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哈斯喜欢年轻报人，因为他们不像老手一样愤世嫉俗。
　　──《人民》杂志
　　1987年9月28日
　　你办的日报有多好，或者有多坏？
　　是否让人产生对于美好明天的希望？
　　是否让人产生绝望情绪？
　　这样的报纸是否会让你失去平衡，是不是美国首都一位高级编辑所说的那种“圣屎”新闻？
　　你办的报纸跟美国全国各地其他的报纸比较起来如何？
　　到1989年，美国各地已经有1643家日报。
　　我曾在很多家报馆工作过，也看过大部分报纸，其中有许多日报是我认真看过的。我日常看10多种报纸，还有很多报纸是我经常会翻一翻的。
　　在加内特公司，我们会在大部分市场上进行读者调查研究，看看读者对公司报纸是否喜欢。下列是大多数人都会说的话：
　　►希望报纸给人信息，让人娱乐。
　　►希望报纸能够讨论一些问题，但不要说答案一定是怎样的。
　　►希望新闻是兼顾的，不带偏见。
　　►最重要的是，你希望报纸能够真实地反映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好消息也说，坏消息也报，让人开心和让人悲伤的消息都要说。
　　很多人跟自己看的报纸是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但是，哪怕想批评一些报纸，你还是会说“我看的报纸”。哪怕大部分人看电视的时间多于看报的时间，你仍然会把报纸当做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女儿丹读三年级的时候，她在纽约罗切斯特的艾伦克里克中学的老师曾请她对班上同学说父亲靠什么谋生，她说：“他以看报为生。”
　　我看了50年报纸，管理了50年报纸，并因此而得到报酬。
　　我在媒体业的成绩单
　　我在全美国的报业干了半个世纪，这个业绩是否让我有资格把自己的判断传递给全国的报纸，或者传递给培训新闻从业人员的学校？
　　实际上，你们作为读者才是自己所看报纸的最好判官。但是，跟教新闻的教授和业内人士比较起来，我是更好的判官，因为他们只是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断章取义地挑选最好或最差的报纸来评论。
　　最好的报纸是那些为自己想要服务的读者提供最佳服务的报纸。这样的读者群有可能是单单一个社区、单单一个地区、一个州或者全国的读者，也有可能是一个专门化的读者群。
　　关于全国最好的，或者赞赏太过的一些业内报纸，我想跟大家说一些纯粹从个人角度得来的感受，我还会跟大家说一说理由。
　　我所列的“最佳”报纸单子仅限于发行量在10万以上的那些报纸，尽管发行量在这个数字以下的某些报纸也是相当不错的。
　　当然，我同意全美各地一共630万日报读者做出的结论，他们说《今日美国》是头号报纸。但是，我把自己办的这份报纸排除在外，因为这一章是讲公平竞争的，我不想让人说我自己有偏见。
　　美国十大报纸
　　1．《芝加哥论坛报》
　　2．《洛杉矶时报》
　　3．《纽约时报》
　　4．《达拉斯晨报》
　　5．《华尔街日报》
　　6．《波斯顿环球报》
　　7．《底特律新闻报》（属加内特公司）
　　8．《奥伦多哨兵报》
　　9．《夏洛特观察家报》
　　10．《亚特兰大日报及宪法报》
　　这个单子列出来会得罪我在东部的很多新闻界同仁，因为其中很多人都戴着自己的眼罩，他们的眼光只能看到芝加哥或达拉斯，更不用说看到洛杉矶之外了。
　　《芝加哥论坛报》之所以列在我的名单顶层，是因为这份报纸既有来自中西部地区的新闻，也有世界新闻报道。它报道自己家乡的事情，胜过我这个单子上的许多其他的报纸。而且这份报纸的新闻报道极有趣，色彩斑斓，很公平。
　　要在20年前，《芝加哥论坛报》可能根本都不会列上我的“大报”单子。詹姆斯·斯奎尔斯1981年成为该报编辑，他是该报成功的重要功臣。他人极聪明，甚至都把《今日美国》的蓝色偷去，搬到了他那份报纸的头版上。
　　《洛杉矶时报》以前办得烂极了，属于二流报纸，但是，奥迪斯·钱德勒于1960年从他父亲诺尔曼那里接过这份报纸，从此改观。如果《洛杉矶时报》的编辑能够控制一些所谓的明星的无休止的散文，则这份报纸极有可能与《芝加哥论坛报》一争高下。但是，《洛杉矶时报》整版登载改写的故事，而且跳跃度极大，这使许多读者看不下去。
