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这出戏的角色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的舞台变成了一个星球，在只照亮一半布景的太阳聚光灯下旋转，而且总是从东边转向西边。在德国人侵入俄国的日子，在最东边的人，是莱斯里·斯鲁特。
　　天刚蒙蒙亮，在莫斯科西边三百英里的地方，无数只德国手表正指在三点十五分上，这时候，德国的大炮，沿着一条一千英里长的战线，从冰冻的波罗的海直到温暖的黑海，开始隆隆地轰击。同时，成群的德国飞机，提前起飞，越过边境，开始轰炸苏联的机场，把成百架的飞机炸毁在地面上。晨星依然在大路的上空，在铁路的上空，在芬芳的原野的上空闪烁，这时候，装甲兵纵队和步兵师团——无穷无尽的年轻强壮的条顿人，头戴钢盔，身穿灰色军服，在通向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广阔的波兰平原上，向着微露橘黄色光芒的乌黑的东方滚滚地大步挺进。
　　太阳出来不久，在莫斯科，一个满脸愁容、浑身发抖的德国大使对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既然俄国显然要进攻德国，因此元首明智地命令德国武装部队为了自卫首先进行攻击。据说，莫洛托夫那张灰色的、平板的椭圆形脸上露出了一种稀有的表情——惊讶。历史也这样记载着，当时莫洛托夫说：“我们该受到这种对待吗？”这位德国大使传达口信完毕，就溜出了房间。他毕生为了恢复拉帕格①精神即俄国和德国的巩固联盟而工作，最后终于被希特勒枪毙了。
　　①拉帕洛，意大利城市，1922年德国和苏联在此签订条约。
　　不只是莫洛托夫对这次入侵惊讶。斯大林也惊讶。在俄国，只有斯大林的一言一行举足轻重，因此红军和全国也都惊讶。这次进攻，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战术上的成就，其规模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三百五十万武装人员突然袭击了四百五十万武装人员。六个月之后珍珠港的突然袭击，双方各自只有几千战斗人员卷进去，相比之下，规模差远了。
　　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利用事件来证明他们的教条。这对宣传有利，然而是坏的记录。有些事实无法用党的理论来解释，就被丢在一边了。在这场俄国人叫作“伟大的卫国战争”——他们不喜欢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名词——的规模巨大的陆战中，许多事件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共产党的历史学家断言责任在于斯大林，因为他忽视了告警的情报，因而德国的突然袭击得以成功。这是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看待惊人的重大事件。然而如果就事论事，这确是事实。
　　阳光照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塔上，从莱斯里·斯鲁特公寓的窗户里可以看得见；阳光也照到窗边写字桌上摊开着的一封娜塔丽·亨利从罗马写来的信上。
　　斯鲁特很晚才上床，这会儿他还在睡。娜塔丽写给他一封快乐的长信，因为埃伦·杰斯特罗突然拿到了护照！的的确确他护照已经到手，他们正在准备搭一条七月初起碇的芬兰货船走；搭船走埃伦甚至有可能带走他的大部分藏书。娜塔丽对拜伦在白宫干的事一无所知，所以她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来感谢斯鲁特。这个消息使这位外交官大吃一惊，因为在意大利，他觉得好象碰在包了棉花的石壁上，这是国务院办事的特点。他的回信没写完，还放在她的来信旁边。他对这件事的成功谦虚了一番，然后罗罗嗦嗦地解释了一阵为什么他认为谣传即将对俄国入侵的消息不可靠，为什么他断定万一德国人进攻，红军一定能把他们打退。他想针对娜塔丽怀孕的事，找几句吉利话，就搁下笔上床了。等到闹钟把他叫醒，他的信已经过时了，不过那会儿他还不知道这点。
　　他望望窗外，看到的是莫斯科早晨的惯常景象：蒙眬的蓝天，戴帽子的男人和包头巾的年轻妇女走着去上班，一辆拥挤的肮脏的公共汽车摇晃着驶上坡去，老太婆在牛奶铺门口排队，更多的老太婆在一家面包房门口排队。克里姆林宫耸立在河对面，巨大、宏伟、宁静；它的围墙在早晨的阳光下呈暗红色；大教堂上的许多圆顶闪着金光。没有空袭警报；也还没有高音喇叭和无线电广播。一片和平宁静的景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跟那些已经被他们引向灾难的人民一起分尝这种惊讶之前，稍稍等待了一会儿。但是在前线，几百万红军已经分尝了这种惊讶，而且正设法在德国人可能杀死他们之前从惊讶中恢复过来。
　　斯鲁特对这些一无所知，他心情轻松地到大使馆去，想在这个平静的星期日把一些拖延下来的工作干完。他发现使馆楼里一片忙乱，完全不象星期日。他这才知道，德国人又来了，不禁胸口一阵恶心。
　　初升的太阳向西移到明斯克。射向一条宽阔宁静大街的阳光，照到一个头戴布帽、一身宽大的旧衣服上沾满面粉、脸刮得很干净的工人身上。如果娜塔丽·亨利也走在这条街上，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认出她的这位亲戚班瑞尔·杰斯特罗了。他的胡子刮掉了，那张宽阔扁平的斯拉夫型脸盘，一个农民的蒜头鼻子，再加上这身旧衣服，他的外表看起来象个地道的东欧人。他也许是一个波兰人、匈牙利人或者俄罗斯人；这三种人的语言他都精通，可以随便冒充哪一种人。尽管已年过五十，班瑞尔走路还是很快，今天早晨他走得更快。在面包作坊，从他藏在面粉袋后面的一只德国短波收音机里，他已经听到戈培尔在柏林宣布这次进攻。下班以后，他就听到老远有一种熟悉的声音：炸弹的隆隆声。他很担心，但是并不害怕。
　　娜塔丽·亨利见到班瑞尔的那会儿，他是一个虔诚殷实的商人，新郎的幸福的父亲。班瑞尔有另外一面。上一次大战的时候，他参加奥地利军队在东线服役。他曾经被俄国人俘虏，从战俘营逃出来，穿过森林回到奥军战线。一九一六年动乱时，他参加了一个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混合部队。在从军初期，他就学会了做面包、做饭，以避免吃禁食的东西。他可以一连几个月只吃面包、烤土豆或煮白菜，同时做美味的汤和肉汁，而这类东西他碰都不碰。他懂得军队生活，他能在森林里过活，他知道怎样和德国人、俄国人以及十来个多瑙河小国家的人相处。对班瑞尔说来，排犹主义是事情的正常状态，并不比战争更使他害怕，他已经有经验对付它了。
　　他离开铺着石子的主要大街，拐入弯弯曲曲的肮脏的小街小巷，经过一幢幢木板平房，来到一个院子，那里弥漫着一股早饭、柴烟和仓库的味道，小鸡咯咯地叫着在泥地里乱跑。
　　“你下班真早，”他的儿媳妇说，她一只胳膊上抱着一个啼哭的孩子，一只手搅拌着木柴炉子上的锅。看得出来她又怀孕了；她那剪短了的头发上包着一条头巾，脸色憔悴而烦恼，这个一年半以前的新娘看来老了十五岁。她丈夫戴着一顶帽子，穿着一件羊皮外套，在一个角落里喃喃地念一本破旧的《泰穆特法典》①。他的胡子也刮掉了，头发也剪短了。三张床、一只桌子、三把椅子、一个有栏杆的小床，塞满了这个暖烘烘的小房间。四个人都住在里面。班瑞尔的妻子和女儿，一九三九年冬天都得了斑疹伤寒死去了，这病是华沙遭轰炸后流行起来的。那时候，德国人还没有把犹太人围起来；班瑞尔花掉不少储存的钱做贿赂，把他自己、他的儿子和儿媳妇赎了出来，离开城市，加入了缓缓东行的流亡者行列，经过小路和森林，到了苏联。俄国人接受了这些人，待他们比德国人好些。尽管他们大部分得去乌拉尔山那边荒僻的难民营。班瑞尔带着他家里剩下的人到了明斯克，这里有他的亲戚。几乎城里所有的面包师都参了军，因此明斯克的移民局就让他留了下来。
