　“是的。现在是一半对一半，也许还到不了，国会不肯投票恢复这个法案。”
　　“这真是发疯。到九月份，希特勒也许已经把俄国打垮了。现在他离莫斯科多远了？一百英里，差不多吧？”
　　“我不是说这些政治家们是对的，我是在告诉你事实。”
　　“天哪，这会把‘快乐时光’轰上天去，是不是？好吧，等着瞧吧。”她站着，抖了抖裙子。“哟，雨都透到里面去了，好几个倒霉地方。我得快点儿瞧一眼这房子，然后就得走了。”
　　“我带你去看，”帕格说。“你怎么样，柯比？一起看看吧？”
　　“我想我还是走吧，”柯比说。“罗达回来了，我不愿意打扰你们，而且，我还有许多——”
　　“你就在这儿坐着，”维克多·亨利说，把巴穆·柯比推向一把柳条圈椅。“房子也叫我心烦。你再喝一杯，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喝多了，”柯比说着，伸手去拿酒壶。
　　梅德琳跟着她父亲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跑，看见什么都快活地直叫：“天哪，瞧这间餐室里的镶边……噢，天哪，多么吓人的一个壁炉……天哪，这些壁橱有多大！”
　　“我说，我不算个古板的人，”到末了帕格提出说，“但是你老这么‘天哪，天哪’干什么？听上去象个下等人似的。”
　　罗达在她的化妆室里叫道：“对了，帕格，告诉她！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说话的。五分钟里你听她的‘天哪’比教堂里一个钟头的说教还要多。多难听。”梅德琳说：“对不起，这是我从休那里学来的习惯。”
　　“噢，帕格——”又是罗达的声音，她嗓门儿忽然提高了——“你在哪儿找到巴穆·柯比的？他打电话了吗？”
　　“碰上他的。留下他吃晚饭了，行不行啊？”
　　“怎么不行？梅德琳，你不是真住在维拉德旅馆吧？这太特别了，亲爱的。你去把行李拿回家来吧。”
　　“不要紧，妈妈，再见。”
　　帕格和她一起走下楼梯，对她说：“我们买了这么大一所房子，就是为了你们孩子们回家有地方住。”
　　她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到他的胳膊上，笑了。这样的谦恭使他不安。“真的，爸爸，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要和那些作家呆得好晚呢。”
　　“克里弗兰这家伙，”维克多·亨利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这人好不好？”
　　她那很有自信的女性温柔笑容加深了。“爸爸，如果有什么欺瞒人的事情，那我会变得偷偷摸摸一些，是不是？说实在话，要相信我一些。”
　　“好吧，你已经长大了，这我明白。就是快了点。”
　　“一切都很好。这正是我一辈子里最好的时候，有一天你会真正为我骄傲的。”
　　“我给你叫辆出租汽车，”帕格喃喃地说；他正朝着安在大理石地门厅的电话走去，电话铃响了。“喂？是的，我是……是的，将军。”梅德琳发现她父亲的神色一下子变得紧张、严肃起来。“是，是，长官。是的，行了。再见，长官。”帕格用内线打到罗达的房间里。“你打扮好了吗？”
　　“还要五分钟。什么事？”
　　“下来了我再告诉你。”
　　他又打电话叫出租汽车。只要维克多·亨利的脸上显出这种神色，用这种腔调说话，梅德琳从来不发问。他们回到门廊，柯比还懒洋洋地靠在柳条圈椅里抽烟斗。罗达几乎同时下来了，她穿着一身耀眼的绿衣服，头发漂亮地卷着梳起来，脸上打扮得象要去跳舞。
　　“啊哟！真是快速变化的艺术，”帕格说。
　　“但愿这样。我到这里的时候活象《白雪公主》里的女巫。”
　　“罗达，我刚刚接到金海军中将的电话。他在部里。我和梅德琳一起坐车进城去。你先请弗莱德吃晚饭。也许我还来得及回来喝点咖啡什么的。不管怎么样，等我知道了是什么事，就打电话给你。”
　　出租汽车的喇叭在外面响了。柯比也要告辞，维克多·亨利听都不要听他的。他喜欢这个科学家。他请他回家，一来是要个人作伴，再者是想叫他讲讲铀的事。帕格·亨利不会去猜想这个人和罗达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就象他不会怀疑他的妻子会吃人肉一样。他说服柯比留下，自己和女儿走了。等到外面的大门一关上，罗达就兴高采烈地说：“好啦！巴穆，多久不见啦？有一个世纪了。”
　　柯比把身子朝前坐了坐，双手放在膝盖上。“帕格不知道他把你置于多尴尬的境地。我要走了。”
　　罗达坐正身子，架起腿，抱着胳膊，挺着脖子，说：“你要把几块很好的双份羊肉排浪费了。你没闻到香味吗？晚饭马上就好。”
　　“罗达，我真的相信你一点不感到别扭。”
　　“噢，巴穆，我让事情自然发展。真的，我很高兴看见你。你怎么到华盛顿来的？”
　　“为了一项防务工作。关于这件事，我什么也不能对你说，只能告诉你，进行得很不顺利。”
　　“你意思说你住在这里？”
　　“我在华德曼公园有一套房间。”
　　“那么，你的工厂怎么样了？”
　　“我有头等的经理和工头。每过半个来月就飞回丹佛去看看。我刚回来。”他讥刺地满不在乎地笑起来，又说：“说来叫人心烦，没有我工作反倒进行得挺顺利。”
　　“你的那所房子怎么样了？”
　　“很好。我没卖，现在也不想卖了。”
　　“噢？可是现在，你来到了这里。真怪。”
　　“我不会说‘真怪’这样的话。”
　　罗达放低声音，用柔软而亲昵的口气说：“是不是我的信那么吓人？”
　　“这是我妻子去世以后所受到的最重打击。”