　　当前出版人汤姆·约翰逊和编辑谢尔比·柯菲都是一流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奥迪斯·钱德勒交给他们的基础上大显手笔。
　　《纽约时报》在我的单子里可以列入两次，一是十佳大报，一是十家过誉之报。
　　该报跨度极大，报道全世界的事情过多，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但在本埠新闻的报道上又显不足。阿比·罗森塔尔是一个知识界的绅士，在他担任执行编辑的9年里，该报失去了挖掘最大潜力的机会。编辑麦克斯·弗兰克尔1986年接手后，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改进，包括模仿《今日美国》的一些读者服务技巧。
　　如果《纽约时报》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仍然能够保持自己被人过度吹捧的名声，那我不会感到奇怪。
　　美国最好和最差的办报风格都可以在首都看到。但是，波托马克河东岸的一些报纸气势甚高，十分流行，那些有好有坏的报纸往往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这种气势产生的傲慢光环和古怪的行为使得《华盛顿邮报》成为美国被吹捧得最为严重的报纸。但它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是最差的报纸──当然也不在10大好报之列。
　　如此情况的，绝非《华盛顿邮报》一家。多年以来，其他一些报纸也列上了教务长的名单，但无法留在“好生名单”上，他们的成绩时好时坏。
　　十大吹捧过度的报纸
　　1．《华盛顿邮报》
　　2．《迈阿密论坛报》
　　3．《圣彼德斯堡时报》
　　4．《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属于加内特公司）
　　5．《费城问询报》
　　6．《丹佛邮报》
　　7．《德斯莫瓦日报》（属于加内特公司）
　　8．《纽约时报》
　　9．《巴尔的摩太阳报》
　　10．《圣路易邮政信使报》
　　大部分吹捧过度的报纸都是因为把得奖而不是新闻产品当做主要目的而出名的。
　　对于报纸来说，普利策奖被认为是最高奖项。许多编辑为了得奖而不惜一切代价，而且真的这么干。
　　他们删除读者需要或想要得到的新闻，为的是要把时间、金钱和新闻版面留给可以得到普利策奖的机会。
　　普利策奖的大部分奖项都是因为糟糕或者令人伤心的新闻而获得的。普利策奖的评委们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幽暗的气氛里开会，正面消息或者让人开心的内容很少引起评委的注意。
　　《纽约时报》的媒体写作人阿尔伯特·斯加丁诺是这么回顾普利策奖的：“普利策奖项给人的地位和影响力，能够改善以前没有名气的报纸的士气和利润，比如像《费城问询报》。”
　　费城有一位极喜欢普利策奖的编辑尤金·罗伯茨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沉迷其中。1973年他接手《费城问询报》的时候，该报一直在报道很好的当地新闻，效果不错，但是出了费城，就没有多少人注意这份报纸了。
　　罗伯茨认为，让该报走出《纽约时报》阴影的惟一办法就是盯住普利策奖，因此就去报道阿富汗和非洲的事情。
　　结果有效。自此以后，《费城问询报》得了14项普利策奖。该报为最大部分读者提供的服务不如以前，但是他捕捉到了自己眼中想要的读者，那就是普利策奖的评委。
　　“那些奖项也许极大地促进了员工的自尊，也促进了报纸自身的自重。”罗伯茨说。自尊，至于读者的自尊，那就管不上了。
　　为了避免读者感到奇怪，加内特公司的报纸也得过很多普利策奖，一共有37项。有些奖项是在加入加内特公司以前就得到的，另外一些是加入加内特公司以后才得到的。