　　①犹太教的希伯来语经典。
　　“我早回来是因为德国人又来了。”班瑞尔从儿媳妇手里接过一杯茶，在椅子上坐下，忧郁地对她吃惊的神色笑了笑。
　　“你没有听见炸弹声音吗？”
　　“炸弹？什么炸弹？”他的儿子合上书，抬起头，苍白消瘦的脸上现出了恐惧的表情。“我们什么也没听见。你是说，他们现在在打俄国人？”
　　“刚开始。我是在无线电里听见的。一定是飞机扔的炸弹。我猜德国人是在炸铁路。打仗的地方还很远呢。”那女人哄着用小拳头捶她的号哭的孩子，有气无力地说：“他们不会那么快把红军打垮。”儿子站了起来。“我们就穿着这身衣服走。”
　　“走到哪儿去？”父亲问。
　　“东边。”
　　班瑞尔说：“我们一走，就不能停下来，得一直走到西伯利亚。”
　　“那就到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万能的上帝，孟德尔，我不愿去西伯利亚，”妻子说，一边拍着发脾气的小孩。
　　“你还记得德国人在华沙是怎么干的吗？”孟德尔说，“他们是野兽。”
　　“那是开头的几个星期。他们后来就安静下来。我们躲着点儿，也就没事了，可不是吗？”父亲泰然地说。“再给我倒点茶。当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会遭到屠杀，嗯？斑疹伤寒和寒冷比德国人还坏。”
　　“他们杀了许多人。”
　　“那些人不服从纪律。跟德国人在一起，你得服从纪律。而且得躲着他们点儿。”
　　“我们今天就走。”
　　“等一个星期吧，”父亲说。“还有三百公里远呢。也许红军会给他们当头一棒。我认识火车站票房经理。如果我们要走，要不了几个钟头就行。西伯利亚远得很，不是犹太人去的地方。”
　　“你不认为我们应当今天就走？”儿子说。
　　“是的。”
　　“行了。”孟德尔坐下来，又打开书。
　　“我把早饭摆在桌子上了。”儿媳妇说。
　　“给我一杯茶，”她男人说。“我不饿。叫孩子别哭。”
　　班瑞尔·杰斯特罗尽管机灵，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德国人一下子挺进到明斯克附近，比离哪个苏联城市都近，这就引起了另一次惊讶。在某些人看来，跟这次进攻相比，连德国的入侵俄国都黯然失色。
　　早晨明亮的阳光，照着兵士的纵队，他们象灰色的长虫，在苏联占领的波兰的绿色广阔平原上爬行。在挺进的兵士后面，大炮轰击的烟火范围之外，有一些小股的队伍在行进，他们穿的是不同的制服，服从的是另外的命令。他们的名称是“特别行动队”。他们在人类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要了解和认识这种特别行动队，必须对这次入侵的全貌有一个简单清楚的了解。
　　这一地区的欧洲大陆，大部分是低洼潮湿的盆地，简直象沼泽，伸展几千平方英里。这片巨大的沼泽地，叫做普里皮亚特沼泽地，总是挡着来自俄国西方的侵略者。他们得从它的南方或北方绕过来。阿道夫·希特勒的将军们，企图在夏天的几个星期里以一次猛烈的打击打垮苏联，他们正同时从这个沼泽地的北边和南边挺进。
　　然而特别行动队没有军事目标。他们的任务是对付犹太人。从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时候起，俄国就强迫它的几百万犹太人居住在“集中区”里，这是从战争中得到的波兰和土耳其的土地构成的西部边境地区。革命以后，集中区取消了，但是大部分犹太人都很穷，习惯于他们的村镇，就在当地住下了。
　　因此，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红军的边境防御带恰好在大部分苏联犹太人居住的地方。特别行动队就是旅行刽子手，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杀死俄国犹太人，不予警告，也不分年龄性别。这道命令不是书面的，是从阿道夫·希特勒那儿来，通过戈林和海德里希，下达到“保安警察”，即德国的国家警察，由他们组成这个行动队。这个行动队还接到附带的命令，即把红军所有的政委——政治军官——立即枪决。不过后面这道命令是书面的。
　　特别行动队共有四队，紧随在进行攻击的三个巨大德国军团之后。
　　南方军团，由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组成，从沼泽地的南边进攻乌克兰，沿着黑海进入克里米亚。他们后面跟着两个特别行动队，因为这里犹太人居住区比较密集。
　　中央军团，径取拿破仑走过的最短的直路——明斯克，斯摩棱斯克，维亚兹马，鲍罗金诺，莫斯科。这条路斜向大沼泽的北边，象支箭一样指着俄国首都。它从两条河的上游中间穿过，向北流的是德维纳河，向南流的是第涅伯河。军人们把这条路叫作干路，非常喜欢它。另一个特别行动队随着这个中央主要突击部队走。
　　北方军团，沿着波罗的海向列宁格勒挺进，一个特别行动队跟在它的后面。
　　这四个行动队，军官和兵士都算在内，大约共有三千名旅行刽子手。他们出发去屠杀三百万到四百万左右的人，算起来他们每个人要杀一万多人。这他们显然干不了。计划是使这工作开个头，然后招募当地的排犹分子和德国兵士，来完成他们出发去执行的这个从未听说过的极端可怕的然而却完全真实的任务。
　　特别行动队里的德国兵士，主要是从公职人员中征召来的，有警察、侦探、职员之类。其中没有疯子或者罪犯。军官大部分是律师、医生或者商人，他们由于年龄或者能力，不能在军队里作战。有的还有很高的大学学位。有一个军官还曾经是神学家。军官和兵士一样，都是很好的德国人，这种人决不会驾车硬穿红灯，他们喜欢歌剧和音乐，他们读书，他们打领带穿外套，他们有妻子儿女，他们大多数上教堂，唱赞美诗，他们假日在自己的小花园里栽花。服从是德国人的美德。人家告诉他们，犹太人是德国人的敌人，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把他们统统杀掉，包括抱在怀里的婴儿以及母亲。这种话来自上面。德国人的崇高美德就是听从来自上面的这些话，并且付诸实行。
　　奇怪的是，从入侵战线以西直到大西洋岸边的广大地区，已经落在德国人手里的犹太人却并没有被大量屠杀，甚至都没有一个要屠杀他们的计划在进行。有一种错误的意见，以为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获得权力后，德国人就开始屠杀犹太人。这是不真实的。他们掠夺犹太人，就象他们后来掠夺所有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一样，不过这种劫掠一般是在合法的征用法令之下干的。犹太人经常被侮辱，有时候挨打，有时候受酷刑，有时候被弄死，或者干活累死。但是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前，只有很少集中营存在，而其中的人员大多数是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集中营的存在使犹太人充满恐惧，可是德国人自己也同样害怕。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欧洲的犹太人过着可怕的生活，德国的法律挤走了他们最后的一点财产。但是他们活着。“人能够在任何法律之下生活，”一张德国的犹太报纸这样说。
　　因此，正是在德国战线后面的犹太人比在战线前面的更安全。例如华沙的犹太人，在纳粹严酷的法律下自己组织起来了。尽管过度的劳动、饥饿、疾病使他们死了一些，但是主要的是他们设法活下来了。从这一点看来，杰斯特罗一家还不如不离开华沙。
　　然而班瑞尔·杰斯特罗虽然这么机灵，并学会了在排犹主义下过活，却没有想到这个特别行动队。这是件新东西。
