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那些胆敢接受惨败结局的人，才有可能赢得豪赌。
　　──罗伯特·F·肯尼迪
　　我在职业上的跳背游戏是花了大本钱才学来的。
　　我曾早早就从梯子上摔下来过，而且摔得很重。但是，我又很走运，当时只有29岁。这个年纪经得起摔打，一切可以重新再来。
　　由于我在南达科他州是在较小的软梯子上摔下来的，因此，接下来要爬的梯子应该大一些，也更结实一些──迈阿密、底特律、罗切斯特和别的一些地方。
　　我学会了利用下面这些职业教训在梯子上玩跳背游戏：
　　►别扎在人堆里跑，除非，或者直到你能够领导他们。
　　►要给自己当广告员，要销售自己。对于出身卑微的人，注意力不会很快转移到他们身上。
　　►自己的推广计划要精心制订和筹划。要告诉老板，你可以干更多的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更多娱乐的时间。
　　当职业攀登到达较高的位置后，事情就比较困难一些了。而且职业教训也更深刻一些了，尤其是在老板的事情上。
　　如果老板觉得你可以让他看上去不错，他将带着你一同上升。
　　如果老板担心你是在让自己表现极佳，他也许会费点心思将你踹下梯子去。
　　如果老板的眼光只在眼前而看不到将来，那你应该再找主子。
　　无论是哪一种，都应该把眼光盯着自己的目标，并不断地接近目标，哪怕是上九天揽月。
　　不错啊，但是，人的范围应该大于能够把握的尺度，否则要天堂干什么？
　　──罗伯特·勃朗宁，
　　英国诗人
　　一、29岁便嗅到了失败和破产的血腥味
　　纽哈斯从吃什锦蔬菜色拉到喝香槟吃鱼子酱，从贺拉齐奥·阿尔格发展到兰道尔夫·赫斯特，什么样的日子都经历过。
　　──丹·格里雷，
　　《哈佛讽刺文》前任编辑
　　如果你过了30岁还没有在生意上或职业生涯中经历过惨痛失败，那么剩下来你就没有多少机会了。
　　为了追求自己的金钱和权力梦想，我在29岁便成功地给自己来了一次惨败。
　　第一次冒险投资，我和一位朋友就损失了近5万美元──都是从小股东那里筹来的钱。最后破产了，成为欠债人，头破血流，但没有弯腰。
　　人在40之前至少应该惨败一回。我可不是指小小的失望，比如一次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放弃一份很好的工作，甚至也不是指从事一件正常的工作被炒了鱿鱼，必须是相当大的失败。如果你冒很大的险，那你就有可能失败得很惨。你失败得越是惨痛，以后成功的机会就越是大。
　　你需要到达足够的年龄，才能从失败中明白一些道理，但年龄又必须小得足以让你重新开始，可以爬起来，拍拍灰尘继续走路。
　　有些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会失败。而我的担心是，我的孩子们都到30好几了，至今还没有失败过。如果他们不赶紧，那他们会太晚，可能来不及既体验失败以及从中汲取教训的感受。
　　我作为成人玩过很多场大规模联盟游戏，如果没有20几岁的时候玩几场小规模联盟游戏失败的沉重教训，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我准备当富人和名人的计划因为管理不善而落空，而我本人就是错误管理的制造人。
　　胆小鬼是错误的
　　我一生的任何一次成功都不如那场失败给我的教训多。我得到的最大教训是，失败的时候天不会塌下来。胆小鬼是错误的，月亮和星星还在那里。下次你想抓到星星月亮的时候，你多半更有把握一些了。
　　当然，只有你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才有可能会这样。要吸取教训，你得分析失败的原因，而且要承担责任。
　　我的第一次惨败源自早在1949年至1950年在南达科他州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就产生的一个梦想。大学的最后几个月是人们做梦和制订计划的好时机，这种吸引力远远胜过为考试而学习。
　　我和朋友比尔·波特在学校大出风头，感觉相当成功。我们在管理大学校园，照自己的计划行事。
　　现在，我们准备到真实世界里出名和捞钱了。