　　在我的十大吹捧过度报纸的单子里，有两家是加内特公司的报纸，就是路易斯维尔的报纸和德斯莫瓦的报纸。在这两家报纸里，对得奖的兴趣大过了对产品本身的兴趣。它们都是较好的报纸，也在不断改进，就跟得到的总体名声一样好。
　　绝望新闻
　　无可避免的是，喜欢得奖的编辑就喜欢搞绝望新闻，这种绝望新闻的程度一直深入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的核心和内脏。
　　如果说这些报人有愤世嫉俗的一面，而且还表现在波托马克河的东边和哈德逊河的东边，那么简单地说，这只是一个不幸的地理分布问题。但是，因为来自所谓的思想中心的那些人盯住的不仅仅是全美国，而且还盯着全世界，因此，这个问题就是全球性的问题。
　　我在南达科他州、佛罗里达州和密歇根州做新闻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纽约和华盛顿一些媒体厌世情绪的深刻程度。到了罗切斯特并定期看到纽约的一些报纸以后，我才感到震惊。
　　《纽约每日新闻报》的比尔·里尔专栏看起来像是愤世嫉俗者的手册：
　　“好消息就是没有消息……”
　　纽约人知道，事态极有希望的发展是太好的消息，不可能是真实的，因此，让人快乐的头版头条消息总会引发一种让人嘲笑和不相信的气氛。纽约人──我相信别处的人也不例外──希望看到的故事是让他们发疯和愤怒的事情。
　　“好的报人总能够为任何一个故事找到让人压抑的角度。”
　　我在华盛顿特区呆的时间长了，看到了《华盛顿邮报》办新闻的有害方式，因此就决定带头起来批判这种绝望新闻。
　　我的讲坛就是纽约市内的海外新闻俱乐部，当时是1983年10月24日，那是我第二次在那里露面。1979年3月21日，我曾在那里对着同一群人讲话。
　　当时，我讲的题目是“保护媒体自由”。这一次，我的题目是“配上媒体自由”。
　　我说：“最好的报人都是怀疑主义者。
　　“他们不以事物的表面价值接受事情。他们问一些刁钻的问题，他们更深地挖掘真理。他们全面衡量事物，不理睬公关部门的宣传，他们写公平的故事。
　　“但是，怀疑主义与犬儒主义之间有极其微妙的差别。
　　“愤世嫉俗者假定最糟糕的事情，并且把它发表出来。他们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指控与定罪，而不是告知与教育。他们相信用负面报道能够吸引读者，但是，结果倒是把读者吓跑了。
　　“愤世嫉俗者搞的是一套绝望新闻。
　　“问题的实质很简单，那就是：
　　“这种旧式的绝望新闻主义，这种通常会让读者深感失望和疯狂，或者极其愤怒的嘲讽式技术能否、或是否应该在20世纪末继续下去。
　　“或者说，一种新的希望新闻，一种无论好坏、无论悲欢喜乐都原文照登，让读者得到全面消息，并进行自我判断，看看某些新闻是否值得自己注意和支持的新技巧，是否能够或愿意在未来的10年发展下去。”
　　那些话只得到礼貌性的轻微掌声，我知道纽约的听众只会有这样的反应。
　　从事希望新闻的报人
　　在全美各地，反应却不尽相同，编辑和专栏作家一致赞同。有些人说，他们一直都在弄这样的希望新闻，只是没有给它贴上标签而已。另外一些人郑重其事地说，他们马上就来搞这样的新闻。
　　《普韦伯罗（科罗拉多）科罗拉多人报》的出版人罗伯特·罗林斯把我的演讲内容给他的每一个员工发了一份，并附上一个字条，说：“认真看，要注意。”
　　《罗伦斯（堪萨斯）日报世界》的主席多尔夫·西蒙斯欢迎我和《今日美国》的办报方法。他为一个社区团体的领导人解释了希望新闻和绝望新闻之间的差别。
　　“媒体跟媒体不同啊。网络电视和少数报纸做一种事情，全国各地更多的报纸却在用完全不同和负责任的方法从事另外一种事情。”
　　我的轻度批评和绝望新闻的标签伤害了一些从事国内新闻报道的报纸，尤其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开始嘲弄他们所谓的“幸福新闻”方法，那就是他们对“希望新闻”的解释。
　　因为《华盛顿邮报》是国内最受吹捧的报纸，也因为那是我们国家的首都内领袖人物看得最多的报纸，它的新闻品牌就值得进行简单的个案分析。
　　“圣屎”新闻就是《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本·布拉德利说出来的。