　　阿道夫·希特勒还是在三月给特别行动队下的命令，到了六月二十二日，他也许已经不大记得了。他在一间地图室里，看着入侵的进程，太阳早已出来，那里的光线还是灰白阴冷的。元首不喜欢阳光，他命令他的东方战役指挥部面北建造。一条从东普鲁士森林中穿过的铁路，离开北方军团的出发战线不远，通向这个他称之为“狼穴”的地方。这个指挥部由一些水泥造的仓库和木板小屋组成，围着带刺铁丝、瞭 望塔和布雷地带。“狼穴”实际上很象一个集中营。
　　约德尔将军身边站着德国军队中最新、最年轻的将军阿尔明·冯·隆。希特勒不喜欢隆，总是粗暴地对待他。隆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讲一口漂亮的柏林口音的德国话，与希特勒粗野的、土气的巴伐利亚口音正相反。他的制服剪裁得毫无瑕疵，也正好与希特勒的过分宽大的兵士外衣相反。特别是，隆长着一个鹰钩鼻子，看起来有点儿象犹太人。但是作为作战部的一个上校，他参与了三个精心设计的巴巴罗沙作战计划。他的记忆力惊人；他知道炮火进攻的时间；他心里记着一千英里宽的战场全貌。对隆说来，苏联就象一个桌子上的模型，只是比那种在作战计划中用的更大、更触目惊心。军队是人组成的，不是写着号码插在上面的小旗，但是原理和情节是一样的，至少开头是如此。（在纽伦堡审讯时，隆否认知道特别行动队这件事。后来给他看了他代表作战部会签的杀死政委的命令，他才记了起来，但是辩护说他不知道特别行动队的其他目的。法庭判他强词夺理，就象隆为自己辩护的其他问题一样。）
　　入侵这天太阳出来后的三个钟头里，隆设法回避元首对地面作战趋势提出的唠唠叨叨的生硬问题。然后他说出了他的判断：北方干得不错，比原来计划的还好；中央更好；南方很糟。这证明是正确的估计，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希特勒对这个鹰钩鼻将军很有好感。
　　在这里，这些玩牌的巨人摊开了最初的几张牌。希特勒和他的参谋人员猜测俄国人会在中央，在普里皮亚特河沼泽地以北集结最强的力量以保卫首都。但是那个部署俄国军队的人——斯大林，或者那些给他出主意的将军，却打赌德国人会把主力冲向南方，占领乌克兰产粮区和高加索油田。这种判断可能是读了《我的奋斗》而形成的；希特勒在书里公然说占领这些地方是他毕生的目标。不管怎么样，俄国的防御力量最大部分集结在沼泽地的南边。因此，战线就不平衡了。德国人发现自己在南方前进很慢，但是冲向莫斯科却意外地容易。他们前面的第一个俄国大城市是明斯克。
　　太阳在罗马升起的时候，埃伦·杰斯特罗已经在高雅旅馆他房间里的写字桌上工作了。现在，杰斯特罗博士写的这本关于君士坦丁大帝的著作只差四、五章了，他心里很高兴。象平时一样，正八点钟的时候，同一个侍者送来了同一样的早餐。杰斯特罗吃完早餐，又回到写字桌上，一扇卧室的门很响地开了，娜塔丽穿着一件粉红色浴衣，摇摇摆摆走了进来。由于怀孕，她不但身体显得臃肿，连脸颊和眼窝都陷了下去，嘴显得更大了。
　　“天啊，你听到最新消息了吗？”
　　“发生什么好事情了？”
　　“要看怎么说了。德国人侵入俄国了。”
　　“什么！真的吗？”
　　“就是八点钟的新闻说的。”
　　“唉呀，”杰斯特罗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着。“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黎明。”
　　“真怪！这个长小胡子的坏蛋真干起来了，是吗？又是一个两条战线的战争！”
　　娜塔丽走到放着剩余早餐的有小轮子的茶几跟前。“咖啡还热吗？”
　　“热的，你喝吧。”
　　“医生叫我在检查之前不要吃东西，可是我受不了。我饿得要命。”娜塔丽喝着咖啡，狼吞虎咽地吃一块甜面包。“你最好给大使打个电话。”
　　“我也这么想。不过俄国远着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确，想想希特勒进入俄国后越战越弱，也挺有意思。但愿他是走拿破仑的老路。”
　　“如果芬兰牵了进去，这条‘伐亚莎号’就走不了。”
　　“天哪，真的。你完全对。芬兰有什么消息？”
　　“我没听说。”娜塔丽沉重地在一张椅子里坐下，环视着这个宽畅的房间，四周是深红色丝绒椅子和沙发、镀金框架的镜子，还有大理石雕像。“天哪，这套房间真闷气。要能离开该有多美啊！”
　　“亲爱的孩子，这房子挺宽畅，而且我们只给两个小房间的价钱。”
　　“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不呢？旅馆里空着，只有德国人。这叫我毛骨悚然。”
　　“我想每个旅馆都有他们。”
　　娜塔丽神色忧郁地说：“当然。昨天我在电梯里认出了一个秘密警察人员。拜伦和我在里斯本看见过他。我知道就是那个人。在他的额角头上他有这么样一个难看的伤疤。”她伸出一只手指画了个“L”形状。
　　“当然是碰巧。他认出你了吗？”
　　“他盯着我看了一眼。”
　　“我看没有什么关系。这种人见到活的东西都盯着看。那么，医生昨天怎么说来着？一切正常吗？”
　　“是的。”她含含糊糊地说。“他要我再检查一次。现在我去躺一会儿。”
　　“还上床去？”
　　“他叫我多休息。约的时间要到中午。”
　　“好吧。这一章就可以誊清了。”
　　“埃伦——”娜塔丽顿了一会儿，咬着下嘴唇，“——他叫我暂时不要打字。我背脊累。等这阵疲劳过去以后吧。”
　　“我明白。”杰斯特罗叹了口气，环顾一下这个房间。“我同意，这个地方并不那么特别舒服。我一想到我那可爱的房子空空荡荡……娜塔丽，你认为这场俄国的战争会使事情根本改变吗？我是说——”
　　“老天爷，埃伦，”娜塔丽很不满意地脱口说，“你的意思是要说你还能和德国人留在同一块大陆上吗？”
　　“亲爱的孩子——”杰斯特罗做了个十分犹太式的姿势，弯着肩膀举起两只手摇着，“——不要对我不耐烦。上一次大战的时候你还是个婴孩，但是对我说来这两次战争之间只过了一忽儿时间！不过是停战了一会又继续打。你想，那时候听到多少什么德国鬼子把比利时的婴儿挑在刺刀尖上，把修女的乳房割掉等等的话！后来我在慕尼黑和一些真正绝妙的人过了一年。都是德国人，德国人——啊哟，天哪，拜伦来了一封信，我告诉你了没有？”
　　“什么？在哪儿？”
　　“可能侍者把它放在会客室里了。”
　　她迈着沉重的步子跑出房间，抓起那封白色的信，回到卧室，就喘着气读起来。这是一封干巴巴的信，没有别的消息，除了他已从“S—45号”调出来，调到太平洋舰队的一条
　　新潜艇“鲔鱼号”上，埃斯特上尉调到一条老潜艇“乌贼号”上了等等。不过爱情啊，寂寞啊等等字眼挺多，是些老调。她脱了衣服，躺到床上，起劲地把这封信读了又读，读得句子都没有了意义。
　　那个意大利医生告诉她，只有两三次少量的出血，关系不大，但是她得休息，以保证婴儿安全。娜塔丽准备在床上躺两个星期。
　　昼夜的分界线徐徐在大西洋上移动，大半是在蓬松的云彩和空荡的起皱的蓝色海面上经过，偶尔逢上整齐地排列着的小点，和一些随意散落的小点。排列整齐的小点是护航船队，随意散落的小点是企图猎取它们的德国潜艇，以及企图发现潜艇以警告护航船队的美国军舰。猎者和被猎者都毫无区别地受到太阳给予的光明和温暖；这个场面浩大的三角游戏，它的参加者称之为大西洋之战。然后阳光移向另一块大陆，即新世界。
　　不一会儿，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的窗户就被早晨的阳光照亮了，但是那些坟墓般的广播室里还只有无休无止的电灯光。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的走廊和小房间里，尽管时间还早，可已经人来人往忙乱起来。休·克里弗兰，胡子拉碴的，坐在旧写字桌前面，抽着一支长雪茄烟，在一本黄色拍纸簿上划着。尽管业余时间节目大受欢迎，他并没有放弃“市内名人动态”这个节目。他常说，等到业余时间节目的热潮过去之后，新闻广播节目仍然是他的谋生之道。他写字桌上的一只袖珍收音机里传出了温斯顿·丘吉尔讲话的响亮声音：