　　波特对财富的兴趣更大，也许因为他父亲在南达科他州拥有一个家具店，而且他还是在正街上长大的，他已经感觉自己很重要了。
　　名声对我意味着比财富更多的东西，我想成为举足轻重的人，也许是因为我是在南达科他州尤里卡镇的背街上长大的，一家人都是无名之辈。
　　我不想一辈子都去干那种朝九晚五的报纸工作，不想以此度过此生。我的未来我看得很清楚，开办一家由自己进行最终拥有和控制的报纸。我想像自己应该像玩跳背游戏一样，越过普通、枯燥无聊的职业阶梯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把计划对波特讲了：
　　►我们将开办一家全州发行的运动周刊，为南达科他州所有读者服务。我想好了周刊的名字：《南达体育》。报纸的风格将与全国性报纸《体育新闻》差不多，但比它更有趣。
　　►我将出任编辑和出版人，他将充当业务经理。
　　►我们将通过销售股份筹措所需资金，我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那叫乞讨、借贷和偷窃。
　　►从头两年的创始人费用和工资中，我和比尔将获得已经发售股份的51%以上。我将拥有其中的51%，比尔将拥有其中的49%。我们在这笔交易上握手敲定。
　　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交易，51%的股权是最为重要的──50对50是无法运营任何一门生意的，哪怕是在朋友之间。投票相等意味着你什么也干不成。什么也干不成的企业意味着无法运转。
　　由于我们并没有钱，因此两个人就都拿不出一分钱来，个人不能借钱。我们个人的风险将意味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还有我们的名声。
　　当时比尔还有两年时间才上完法学院，他想拿自己的法学学位当预防破产的手段。我猜想我们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筹措到足够多的钱，也需要几年时间把《南达体育》的计划考虑周全。这期间，我想去南达科他州找一家报纸打工，这会有助于《南达体育》的成功。
　　读到二年级的时候，我曾在南达科他州的《米歇尔共和日报》当过一个夏天的记者，三年级以后又在南达科他州的《城市快报》干过一阵子。毕业以后，这两家报纸都给了我一份工作机会。
　　但这两家报纸都只报道南达科他州的某些地区。由于《南达体育》将成为全州报纸，我希望找一家能够把自己在报道上的签名让全州人都看到的报纸。只有美联社和合众国际新闻社能够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但两家报纸都没有空缺。
　　我去游说美联社的州管理局局长哈尔·安德森，建议他们扩大只有两个人的员工队伍，尤其是可以雇用我来做全州体育报道。他向美联社驻明尼苏达州的上司做了请求。让我感到走运的是，在我毕业的头一个星期，他们答应了这个要求。
　　机会比钱更重要
　　1950年，安德森让我当上了美联社的记者，周薪50美元。《米歇尔共和日报》原来给我的周薪是60美元。我之所以接受了薪水较低的工作，是因为那会铺平通向《南达体育》的道路。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拒绝了美联社的两次提升──一次是派到明尼苏达州，周薪70美元，另一次是到纽约，周薪85美元。我当时在利用西乌福尔斯的工作铺设自己的《南达体育》能量基地。如果你只有20多岁，相对于好的机会来说，每周少几个钱算不得什么。
　　在两年时间里，我和比尔利用晚上、周末和假日筹备《南达体育》。比尔没有拿到执照就开始干起法律事务来了，他把我们的公司文件都起草好了。
　　公司成立后，我们就开始叫卖《南达体育》的股份了，大部分是以每股100美元销售的。一开始，事情可真难，我们没有详细的创办计划，有的只是一个远景规划，以及高涨的热情。
　　我们的确有一份营业计划，但写得太差，大部分只是一些猜想和赌咒发誓的话，它预测出版两年内将有利润产生。我们猜想需要5万美元做启动费用，并用来支付头两年的亏损。
　　比尔当股份销售员比我强。我可以打开门热情洋溢地大谈远景规划。但是，在达成交易和收取订单方面我却有麻烦，比尔销售的股份比我的多出两倍。