　　他对自己的党徒说，读者早间拿起《华盛顿邮报》看第一版的时候，他希望这位读者能够说：“圣屎！”
　　《华盛顿邮报》经常得到这样的读者反馈。但他们经常的反应却是：圣屎！我怎么能够相信这样的事情？
　　有时候他们会产生这样的反应，有时候又不能，或者不应该。
　　事实与虚构在《华盛顿邮报》的怨恨之宫里经常会成为友好的伴侣，而怨恨之宫也就是“圣屎”新闻的老巢。对《华盛顿邮报》那种品牌的新闻来说，匿名或不标来源的新闻是关键。
　　这种不标来源的政策无异于公开承认违反了两种新闻道德：
　　►无来源的消息经常会夸大自己了解的内容。
　　►记者写出来的东西经常会多于自己听到的内容。
　　惟一确切的办法是将事实与虚构区分开来，因此就必须禁止不标出处的消息。效果较差的另一种办法是要求记者向编辑透露消息来源者的身份，并让编辑来决定是否使用这样的材料。
　　《今日美国》有禁止匿名消息的严格政策。这项政策告诉我们的记者负起责任来，并使报纸在消息来源和读者两个方面得到极高的可信度。
　　在未标出处的消息来源的使用上，《华盛顿邮报》以外的大多数报纸都采取了收紧政策。《纽约时报》已经退休的执行编辑阿比·罗森塔尔说，只有在“正当”使用这些消息出处时，才能够列出提供消息者的名字。
　　但罗森塔尔补充说：“让人恶心的是，匿名来源经常只是一种面罩，用以掩饰无法证实或无法回击的攻击和谩骂。”
　　由于《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很多未经证实的或无法回击的不道德故事，而且是基于匿名来源，因此，里面能够轻易找出的例子可以写上一本书。有些涉及名人，有些涉及不那么知名的人士。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吉米·卡特总统和他的妻子罗萨琳在里根夫妇就职前暂住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楼时，曾在里面装置了窃听器。
　　卡特愤怒回击，并要求立即撤回该报道，并在报纸上道歉。
　　光着屁股的布拉德利
　　3天之后，有人引述布拉德利的话：“怎么能够做这样的公开道歉呢？总不能光着屁股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来回奔跑，大喊‘对不起’吧？”
　　布拉德利没有这么做，结果错过了很好的一个机会。这是他的“圣屎”新闻理论最好的个人典范，可以把他的光屁股照片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那会让吃早餐的读者得到真正的早餐享受。
　　反过来，《华盛顿邮报》等了6天后才发表了一份软弱无力的编者按，说布莱尔大厦窃听一事完全是谣传。
　　卡特并不满意。他要求《华盛顿邮报》道歉，并威胁说要诉诸官司。
　　《华盛顿邮报》登载那篇关于前总统的不实和公然谣传18天之后，最后才登载一篇撤回声明，并致以道歉。
　　卡特之后宣布他不再起诉，并发表了以下声明，这个声明应该在全美国每一所新闻学院进行宣读，而且应该刻在《华盛顿邮报》新闻采编室的墙上：
　　“走运的是，由于我以前所居的位置，我有机会接受公众新闻媒体，并且可以吸引人们注意到我的问题。以讹传讹的类似谣传的许多受害人并没有我这样的机会，但他们受到的损害却同样严重。”
　　《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唐纳德·格雷汉姆与布拉德利的磨擦也许远远超过了与他母亲凯伊的磨擦，唐纳德只好自己给卡特总统寄了一封道歉的信。我给两位格雷汉姆都送去了口信，祝贺他们完成了道歉的事情，哪怕这有可能让布拉德利生气，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才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
　　“你给卡特总统的信也许是你作为《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所做出的最为重要的决定之一，不仅仅对《华盛顿邮报》是如此，而且对报业来说也是如此。”我给唐·格雷汉姆的信是这么说的。