　　“从来没有一个象我这样曾经坚持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我说过的话，我一句也不收回。然而这一切都由于目前正在出现的景象而消失了……我看见成万个俄国的村镇，那里姑娘们在微笑，孩子们在游戏。我看见残酷的屠杀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一批批呆板的、机械的、听话的、野蛮的德国鬼子兵，好象成群爬行的蝗虫，在作践，在糟蹋……”
　　电话铃响了。他想不理，然而又抓起来，咆哮着说：“他妈的，我在听丘吉尔……啊！对不起，契特。听着，你那里如果有收音机，打开听听。真有鼓动性！”他把身子向后靠在转椅上，一只耳朵对着收音机，另一只耳朵听着电话。
　　“在这些火光，这些风暴后面，我看到了那一小撮人，他们设计了、组织了这场恐怖的暴雨，向全人类倾泻……”
　　“契特，当然我想到了。等新闻一广播完，我就打个电报给这里的俄国领事馆。显然我不能从电话里弄到。大约一个钟头以前，他们打电话给我了。梅德琳·亨利到那里去了，他们答应派一个人跟她一起来。不，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还不知道。妈的，今天早晨他们的女仆也成了新闻！”
　　“你能怀疑我们的政策会是什么吗？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和一个唯一的不能改变的决心。我们决定摧毁希特勒和纳粹
　　制度的一切痕迹。没有人能动摇我们这个决心——没有人……与纳粹作战的任何个人、任何国家，我们都要支持。与希特勒同流合污的任何个人、任何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
　　“俄国人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就是美国的危难……”
　　梅德琳冲进办公室，满脸通红，两眼放光，对她的上司拼命做手势。
　　“等一等，契特，她回来了。”克里弗兰用手捂着耳机问她，“有什么好消息？”
　　“我把大使弄来了。他正在纽约，我把他弄来啦。”
　　“神圣的耶稣！你不是骗人吧？大使？他叫什么名字，奥斯金斯基？”
　　“奥曼斯基。”她兴奋地点头说。“他八点五十分到这儿。领事陪他来。”
　　“喂，契特，你听着吗？这姑娘把奥曼斯基大使弄来了。我向基督发誓！是奥曼斯基！听着，我得给他去作准备。当然，当然，谢谢。”他把耳机扔下。“你是怎么搞到的，梅德琳？为什么他不在华盛顿？”丘吉尔的声音在演说快结束时高了起来，克里弗兰伸手把收音机关掉了。
　　“休，我要求见领事，对那做传达的胖姑娘说我是‘市内名人动态’节目派来的。就是这样。然后我到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墙上一幅很大的列宁像瞪着我，奥曼斯基大使就在那里，他说他到广播电台来。他是个很好的人，态度和气极了。”
　　“妙啊！绝啦！真了不起！”克里弗兰看看表，伸手摸了摸满是胡子茬的脸。“老天爷！布尔什维克大使亲自来！真是好运气！”他跳起来，把这个矮小的姑娘拉到怀里，吻了她一下。
　　梅德琳挣开他，脸涨得通红，回头看了看敞着的门，整了整衣服。
　　“你真是个好姑娘，梅德琳。现在听着，我去梳洗一下，你就写一个介绍，想几个问题，拿到化妆室来给我，行吗？”
　　大使准时来到。休·克里弗兰这辈子还没有看见过一个俄国的共产党人。奥曼斯基的考究衣服、从容举止、流利英语，都使他惊讶。那位领事说得还要流利。这两位俄国人泰然自若地坐到了扩音器前面。
　　“大使先生，我十分荣幸地代表我自己，也代表‘市内名人动态’节目，欢迎您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克里弗兰开始了，但是没有说下去。
　　“十分感谢。既然我们两个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共同的斗争，”奥曼斯基说，“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在你们的流行节目‘市内名人动态’里，把我的祖国的战斗精神向美国人民作一个保证。请允许我念一念莫洛托夫先生的广播讲话。”
　　领事把一份打印的文件递给奥曼斯基，这使克里弗兰大为恼火，他的铁一般的规则是断然拒绝事先准备的讲稿。
　　“好吧，大使先生，我只是想说——”
　　“谢谢你。为了节省时间，我已经把他的讲话进行了节略，不过这里有几段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亲口讲的重要部分：‘没有对苏联提出任何要求，没有正式宣战，德国军队就向我国进攻，德国飞机就轰炸我们的城市……’”克里弗兰举起一只手，想说话，然而大使继续往下念：“‘这种对我们国家从无先例的突然进攻，是背信弃义的，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从未有过。这是重大的罪恶，因为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一向忠实地恪守这个条约……’”
　　“大使先生，关于这个条约，请允许我只问一个——”
　　“请原谅，我要继续念下去，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也可以讨论。”奥曼斯基说，声音镇定并带有魅力，接着把用紫色墨水清楚地划出来的句子和段落念下去。克里弗兰又有两次想打断他，都没有成功，大使根本不予理会，一直念到最的最末一行：
　　“‘对苏联的这次掠夺性进攻的全部责任，在于德国的法西斯统治者……
　　“‘苏联政府已经命令我们的军队把德国军队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
　　“‘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敌人必然被打败，胜利必将属
　　于我们。’“对于这些雄辩的话，”奥曼斯基说，“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我必须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他把文件还给领事，对克里弗兰笑了笑，好象站起来要走。克里弗兰急得没有办法，忙说：“大使先生，我明白在这悲剧性的时刻您是多么忙。我不想耽搁您。只是请告诉我：美国共产党听到这消息会有什么反应？您知道，他们激烈地鼓吹中立。他们拚命地反对《租借法案》。现在他们是不是很快要翻转脸来？”
　　奥曼斯基沉着地在椅子里坐好。“当然不会。您要知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本性热爱和平。他们从战争不能得到什么，反而要失去一切。这场战争是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开始的，因此，工人们——例如，您刚才说的美国共产党——反对战争。但是苏联既不是帝国主义也没有殖民地，它不过是一个要求和平的工人和农民的国家。法西斯德国进攻我们，就抛掉了假面具，暴露他们自己是全人类的共同的野蛮敌人。因此，现在所有的人民都会团结起来打倒德国法西斯野兽。美国人民也一样，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苏联人民在自己的正义斗争中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大使先生——”
　　“在这个问题上，”奥曼斯基说，“刚才丘吉尔先生宣布的，英国对我们全力支持的保证，将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温斯顿·丘吉尔由于他英勇的反希特勒法西斯立场，一直在美国受到应得的尊敬。再见，十分感谢您。”