　　罗达对他这种粗鲁的口气只是眨眨眼睛叹了口气。“我很遗憾。”她坐在那里，十个指头在膝盖上一下子交叉起来，一下子又分开。然后她抬起头，说：“我在想，怎么说才好，免得我看起来象个轻浮的女人，可是管它呢。那天白宫宴会，我坐在总统旁边，他待我很好，他喜欢我。他说了些帕格的好话，谈到了他的前途。一个离婚的男人在军队里是会碰到许多阻碍的，特别是眼看他就要升到将官级的时候。这一点我很清楚。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且——是的，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后来我一直晚上睡不好觉，巴穆，我真是个很坏的捣蛋鬼。可是我对他没有变心，我也不准备道歉。”
　　“晚饭准备好了，亨利太太。”一个穿白围裙的灰发黑人妇女出现在门口，脸上显得很不高兴。
　　“噢，亲爱的，好吧。几点钟了，芭芭拉？”
　　“已经八点半了，亨利太太。”
　　“真倒霉。我从来不想把你留到这么晚。当然，巴穆，你要留下吃饭。饭就放在桌子上，好吗，芭芭拉？你回去吧。”
　　罗达·亨利和巴穆·柯比两个人吃完厚厚的肉排、沙拉和一瓶酒以后，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消除了。她讲着新房子遇到的可笑的麻烦事，引得他哈哈大笑。她也笑着，尽管，她说，这些倒霉的事当时叫她大发脾气。
　　“再喝一杯圣朱连安酒，吃点干酪，怎么样，巴穆？”
　　“罗达，假使他回家来看见我们又开了一瓶酒，他的眉头就会这样皱起来了。”
　　“噢，嘘。”她开始收拾盘子。“他跟我常常开两瓶酒，有时候三瓶。”她捧着一叠盘子，顿了一会儿。“我没法告诉你我多么高兴。这不可能事先安排。我心头压着的一副重担去掉了。”罗达把咖啡和第二瓶酒拿到后面的廊子上。雨已经住了。透过黑魆魆的树影望去，七月的天色已经黑下来，几颗星星闪着微光。
　　“啊！这有多好，是吗？”她说。“我想就是为了这个门廊我才要这个地方的。它使我想起我们在柏林的房子。”
　　“这很象柏林夏天的傍晚，”柯比说，“流连的微光，雨后树木的清新气息——”她说：“你还记得？”
　　“我有一个很好的记忆力。有点儿太好了。”
　　“我的记忆力是很随便的，巴穆。它想记得好的，忘掉坏的。”
　　“这是妇女的记忆力。”柯比博士突然把酒一口喝干，“我要问你点儿事，罗达。听上去很可能有些无礼。可是以后也许我们不会再这样谈了。酒我是喝多了一点，无疑太多了。你的信是个很重的打击。我一直在反复地想这件事。你对我说，在遇到我之前，你还从来不曾有过别人。我相信你。现在还相信。可是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怎么会的呢？”他有意地沉默了一会，只听得啾啾的乌叫，他又说：“我让你生气啦。”
　　“没有。”罗达的声音有点发哑，但是很沉静。“当然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答复——无非是说，你是无法抗拒的，而且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哪怕有一点点象你这样的人。这倒是真的。不过，我还是有很多机会，亲爱的。我不是光指在军官俱乐部喝醉酒的事。有那种时候……可是说句真心话，这些男人都是象帕格那样的海军军官。这就是我接触到的圈子。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甚至连和他差不多的都没有。”她沉默了一会儿。“别误解我的意思。这一次发生的事情，我不责怪帕格。那样太卑鄙了。可是他太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且从战争一开始，越来越厉害。帕格是个狂热的人，你要知道。不是对宗教狂热，或者对政治狂热，而是对干事情狂热。”
　　“这是美国人的特性，”巴穆·柯比说，“我也是同样狂热的人。”
　　“啊，然而在柏林，不管你自己明白不明白，你是在追求我。帕格追求我的时候，我也爱上他了。”她低声地格格笑了，接着又说：“让我再说一件事情。尽管你，或者所有的人，也许会笑话我。我是个好女人。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因此，尽管有这件事或那件事，还没有过第二个人。也不会再有了。现在我是个安安静静的老祖母了。就是这样。”
　　他们没谈多久。在黑暗中，他们是两个朦胧的影子，只是由于几盏看不见的街灯照在树叶上发出微弱的反光，才能隐约看见他们。
　　“帕格一直没有来电话，”罗达安详地说。
　　柯比的影子从柳条圈椅里站起来，显得很高大。“我要走了。这顿晚饭吃得很满意。我明显地觉得好多了。谢谢你。”她说：“什么时候再见面？”
　　“华盛顿是个很小的城市。就看我怎么碰到帕格的。”
　　“你认得出去的路吗，亲爱的？”
　　“当然。”
　　“不是我对你无礼，说实话，这会儿我的眼睛都模糊了。”
　　巴穆·柯比走近她，低下头，吻她的手。她把另一只手放到他的手上，轻柔地、恋恋不舍地握了握。
　　“天哪，”她说，“多么欧化。不过真是甜蜜。亲爱的，直接穿过起居室，向左转就是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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