　　“你（我们）处在很大的麻烦中，不仅仅是与政客，而且还与广大的公众有麻烦。他们时不时会原谅我们犯下判断失误的错误，但如果我们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他们就不会原谅我们了。为此我向你致敬。”
　　在致凯伊·格雷汉姆信件的附记里，我对布拉德利讽刺了一番：“祝贺你适当地施展了自己作为《华盛顿邮报》杰出和睿智的资深政客的影响力。”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戴安娜·麦勒拉让卡特夫妇难堪了一回，她把自己道听途说的东西当成真事。另一位记者简内特·库克得罪了一个警察部门，得罪了一个城市，得罪了她的报纸，也使她所处的行业受到损害，因为她编了一个纯粹想像出来的故事。
　　库克写了一个吸引人的系列故事，讲一个在内城吸海洛因的有8年吸毒史的吸毒者，说此人叫吉米。这个故事本意是想把哥伦比亚特区的吸毒问题戏剧化，但看起来却很吸引人，结果，《华盛顿邮报》提名将这个系列拿去评普利策奖，结果还真的成功了。
　　问题在于，根本就没有吉米这个人。奖项颁发之后，故事被人揭发出来，说是伪造的，《华盛顿邮报》最后只好退回普利策奖。
　　“圣屎！”这次令人难堪的事件之后，整个新闻界全都发出这样的声音。
　　“深喉”还活着
　　不过，《华盛顿邮报》也有得记一功的地方，那就是，它有时候利用匿名来源保护告发者，而这些告发者也并不一定是在说些想入非非的话。
　　水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华盛顿邮报》率领一批媒体推翻了尼克松政府，这也使这家报馆赢得普利策奖。该报因此应该得到这个奖项，而且也值得保留它。
　　《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凯伊·格雷汉姆是水门事件的主要操作者。她积极参与水门事件许多报道的评审工作，总体上说，她在那个时期对布拉德利是严加管教的。
　　关于简内特·库克的故事，布拉德利和他的人马可以自己去评判，他们的确滥用了自己的权威，而且错待了自己的读者。
　　但是，在涉及水门事件的报道中，《华盛顿邮报》的代笔者提出了一些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声称，他们最主要的消息来源是“深喉”，此人是政府部门的一名未指出姓名的雇员，据说经常会在多层停车库里突然出现，并在很深的背景里提供信息，这意思是说，“他/她”的话并不能直接引用。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现在更加坚信，那个“深喉”不是别人，正是本·布拉德利本人。
　　大家不妨会奇怪，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
　　很简单。布拉德利在华盛顿有数以百计的政界和社交界的关系，其中很多关系人可以在酒会或者电话里极其方便地透露消息给布拉德利。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或者是大部分人都不会直接跟记者说话。
　　因此，我的预感是，布拉德利本人就是传奇中的深喉。除非布拉德利退休，或者开始写他的传记，否则我们也许不可能了解实情。他的传记应该取名为“圣屎！”
　　美国大部分报纸都有相当明显的风格。《华盛顿邮报》就是一种好得古怪，也坏得出奇的报纸。其他大部分报纸都在实践希望新闻理论，但是，有一些报纸仍然在为绝望新闻购买昂贵的车票。
　　《今日美国》前任编辑约翰·奎因曾被华盛顿的全国新闻基金会评为年度最佳编辑，他回顾过这样的新闻风格。接受那个奖项的时候，他说，根据报纸头版头条登载最坏消息──世界末日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各家报馆的风格。
　　奎因的预测是：
　　►《纽约时报》：“世界结束了。第三世界国家损失最重。”
　　►《华盛顿邮报》：“世界结束了。白宫忽视了早期预警，据未透露姓名人士说。”
　　►《今日美国》：“我们死定了！各州死亡情况，见8A版。最后一次体育决赛结果，见10C版。”