　　梅德琳陪着这两位俄国人走出播音室，克里弗兰正恼怒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对着扩音器说：“‘市内名人动态’节目刚才请驻美国的俄国大使康斯坦丁·奥曼斯基先生向诸位作了关于德国人侵犯苏联的独一无二的首次广播讲话。”他的声音从戏剧性的庄重转到了开心的油腔滑调。“好吧，诸位，从侵犯苏联到新改进的惊人的‘亮晶晶’牌，是一个急转，是不是？然而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如果油泥侵犯了你的厨房，那么新改进的‘亮晶晶’牌就是打退它的现代化方法——”
　　初升的太阳到了芝加哥，但是看不见；一场雷雨笼罩着城市。巴穆·柯比坐着一辆出租汽车，去出席总统的炼铀委员会召开的秘密会议，委员会邀请了全国各地的有关工程师来讨论，其目的是要通过具体从事工作的人员研究能否在战争进行的预期时间——估计大约还要四或五年——内生产足够制造原子弹或发电站的铀。劳伦斯博士给他的信里要求他带来制造某种巨型电磁铁的切实可行的报告。他们两人是老朋友了，这些年来，柯比给这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回旋加速器供应了许多特制设备。
　　巴穆·柯比的工作处于商业和科学之间，其性质是商业利用了科学；他常常说自己是个谋利者，然而他是有一定的科学地位的，因为他早年在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院工作过。柯比懂得巨型电磁铁是做什么用的。他对为了军用而生产铀的看法是明确的。这么做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柯比还认为德国人早已在这么做了。入侵俄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可怕的证明。
　　普通的铀，看起来象镍。它的化学性质是活动的，但是没有东西能使它爆炸。它奇特的放射性，会使照相底片产生模糊的影子；它摸起来有些热；长时间暴露在它前面，人会受到轻微灼伤。也好也不好，在宇宙间的物质中间，有一种要素的细微踪迹，化学性质相同，但原子构造不一样，就是：能爆炸的同位素铀—235。现在我们对这些都明白了，但是在一九四一年，科学家还只是猜想能不能做一个铀—235炸弹，一切还都是理论。一九四一年时的问题是：第一，要找出铀裂变时的连锁反应会不会无法控制，或者有什么还不知道的天然事物能使它停止；第二，如果第一个问题能够解决，那就要得到足够多的纯粹的铀—235来试着使它爆炸；第三，如果爆炸成功，那就制造足够多的这种东西来威吓世界。柯比听到希特勒进攻俄国的消息，他断定德国人至少在第一阶段上得到了成功。
　　从他狭隘的利益观点看，他把整个战争看成是德国人和美国人在使铀—235裂变问题上的竞争。其他的一切，什么潜艇的沉没，陆上的战役，空中的格斗，他越来越看成是无谓的流血，和这次大摊牌相比，不过是无用的老一套的虚张声势。希特勒冲进俄国，开辟了一条第二战线，放松了几乎灭亡的英国，简直象疯子的错误一样使他惊讶——除非是德国人成功地创造了可控制的连锁反应。如果希特勒有了铀的炸弹，或者可以指望在一两年内就有，那战争就已定局，而德国人到俄国去无非是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奴隶掠夺，为统治全世界作准备而已。
　　从柯比所知道的情况中，看来是这样。是德国人发现了铀的裂变现象。一九三九年，他们把威廉皇帝研究院全部用来研究这项发现的军事用途。征服挪威后，有情报说，他们制造了大量的重水。这种两个氧原子的奇怪物质重水，它的唯一可能的军事用途就是在铀裂变过程中用作中子减速。
　　美国没有原子反应堆，没有建造反应堆的技术，只有一个科学家肯定能够创造连锁反应。全国储存的铀一共不到四十磅，更不用说那十分稀少的能爆炸的同位素235。尽管炼铀委员会开了那么多会，科学家们窃窃私议，政府还是不曾在这个计划上花费十万美金现款。柯比估计，现在德国人拚命地想搞世界帝国，在这方面也许已经花费了大约十亿美元。
　　炼铀委员会在一间单调的研究室里开会，尽管窗户开着，外面雷电不断，房间里还是闷热而烟雾腾腾。一块蒙着灰尘的小黑板上还有粉笔写的大学课程的基本方程式。桌子周围所有的人，柯比都认识，除了两个穿军服的客人：一个陆军上校和一个海军上校。科学家们只穿着衬衫，有的解掉了领带，卷起了袖子。仍旧是国家标准局的局长利曼·布里格斯当主席，这使柯比更为泄气。布里格斯是一个快活的灰头发官员，在他眼里，一千美元就是联邦的一笔可观开支。他还穿着外衣，系着领带。
　　劳伦斯博士对柯比友好地挥挥手，然后对旁边坐着的两位军人说：“这位是柯比博士，丹佛电气公司的董事长——这位是托马斯上校，这位是凯勒赫上校。”
　　柯比分发了油印的文件，然后高声念起来，有时候被隆隆的雷声打断。与会的人都侧耳细听——只有凯勒赫上校，一个双颊肥胖的秃头，连续不断地抽着烟，萎靡不振地瞪着前面，不时地把手伸进镶金线的蓝制服里在胸口的一个地方搔痒。陆军上校是个看上去带点书生气的小个子，老是咳嗽，不断地从一只小纸盒里拿药片吃，一面在柯比发的文件边上写速记注解。
　　柯比正在答复劳伦斯的信里提出的问题：他能不能制造这种巨型的电磁铁，如果能，大约要多少钱多少时间？劳伦斯认为——他总是用简单的方法和特别的力量来说服别人，所以有的科学家喜欢他，有的科学家恨他——可以把铀的一条电离子流在磁场中进行分离，以产生铀—235；这种方法柯比有一次对维克多·亨利讲过。已经有一种实验用的工具，叫作光谱仪，可以这样做。劳伦斯想制造巨型的光谱仪，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铀—235供军用。这样的东西从来没有做过。这整个设想要求有——包括许多别的东西——特别巨型的电磁铁，能够保持一个不变化的磁场。电压的一点点细微变化，就会抹掉铀—238和铀—235之间离子流的极微小的差别。这是关键所在。
　　柯比提出了交付第一台电磁铁的可能日期，以及他要收的造价的大致范围，委员会的成员开始互相看了看。柯比最后提醒说，关于材料供应问题要求绝对优先权，说完就坐下了。劳伦斯的眼睛从眼镜后面朝他微笑着。
　　“好吧，这叫人还有点希望，”利曼·布里格斯温和地说，摸摸他的领带。“当然，这价钱还纯粹属于幻想的范围。”
　　那位海军上校插嘴说：“柯比博士，对于这个问题，通用电气公司来了人，西屋电气公司来了报告，他们设想的时间要两倍多，设想的钱还不止两倍，而且他们还把使用性能大大降低了。”巴穆·柯比耸了耸肩说：“有这可能。”
　　“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你说的可能性而不相信他们呢？”托马斯上校哑着嗓子说，随手从小盒里摇出一片药片来。
　　柯比说：“上校，我曾在西屋公司干过。他们制造的所有东西只使用一种电流。我是制造顾客设计的设备的，而且我是专门制造电磁铁的。这是一种比较狭仄的专业，然而是我的专业。在这一点上，德国人走在我们前头。我到德国去过，我研究了他们的机构，进口他们的镍合金线。西屋公司和通用公司不象我这样懂得这方面的技术。他们也不用懂得。对于电磁铁的专门技术我能够超过他们。至少我要求我能够，而且我准备以这些条件来投标。”
　　巴穆·柯比提到德国，桌子周围的人又交换起眼色来。那位海军上校以恼怒的声音说：“德国人还走在我们前头吗？”
　　“在哪方面，先生？”
　　“任何方面。说明白一点，就是制造这种炸弹方面。”
　　柯比抽了口烟斗，说：“从他们最近表现的自信看来，并不乐观。”
　　“我同意。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干起来？这个委员会看来只会空谈。”凯勒赫坐直身子，皱起眉头说。“我不是科学家，我不敢说我对这种未来的武器十分相信，但是如果他们在干，我们就得赶快。我们直接到总统那里去，向他要钱要命令。我可以保证海军会支持委员会。”