　　在具体的小账单上，我可不是好的销售员。我在演技方面远远超出推销术。因此，销售5美元的东西我有麻烦，但在销售数百万美元的东西上却有一套。
　　我为美联社写的体育报道为《南达体育》的传播起了一些作用。无论去哪里采写报道，我都会谈到此事，从衣帽间到酒吧间无处不谈。
　　向我们投资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拿他们的腺体打赌——为了体育情操，或者是为了对体育的热情。他们喜欢我们出的这个主意，希望能够办下去，但是，没有谁果真指望因此变成富人，除了我和比尔之外。
　　大部分投资人拿出100美元的“赌注”，最大的“赌注”下到了700美元，平均为200美元。
　　到1952年夏末，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宣布1952年11月21日为创始日，足球赛季就快要过去了，而篮球赛季却刚刚开始。篮球在南达科他州是最大的观赏体育活动。许多高中都没有足够大的场地开展真正由11人组成的足球比赛。在很多城市里，6人球队或者8人球队替代了11人球队。
　　因为开张的资金极少，用于推广工作的钱更少。我们的大部分现金储备都派上了用途——主要用来支付印刷费，寄报纸的邮资和房租，只有一间的办公室设在西乌福尔斯的希得白酒店后面。
　　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大部分都存下来了。两个人每月各取100美元，只够支付吃饭和喝杜松子酒的钱。我和比尔两个人都爱喝马爹利酒。我们晚餐常常只吃一块汉堡或通心粉加奶酪，因此，可以在餐前喝上一杯马爹利酒。马爹利酒对梦想者有益，假如只喝一到两成的话。
　　《南达体育》的政策之一是我和比尔共同立下的一个誓言，在我们以后的生活中，大家每天至少要喝一杯马爹利酒。我一天都没有错过，尽管到了60几岁以后，我已经从杜松子酒换成了伏特加。
　　在这方面，我学得很慢。伏特加是一种差不多毫无味道的东西，因此，好酒和坏酒难以区别。好的杜松子酒尝起来像是汽油和葱汁的混合物，人们慢慢就习惯它了。差的杜松子酒品尝起来味道更差，让人头疼，还有隔夜醉。
　　我和比尔喝杜松子酒时揣摩出来的一个点子是，要想个办法免费宣传《南达体育》。关键是这个州的体育记者和实况转播员，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我们要追求的那批读者。
　　在美联社当体育记者的时候，我已经跟那些人混熟了。因此我把他们每个人都列为《南达体育》的专栏编辑。他们也乐得如此，没有报酬，但是，他们的名字都列在这份新创立的州际体育报的版权页上。第一期出来以后，他们给我们大大吹嘘了一通，而且还做了很多无线电宣传，还就特色报道和故事帮着出了些主意。
　　南达科他州的大部分日报出版人都不反对他们的体育编辑帮助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根本都不可能办成，因此，他们也不用担心有可能会出现竞争者。
　　让敌人放下武器
　　我帮着说服那些出版人，让他们明白我们并不是竞争者，因为我们出版的东西只不过是他们拥有的体育迷“事后才翻翻”的东西。
　　30年后，推出《今日美国》的时候，我想利用同样的“事后才翻翻”说辞让全国的报纸出版人放下武器。但是，他们大都是些老于世故的人，从一开始就盯上了我们。
　　《南达体育》开张的时候，全体人马就只有三位全职员工和一位业余的志愿工作者——比尔和一位秘书、我妻子洛莱塔和我本人。
　　我的头衔如下所示：
　　1. ▽老板、编辑和出版人。
　　2. ▽惟一的新闻采访人、记者和摄影师。
　　3. ▽头号叫卖者、广告部经理。
　　每一篇报道和每一个头版新闻都由我来写，一般是12页到16页的小报。尽管如此，我还是有最后交稿日期的。后来，我惟一没有在最后日期完成的一件事情发生在银行。
　　我们在《南达体育》周刊上登载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偷来的，之后根据全州的日报进行改写。但是，我还制造了很多民意调查和有读者参与的特色文章。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竞赛，从全州最漂亮的啦啦队长到最好的送水员。