　　新闻理论教育工作者有助于为媒体设定基调，或积极或消极，因为大多数有才干的新闻记者都是他们教育出来的。
　　在过去40年里，我见到过很多学生从新闻院校毕业，我们从几十所不同院校聘用了数百名毕业生。毕业生的质量是衡量最佳新闻院校的最有意义的方法。利用这个标准的话，我就可以给1980年代的那个10年评分了。
　　10大新闻院校
　　1． 北卡罗莱纳大学
　　2． 堪萨斯大学
　　3． 西北大学
　　4． 南加州大学
　　5． 印第安纳大学
　　6． 内布拉斯加大学
　　7． 佛罗里达大学
　　8． 密苏里大学
　　9.德克萨斯大学
　　10.马里兰大学
　　在1980年代，有些新闻院校并不如它们所得的名声那么好，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学校就很差，只是宣传过度了而已。一般来说，这样的名声基于历史，或者是一些热情的教务长或院系负责人。正是这个原因，密苏里既可以列上10大新闻院校的名单，也可以列上吹捧过度的院校名单。
　　五所吹捧过度的院校
　　1． 哥伦比亚大学
　　2．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
　　3． 密苏里大学
　　4． 俄亥俄州大学
　　5．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空中的希望与绝望
　　由于我搞了半个世纪的报纸，但了解广播业才只有10年时间，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对自己的信心并不是很足。
　　在管理广播事业或者评定广播员的表现上面，事情的确如此。
　　但绝望与希望新闻理论，当然还包括“圣屎”新闻理论，只需要拨动电话号码就可以拿到空中去了。
　　杰拉尔多·里佛拉和莫顿·东雷只能够端出满盘子的“圣屎”。太多了，大部分观众迟早会换台，或者干脆关闭电视。
　　菲尔·多纳胡、奥普拉·温弗雷和拉里·金拿出的是希望新闻与“圣屎”新闻的奇妙混合物。他们跟自己的观众谈话，而不是仅仅对自己说话，他们还会在电视里工作很长时间。
　　“60分钟”是空中的绝望之音。但是，这个节目办得很有娱乐性，哪怕不喜欢报纸上绝望新闻的一些人也会对华莱士和布拉德利、雷森纳和萨弗尔保持兴趣。
　　我仍然收听那些节目，哪怕他们不提供机会让我上镜，尽管他们已经花费了数百小时和数千美元做我的节目。
　　我记得非常清楚，“60分钟”节目的制片人唐·休韦特当着国家广播公司“今日”栏目的布莱恩特·甘伯尔的面对我说，他们准备“做你”的节目。
　　我们当时在麦尔科姆·富布斯的高地人二号游船上巡游，看纽约周围的高楼大厦。《今日美国》当时快到第5周年了，休韦特觉得我那份报纸的成功使我成为他那个栏目的候选人。
　　我当时怀有戒心，因为我知道，“60分钟”的目标是要找你的麻烦。但是，我还是同意合作，因为我觉得那里有很大一个观众群，我希望能够借机会鼓吹我那份报纸5周年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60分钟”派来的人跟在我屁股后面拍，从纽约到洛杉矶，又从洛杉矶拍到纽约。
　　最后，我们坐下来录制一对一的采访节目：哈里·雷森纳和我本人。制片人桑迪·索柯娄在我们周围忙来忙去的。
　　采访进行了一个小时，我们进行中间休息，雷森纳和索柯娄催促我拿出暴烈的一面。“拿出你惯常的脾气来。”他们说。
　　我们再次进行采访的时候，雷森纳变得很粗鲁了，想在《今日美国》的事情上惹我生气：“麦当报，新闻业的快餐食品。”
　　但是，我以前已经听说过这样的话了。我保持镇定，一脸微笑，很礼貌地回答了最尖锐的一些问题。
　　那次人物简介根本就没有播出来。他们告诉我说，我在节目里面做出来的样子太礼貌了。他们没有能够想出我那个版本的婊子养的形象来。
　　谈到婊子养的，泰德·特纳应该得到比他在有线新闻网上的成功更大的表扬。CNN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把电视上最全面的新闻报道传递给4,960万美国家庭。它提供了动力，使3家大型网络得到升级并扩充了新闻节目，使我们大家都因此受益。