　　布里格斯吓得举起一只瘦手说：“上校，总统有更紧迫的事，都需要钱、需要做。”
　　“我不同意，”托马斯说，“能比这些炸弹更紧迫？”
　　布里格斯反驳说：“上校，这一切还不过纯粹是理论，要达到任何可能实用的结果还要好几年呢。”
　　凯勒赫上校用手一拍桌子，说：“瞧，让我提一个真正笨的问题。柯比在这儿谈论的是什么？是传布理论呢，还是制造光谱仪？也许我应该明白，然而我没有明白。”
　　“是制造光谱仪，”劳伦斯用慈爱的声调说。
　　“很好。那么，为什么你不努力去干呢？你得过诺贝尔奖金。为什么你不送一个清楚明白的备忘录给总统，让他可以了解？为什么你还要在一些别的花样上绕来绕去？”
　　“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基本建议上设想错误，”另一个科学家温和地解释说，“我们就可能白费好几年工夫。”柯比忍不住说：“或者在竞赛中输给德国人。”
　　讨论停顿了一会儿，一时间，只听得哗哗的雨声。布里格斯说：“好吧，这些事情还在未定之局，就象总统常说的那样。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准备一半就动手去干，这是肯定的。无论如何——”他愉快地微笑着转向柯比，“我不认为我们还要耽搁你。你的报告十分有用。非常感谢。”
　　柯比收起他的文件，说：“不知道你们是否还用得着我，或者我先回丹佛去？”
　　“弗莱德，别那么匆忙。”劳伦斯说。
　　“好吧，我就在史蒂芬斯旅馆。”
　　柯比在旅馆房间里呆了一上午，听着收音机里关于入侵俄国的新闻广播和特别报道，心情越来越沉重。不停歇的雨，时而夹着一阵闪电和雷鸣，加深了他的忧郁。有很长时间他在午饭之前不喝酒了，这天他却要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劳伦斯兴冲冲地来找他时，他已喝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弗莱德，今天早晨你可出了风头。我以为我们会有午饭吃，不料委员会却叫送来咖啡和夹肉面包，会又接着开了下去。不过有些事已经提出来了。你有时间吗？”
　　“我就是在这里坐着，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世界的末日。”劳伦斯笑了。“它不会有末日。我们会在铀—235方面打败德国，这是这场战争的关键。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差远了。这个委员会当然得改变它的方法。手续简直麻烦得令人难以相信。譬如说，现在进行的事务工作。简直受不了！为了保密，一次只能邀一个方面来商谈，把我们全体整天拖着！我们需要一个懂行的人作为事务工作与工业界之间的经常联系人，而且我们马上就需要。”劳伦斯停了一会儿，又说：“刚才我们正好谈起你。”
　　“我？不行，谢谢。”
　　“弗莱德，你是个工程师，你懂得业务，你对理论的掌握也很充分，这就是需要的人才，而这种人不多。不幸的是，现在世界上没有更重要的职位了，这你明白。”
　　“可是天哪，要我给谁工作？向谁汇报？上帝保佑，不要是那个国家标准局吧！”
　　“这一点是公开的。为了保密起见，也许你就在海军里面弄个顾问的职位。凯勒赫上校是急切地想干，我真觉得有点儿好笑。几年以前，菲尔米带着这东西的全套设计到海军去，被他们象疯子那样赶了出来。海军把恩利科·菲尔米①赶了出来！怎么，弗莱德？你干不干？”
　　①恩利科·菲尔米（1900—1945），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一九三八年得诺贝尔奖金，首先研究原子放射性问题，一九四二年首先完成铀原子分裂的连锁反应，后参与制造美国的原子弹。
　　顿了一会儿，柯比说：“我得在哪里任职？”
　　“要在华盛顿。”柯比沉默了很久，于是劳伦斯又说：“到华盛顿去有困难吗？”
　　“我没这么说，可是你要这些电磁铁制造出来——”
　　“即使假定建议得到批准，钱拨了下来，那也要一年以后。这个可是必须立刻就干。你说怎么样？”
　　这是劳伦斯的急性子脾气，柯比很了解。他把劳伦斯看作可能是最有才华的人。柯比比这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大几岁；他得到了博士学位之后，放弃了径直的科学前程，转向工业，大部分是由于他认识了劳伦斯和几个别的人，他们都比他年轻得多，有才华得多。他们使他感到自己落后了、泄气了。现在这样一个人鼓励他担任这样重要的一项任务，是无法推却的。
　　“但愿不给我这个职位，”他说，“给了我，我就接受。”
　　太阳在旧金山升起的时候，昼夜的分界线已经绕着地球走了一半，对苏联的入侵已经过了半天。无数的人被杀死，他们大部分是俄国人。苏联的空军损失了数百架飞机，也许不止一千架。灾难已经超过了正确的纪录。
　　在马雷岛海军船坞的军官俱乐部里，一张靠窗的满是阳光的桌子上，几个潜艇艇长正吃着火腿蛋，谈论对苏联的入侵。对入侵的结果，没有什么争辩。大家都同意苏联要垮台；有的说红军能支持六个星期，有的预言三个星期里或者十天就会结束。这些年轻的职业军官并不是头脑狭隘或者抱有成见的人，他们的这种看法在美国的武装部队里从上到下比比皆是。红军在芬兰的恶劣表现，已经证实那种认为共产主义以及斯大林的流血清洗已把俄国变成一个没有军事力量的国家的判断。一九四一年六月美国的作战计划处在估计世界战略形势时，根本没有考虑苏联。这些马雷岛上的潜艇军官在早餐桌上太平无事地议论地球另一边正在进行的大屠杀，不过表明整个军方对此的看法而已。
　　讨论的主要题目是日本人现在会不会进攻；如果进攻，进攻什么地方。这几位少校军官倾向于这样的意见：既然总统还在执行让他们越来越多地购买石油和废铁的自杀政策，日本人也许不会来。但是“乌贼号”的艇长布朗奇·胡班一开口，这种一致的意见就垮台了。
　　舰队里没有一个艇长比胡班更有威望。他在班里的崇高地位，他摆资格的冷淡态度，他玩的一手好桥牌，他打七十点高尔夫球的几下子击球，他喝酒的能耐，他的漂亮的老婆，他自己上得了杂志封面的漂亮仪表，这一切加起来，形成了一个使人难以置信的迷人外表。然而他的外表还有行动作后盾。在他的指挥下，“乌贼号”在轮机和炮术方面得了三个优秀。五月份舰队演习的时候，他让“乌贼号”溜进了一个驱逐舰的防护圈，击沉了假想的敌人战列舰。毫无疑问，他是个会青云直上的人物。因此，胡班少校在说话的时候，别人只有听的份儿。
　　胡班议论说，世界形势就象一场橄榄球赛。在亚洲，俄国的西伯利亚军队和日本人本来在面对面地比赛。希特勒最近的行动把俄国人吸回到另一翼，他们成了斯大林最后的后备。这是日本人的一个好机会。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开阔的场地可以玩他们的球，从中国向南到新加坡，到苏拉威西和爪哇，把欧洲人富饶的属地都收拾掉。只要他们的行动够快，那么在美国人集合起来插手干预之前，他们就能越过界线。他看见他的新到任的副艇长在门口向他招手，他就打住了这个军人爱说的比喻，从餐桌边站了起来。
　　埃斯特上尉递给他一份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来的电报：
　　“乌贼号”取消大修只作必要战备检修报告启程马尼拉的最早日期。
　　“好啊，好啊，回基地去啦！”胡班咧嘴一笑，带点儿激动地说。“太好啦！那么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也准备开球啦。让我们瞧瞧，今天是二十二号，嗯？还有那个空气压缩机和四号鱼雷发射管得装起来。显然我们弄不到新电动发电机了，这些事要等我们到马尼拉才能得到命令。就这样吧。”他把电报纸按在墙上，用铅笔清楚地写道：二十四日七时启程。然后递还给埃斯特。“作为军情优先电报发出。”
　　“我们来得及吗，长官？”
　　“给船坞的上校打个报告，他会把我们弄走的。”