　　我们用桃色的新闻纸印刷《南达体育》。我们是从《明尼苏达论坛》和《德莫安登记簿》偷来这个点子的，那两份报纸都有桃色的周末体育消息版。
　　我们甚至把他们的推广口号也偷来了——“伸手摘桃子。”直到今天，我一直都毫不犹豫地从别的出版物那里偷窃好点子，之后稍加改变后为我所用。大部分所谓的新点子实际上并不新。一般来说，它们只是一些旧点子改为新用途罢了。
　　我们第一期的头版是一篇报道，还配有跨版照片，讲述的是全南达科他州高中足球联赛的第一支球队，还有第二支球队、第三支球队以及一些荣誉提名等。
　　有几十个运动员的名字登上了我们的报纸，一夜之间成为英雄人物，他们的名字以前只在家乡的周刊上登过。我们把他们列在全南达科他州的旗帜之下，捧为全州明星，目的是要推广我们的报纸。
　　第一期我们印了7000份，结果脱销。
　　布罗考的《圣经》
　　NBC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当时是一位重达135磅的四分卫球员，是南达科他州只有2,217人的皮克斯顿小镇上的6人足球队队员。
　　“《南达体育》成为我们的《圣经》”，布罗考后来回忆说。他还想起自己如何利用那份报纸让班上的一位同学感到难堪，那个同学在皮克斯顿小镇上也是一位名人，是他的死对头。
　　“回想那个时候，乔治·霍尔比我的名声大啊。他在女孩子们那边也很吃香。我决定胜他一回，因此就传播谣言，说他将出现在下期的《南达体育》全州队名单里。
　　“乔治和他的崇拜者都等在邮局门口，盼望着早点拿到那一期的《南达体育》周刊。报纸来了，结果他的名字不在上面。他们都难受极了。我也在那一群人里等着，很开心地看着他们的样子。”
　　很明显，作为南达科他州的另一位可爱的婊子养的，布罗考远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开始茁壮成长了。
　　我们还搞了好几次宣传活动，尽管并没有增大发行量，也没有得到多少广告，但至少还是很好玩的。
　　两次最大的发行比赛奖励的物品如下：
　　1、两名读者将有机会出席1953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费用全包，那次比赛是由我心爱的扬基队胜了当时的布鲁克林道奇队，4场赢两场。
　　2、一名读者将有机会出席1954年的玫瑰碗赛（我们的费用削减政策已经启动），密歇根州队赢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队，28比20。
　　竞赛设计用来刺激发行。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自己得亲自去看看两次最重要的体育赛事。
　　两次都没有办法提前订票。因此我了解到一些关于黄牛的事情。
　　在曼哈顿的准将旅馆，我花15美元一张从一名黄牛那里拿到3张左外野的座位。之后我发现另一名黄牛愿意以同样的价格销售3张包厢票。当我想把头三张票卖掉的时候，一名大个子便衣警察看见我是个外行，因此抓住我了。“你要么按票面价值把票卖给我，要么以倒票罪送你进牢房，”他威胁我。我损失掉了24美元、欢迎来到纽约。
　　后来我得知，快到体育馆的比赛开始时间，黄牛愿意以接近票面的价格销售掉手中的球票。
　　后来，再去看任何重大球赛时，我再也不用犹豫球票的事情了。我就等在外面，直到比赛已经开始，此时，我可以用不到票面价格的价格买到球票，这样的时候，黄牛们已经开始发慌了。
　　像这一类的促销竞赛都是很好玩的，而且会让人注意我们。我们还能指望别的什么呢？利润，应该是吧。
　　到了第一年底，《南达体育》已经每周发行量达到12,000份。我们的目标原来只有10,000份。
　　每周两版广告，我们的目标是五版。
　　亏损40,000美元，我们的预计只有25,000美元。
　　三个目标只实现了两个，这可算不得好成绩。我们只有一年的经验，但已经债台高筑了。