　　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国家广播公司都提供了相当好的希望与绝望平衡，从早间新闻节目到深夜新闻都是如此。
　　我是希望拨号的人，在办公室里和家里，我有4个屏幕并排摆着，所有的节目总是开着，哪个频道吸引我的注意力就打开哪个频道的声音。
　　我是从林顿·约翰逊总统那里学会这个方法的。1966年，林顿总统做了一次外科手术，我的老板保尔·米勒和我跟林顿总统及私人助理杰克·华伦迪一起在白宫进午餐，杰克·华伦迪现在是美国电影协会的会长了。此后，林顿邀请我们到总统卧室去看看，一边脱衣准备午睡。他想让我们看看他在床脚处摆放的3台电视机。
　　当时，遥控板是相当新潮的东西。他的枕头底下就有一块遥控板。
　　“3台电视我一天到晚都开着，但是，只有当我看图像的时候，我才会打开声音。”林顿总统说。
　　分析节目主持人
　　我看美国广播公司的彼德·简宁斯的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特的节目，有线新闻网的伯纳德·肖的节目和国家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柯的节目。根据这些节目主持人所说的内容而决定是否打开声音。
　　所有4个主持人都不错，没有沃尔特·克隆凯特的节目好看，但也相当不错了。
　　每个人都有希望和绝望的混合物。一般来说都趋向绝望，还有可以拿到的电影胶片，但平衡得不错。
　　他们是如何进行比较的呢？
　　加内特公司准备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时候，我以为加内特公司最后会成为第四家好的电视台。
　　我是这么给几位主持人评级的：
　　1． 汤姆·布罗柯
　　2． 彼德·简宁斯
　　3． 伯纳德·肖
　　4． 丹·拉特
　　我承认自己有偏见，因为我更偏向于布罗柯。他是南达科他州来的小伙子，而且他的妻子麦里迪丝也在加内特公司的董事会。但是，布罗柯属于全美国或全美利坚的小孩子，哪怕他已经快到50岁了。他在佩奥里亚表现不错，在美国各地中心地带也都表现不俗。如果有别的人替他挑选领带，他一定会表现更好。
　　简宁斯是一位挺复杂的外国人，主要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人有吸引力。他很聪明，能够以极其出色的手段处理实质性的新闻题材。但是，周末到中西部地区的农场清扫马厩或者挤一挤牛奶，一定会对他打开眼界大有裨益。
　　肖在有线电视网得到的电视时间比他在别的网络得到的时间长得多，他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讲话直截了当，稳实而有次序，报道新闻时从不妄加粉饰，但他必须学会如何微笑。
　　拉特是广播业里的本·布拉德利。这很好，但不如他自己以为的那般好。1987年，拉特因为生气而突然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屏幕上消失了7分钟。克隆凯特说，“我本想炒掉他的。”换了我也会。
　　这4位主持人和所有电视业人员都可以听听查尔斯·库拉尔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办的“在路上”节目，可以从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库拉尔特有一句话，是我们所有纸质媒体和广播电视业人员都应该记住的：
　　“我从报纸头条和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国家，跟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用自己的耳朵听到的，和用自己的身心感受到的国家不尽相同。”
　　有话直说：
　　第一修正案保障了新闻的自由；新闻自身必须要保障新闻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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