　　“是，长官。我们少一个军官。波洛蒂少尉得在医院里呆两个星期。”
　　“妈的，我把这忘了。那么我们就四个军官走。挨着值班值到珍珠港，从那里的司令部里设法再找一个少尉。”
　　“艇长，你认识太平洋舰队潜艇司令部人事处里的什么人吗？”
　　“认识。怎么了？”
　　“从新机构里去弄一个少尉出来行不行？”
　　对埃斯特狡猾的微笑，胡班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你脑子里有什么人吗？”
　　“有那么个少尉，跟我一起从‘S—45号’上调出来的，刚去‘鲔鱼号’报到。试航已经整整两个月了。”
　　“是个好军官吗？”
　　“这个，倒霉的是他是个袋里的耗子，是个很懒散的家伙。”
　　“那我们要他干什么？”
　　“我能对付他。在紧要关头，他倒是有计谋有勇气。他的父亲是作战计划处的上校，他的哥哥在‘企业号’上驾驶侦察轰炸机。”
　　“听起来不坏。他是哪一类的？”
　　“他是后备役。你瞧，艇长，”看见胡班脸上苦笑的表情，埃斯特叫起来，“司令部里后备役军官多得是。你没法让艇上军官室里的军官全是常备役。在‘乌贼号’上也没法。拜伦值潜水艇班行。我了解他。”
　　“拜伦？”
　　“他叫拜伦·亨利。人家叫他小名勃拉尼。”
　　“好吧，也许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珍珠港。不过，这样把这个勃拉尼弄来有点不择手段，是不是？新机构，在珍珠港，比跟着‘乌贼号’到马尼拉是好得多的差使。”
　　“苦差使。”
　　胡班好奇地对他的副艇长看了看，他对埃斯特这个人还摸不透。“你喜欢他，老弟？”埃斯特耸耸肩，说：“我们缺这么一个值班的。”向西移动的太阳，并没有在太平洋上照见好斗的小黑点。早晨的阳光斜射进停泊在珍珠港里“企业号”的机库甲板，射到拆卸的飞机上、半装配的鱼雷上以及在和平时期的这层水上机械工场甲板的一切乱糟糟东西上。到处都有穿油腻粗蓝布装的水手和穿咔叽装的军官在干活。象所有的航空母舰一样，这个钢铁的洞窟里弥漫着汽油、橡胶、金属和海洋空气的气味。水手长的哨声盖过了这个工作日的喧闹，接着广播喇叭里响起了一个南方口音：“请注意。十分钟后全体军官在军官室开会。”
　　华伦·亨利从一架侦察轰炸机的座舱里爬出来，在一块油腻的布上擦着手。他戴上咔叽军帽，对跟他一起干活的几个水手说：“在叫我了。祝我好运。”
　　他走进军官室时，穿咔叽衬衫、系黑领带的军官已经把椅子坐满，有的在两边站着。舰中央，正对前隔舱，挂着银幕，旁边一张铺绿呢的小桌上放着一架幻灯机。舰长，一个头发已经灰白的矮胖子，看见华伦进来，就站起来走到银幕前面，说：“诸位，我想你们都已听到消息。我一直听短波，看来这位元首趁斯大林还没举起锤子和镰刀就把他抓住了。”军官们对舰长的这种打趣，有礼貌地嘻嘻笑了笑。“我个人为俄国人感到遗憾，他们被这么呆笨的领导控制着。我遇到过几次他们的海军军官，我觉得他们是友好的，也相当内行，尽管他们的行为有点古怪。
　　“问题是，这件事对‘企业号’的任务有什么影响？
　　“现在，我们许多人都知道，侦察机第六小队的亨利上尉对研究军事历史挺热心，所以我请他在这里给我们简单讲讲，然后开始工作，因此——立正！”
　　海军少将柯尔顿从一个门口进来，几十把椅子一阵响，全体军官站了起来。这个人胸脯粗壮，有点发紫的胖脸上还有飞机失事留下的伤疤。他曾经是“朗格莱号”上的海军飞行员，现在是太平洋舰队空军司令部的参谋长。舰长引他坐到副舰长急忙让出来的一把皮圈椅上。这位海军少将点起一支粗黑的雪茄烟，挥手叫军官们就座。
　　华伦站到银幕前面，双手背在身后，双腿略微分开，用大多数海军教官惯用的单调谦虚声音开始讲起来。他用老一套开玩笑的口气请大家原谅他的无知，然后就直截了当地谈到了主题。
　　“好吧，现在，很自然，我们关心的是日本人。在理论上，这里不应该有战争的问题。在军事力量方面我们比日本强得多，任何日本人要发动一场战争，看来就是自杀。所以你们听见老百姓在说，两个星期我们就会把这些黄脸儿的小个儿鬼子在地图上消灭掉之类的胡话。”有些年轻军官笑了笑，就不笑了。华伦把一幅黄蓝两色的水道部地图挂在银幕上，拿起一根教鞭指着说：“这是一幅太平洋的地图。面前没有一幅地图，就不应该说什么把某某人从地图上消灭掉之类的话。”华伦的教鞭把法国、荷兰、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划了一个圈，“石油，橡胶，锡矿，大米——日本要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所需的东西，都在这里。一九三九年以来欧洲几个帝国武装部队的遭遇，几乎都是为了掠夺。第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这些东西都在日本的后院。我们要到那里去，得远远绕过日本，航行许多天。如果太平洋发生战争，那个有争议的地区离开旧金山有一万英里或一万英里以上，然而离开东京却只有八百英里。
　　“因此，我们的政府设法使日本人保持安静，让他们从我们这里买去他们需要的钢材、废铁和石油，尽管他们把这些东西立即储存起来准备和我们打仗。嗯，对这种政策我没有意见——”
　　“我是有意见的，”海军少将用讥讽的口气严肃地咕噜了一句。军官们都笑了，鼓起掌来。柯尔顿接着说：“我这意见胆小的人不爱听。他们迟早会向东挺进，烧掉德士古的石油，把旧别克汽车的铁片打到我们身上。什么政策！对不起，上尉，请继续讲。”
　　华伦取掉地图，大家安静下来。银幕上亮起一张发白的幻灯片，这是一幅日俄战争的形势图。
　　“好，现在来讲点儿历史。这里是旅顺口——”华伦指着说，“远远伸进黄海，在朝鲜后面。这又是日本的后院。一九○五年，日本人在这里打败了俄国人。他们不宣战，偷袭沙皇的海军，在晚上用鱼雷偷袭。俄国人再也没恢复过来。日本人登了陆，包围了这个不冻港。就这样，旅顺口终于陷落。沙皇只得和一个只有他本国六十分之一大小的不发达的国家讲和！日本人把它看作一个伟大的胜利，就象我们看待美国独立革命那样。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历史书没有对这场战争予以足够重视。现代日本的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也可能一切现代史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就在这一次，有色人种打了白种人，而且把白种人打败。”
　　在一个角落，靠近餐具柜子的地方，军官室的服务员们——一些穿白衣服的菲律宾人或黑人——都站在那里。只要讲题不是保密的，他们也有权旁听军官的课程。这时军官室突然静下来，人们的眼光都转向他们。菲律宾人脸上毫无表情，黑人们的表情则象谜一样各种各样，几个年轻的在酸溜溜地笑。这个尴尬局面出乎华伦的意外。司务长的助手们在场，对他说来是想当然的，不会去注意。他摆脱了窘态，继续讲下去。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离伯利①打开这个国家的大门才半个世纪。日本人学得很快。他们把丝绸和工艺品卖给英国人，换来现代化的使用蒸汽机的海军。他们雇佣德国人训练陆军。于是他们跳上大陆进攻俄国。
　　“要记得，莫斯科和旅顺口之间隔着整整一个大陆。唯一的联系就是一条铁路。漫长的供应线搞垮了沙皇。漫长的供应线搞垮了康瓦利斯②，漫长的供应线也搞垮了在俄国的拿破仑。你作战的地方越远，你消耗在来来往往上的力量就越大。
　　①康瓦利斯（1738—1805），英国军人，美国独立战争时率领英军与美国革命军作战失败。
　　②伯利（1794—1858），美国海军军人，一八五三年率舰队赴日本，迫使日本天皇政府签订条约，开放通商口岸。
　　“很巧的是，在海军战术学院，战争规划常常从日本人偷袭我们开始，而且就在我们这个珍珠港。这是从偷袭旅顺口推论出来的。日本人的头脑就是这样想的，上一次叫这些白种魔鬼吃了苦头，为什么不再照样干一下？
　　“当然，一九四一年不等于一九○五年。我们有了搜索机和雷达。这一次日本人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然而，这个敌人的天性是奇特的。你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不过总要记得他的目标。一九○四年日本人打沙皇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进军莫斯科的企图。他们的目标是抢占他们后院的地盘。他们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到现在还占领着。
　　“如果太平洋发生战争，日本人决不会出发攻占华盛顿。我猜想，他们甚至不会去威胁夏威夷。他们不可能乱冲乱撞。他们会向南进攻，大肆掠夺，然后向我们挑战，看我们敢不敢出来，拖着一条一千英里长的供应线，穿过他们设防的岛屿机场——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所组成的三重锁链，穿过就在他们家门口活动的海面舰艇和潜艇，而这些舰艇都在有陆上基地的空军掩护之下。
　　“因此我完全看不出我们能在两个星期内把他们从地图上消灭。”华伦环顾了一下面前一百多张阴沉、年轻的脸。
　　“太平洋的和平曾一度坐在一只摇摇欲坠的三条腿凳子上。一条腿是美国的海军力量；第二条腿是在东南亚的欧洲国家的力量；第三条腿是俄国在西伯利亚的陆上力量。
　　“这只凳子的欧洲那条腿，一九四○年被德国人敲掉了。昨天，德国人又敲掉了俄国那条腿。斯大林不会参与亚洲的战争了——至少现在不会。因此，一切全靠我们了；这只凳子少了两条腿，我敢说，太平洋的和平也就一屁股摔了下来。”
　　华伦一直很严肃地讲着，挥动着手里的教鞭。末了这句笑话使听的人意外地格格笑起来。
　　“至于纳根特舰长的问题，也就是希特勒的行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你们只要一看地图，答案就清清楚楚摆在那里了。元首已经给‘企业号’发了命令：各就各位。”
　　柯尔顿少将第一个站起来，带头鼓掌。他用牙齿紧紧咬住雪茄烟，使劲握华伦的手。
　　阳光滑过了一条把太平洋从北极到南极划分为二的想象的线，就获得了一个新的名称：六月二十三日。在线的另一边，六月二十二日还刚开始黎明。这个糊里糊涂的国际惯例，在一片混乱的世界中依然如故。因为地球仍旧在太阳的光照下旋转，总有九千万英里的一半在黑暗里，而地球上这些渺小的居民，在他们互相残杀之时，总得同意用一种方法来计算时间。阳光在海面上向西移动，照到一串串可爱的绿色小岛上。这些小岛全都防卫严密。它们曾经是德国人的殖民地，后来日本保证不予设防，受委托代管。日本极力模仿白种人，研究了欧洲的历史，学会了提出这种保证的办法。
　　东京的白天开始了；这个城市点缀着一些可爱的公园和寺庙，以及一所皇宫，其余的便是一片贫民区，都是些低矮的火柴盒似的木头房子和破旧的西式建筑。日本人为了赶上白种人，整整赶了两代，把他们都赶贫穷了；四年“中国事变”又把他们完全挤干了。他们服从自己的领导者，都在拚命工作，吃着监狱似的饭菜，在借来的技术顾问指导下用借来的金属按照借来的蓝图制造战争机器，他们还死命地推销丝绸、照相机和玩具，换回石油来开动机器。九千万人辛勤地劳动在这四个不比加利福尼亚州大的、满是睡火山、不时地震的岩石岛屿上。他们的主要自然资源就是他们的坚强意志。世上的人对日本人的了解也只有从吉勃特和苏利文的歌剧《天皇》①里所了解的那么多。
　　①《天皇》，是英国戏剧家吉勃特作词、作曲家苏利文作曲的歌剧，一八八五年首次上演，以日本天皇宫廷为背景。
　　他们是难以理解的人民。他们的外务大臣，一个留小胡子的小个子，名叫松冈①，在美国受的教育，到过欧洲许多地方；但是他的滔滔不绝的自相矛盾的谈话，他的粗野的格格狞笑和嘶叫，和想象中的东方人的仪表太不一样了，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疯子。白种人外交官猜想他的奇怪行为必定是日本人性格的一部分。直到后来才明白连日本人自己也认为他发了疯。这个军人内阁当时为什么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委托他去干，仍旧是一桩历史疑案，就象德国人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听从希特勒一样；而这个人的文章和讲演，在别个国家的人看来总是有明显的癫狂病。当时斯大林疯狂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尽管多数历史家一致认为后来他完全发了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疯狂的希特勒进攻疯狂的斯大林的时候，疯狂的松冈正主管日本与世界各国的外交事务。
　　①即松冈洋右（1880—1946），一九四○—一九四一年任近卫内阁的外务大臣。
　　日本的历史学家说，松冈得到天皇的紧急召见，他要求天皇立即侵入西伯利亚，但是陆军和海军首脑对这个意见表示冷淡。一九三九年，陆军与斯大林的西伯利亚军队打了一架，这次架打得倒霉，无法公开，损失了上万人。他们愿意南进，那里的法国维希政府已经无能为力，荷兰人已经与祖国失去联系，被包围的英国人根本分不出兵力。在这个主要的分歧问题上，华伦·亨利在“企业号”机库甲板上的讲话中所作的分析，一点没有错。
　　但是松冈坚持说，既然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他们受到攻击，日本就得保证予以帮助；而德国的入侵，显然是为了避开俄国的进攻。因此，从道义上说，就要求日本立即入侵西伯利亚。至于和俄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那是他自己去谈判的——反正俄国从来不遵守条约。趁俄国还未垮台，现在立即进攻十分必要，以便使突击看起来体面一些，而不是乘虚而入。松冈把这种形势叫作“道德外交”。
　　据说当时一个地位很高的官员曾经相当严肃地指出，外务大臣是疯了；对此，一个年老的政治家答复说，松冈的发疯会是一个转机。人们所能从日本人记录里找到的，就是这些。
　　结果，政府的秘密决定是：“让柿子在树上成熟。”这就是说，暂不进攻苏联，等到它的失败看来已成定局时再说。因为对中国的仗还在没完没了地打，象个无穷无尽的泥沼，所以日本的领袖们还不急于打一场新的沉重的陆战。如果他们要打，看来也会选定向南挺进。这项计划已在制订。松冈泄气了，不久就离职而去。
　　东京日出的时候，从白令海峡出来的太阳已经在西伯利亚行进了三个多小时。它还得走八个小时，才能把第二天的日出带给前线，因为苏联横贯着半个地球。
　　五、六月间到处都是入侵的谣言时，有一则讽刺故事从德国占领区越过边界到了自由区，传遍了欧洲。这则故事说：一个柏林女演员在和一个国防军将军做爱后休息时，她要他把即将发动的入侵俄国讲给她听。这个将军没有办法，只好摊开一幅世界地图讲起来，可是一会儿她就打断他说：“亲爱的，这横在地图上的一大块绿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么，亲爱的，我已经告诉你了，是苏联。”
　　“原来是这儿。那么你说德国在哪里？”将军把欧洲中部狭小的一块黑的指给她看。
　　“亲爱的，”女演员沉思着说，“元首看过这幅地图没有？”
　　这是个很好的笑话。但是苏联的神经中枢不是在海参崴，不是在这块绿色地方的最东端。六月二十三日，初升的太阳从俄国首都西移，照亮了德军纵队，他们穿过红军的密集部队和强大的边境防御，一天之内以每小时二十五英里的速度向明斯克和莫斯科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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