　　事实上，我们的发行成功就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什么好事。《南达体育》每份10美分。这个价格无法抵偿生产和发行成本。跟大部分报纸一样，我们预计广告会支付大部分账单的，并且能够让我们有所赢利。但是，我们的广告失败了。而且因为我们的发行量在不断增长，我们销售的报纸越是多，亏损的钱就越多。
　　这份报纸开办22个月之后，我们的时间和钱都玩完了。1954年9月24日，我们出版了最后一期。
　　波特的法律学位又起了作用。一开始我们一分钱律师费不花就成立了公司，现在，我们的破产清算又以同样方法进行了。
　　股票：无用的墙纸
　　我们开门纳客，销售办公桌、打字机和其他一些办公设备，当时我做了最好准备。我预感会有愤怒的股东进来骂我们是强盗或流氓。
　　结果发生了相反的事情。有好几名股东路过，有些实际上还购买了一些设备，哪怕他们作为股东已经拥有其中的股份。大家因为一路走了这么远而十分大方和充满感激之情。没有人陪大钱，他们觉得我们的风险企业干得值。
　　把所有的资产销售掉以后，我们的债权人每1个美元得到的补偿不足35美分。
　　《南达体育》股票一文不值。我也分到了足够多的股票，因此后来在我的书房里贴满了一墙的股票证，以提醒自己经历过的惨败。
　　我总是喜欢把失败的记录保留在身边。但是，那都是些有意义的纪念品，说明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它们提醒我们注意到下一次失败可能近在眼前，因此应该格外小心。
　　清仓减价大拍卖的那天晚上，等我们最后一次走出《南达体育》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和比尔像平常一样去喝马爹利酒，喝第一杯的时候两人都还没事，到第二杯、第三杯和第四杯的时候，眼泪还是止不住掉下来。
　　从那以后，谈起那次失败，我总是开怀大笑，觉得自己能够以那样的方式结束真是运气好。
　　如果那次成功了，我一辈子的生活可能就以那样的方式结束：杜松子酒、拉米牌，还有去苏族瀑布那边的明尼哈哈乡村俱乐部打几回高尔夫球，仅此而已。
　　相反，我一下子就离家出走了。
　　我的背上有只猴子。但是，我当时还很年轻，因此我发誓，要跑就跑得远远的，把背上的猴子甩掉，结果还真甩掉了。
　　有话直说：小失败导致大成功。
　　二、自我提升
　　那次失败（《南达体育》）锁定了纽哈斯的未来。他开始更多地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涉及商业的编辑和出版人，而较少地把自己看做一个记者。他也学会了如何两面下注。
　　──《人民》杂志
　　1987年9月28日
　　失败阻止不了我们追求成功的脚步。你应对失败的态度决定了后来的一切。
　　我有两个选择：
　　一是在南达科他州混日子，感叹自己的伤痛，让周围的人同情我。
　　二是振作起来，拍掉身上的灰尘，重新开始新的事业。
　　我不想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我想飞黄腾达，因此我就离家出走了，当时30岁。
　　我的目的地：佛罗里达，一个充满机会的州。我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发达的机会，也能在那里的阳光下找到人生乐趣。
　　《迈阿密论坛报》在南方是最好的大报之一，我的直接目标就是去那份报纸找份工作。
　　这是相当大的一个跳跃，《南达体育》在南达科他州以外无人知晓，在其每周一次的发行最高峰也只有18,000份。而《迈阿密论坛报》的发行量为每天20万份，星期天达到近30万份。
　　我对《迈阿密论坛报》新闻编辑室的几位老板进行了一番研究。执行编辑乔治·毕勃曾在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工作过，他妻子海伦是蒙大拿人。我猜想，有了这么一个背景，他至少知道南达科他州在什么地方吧，他也许能够帮助我。
　　我写给毕勃的求职信比我写过的任何一次新闻采访更好。
　　我并不想掩瞒自己在《南达体育》上的经历。我写信对毕勃说，我也许是他雇用一名“自认倒霉”的家伙的第一个机会。
　　之后我把《南达体育》的一些样张寄给他，还有南达科他州州长西格德·安德森的一封推荐信。州长是一位狂热的体育迷，他在信中大肆吹嘘，说《南达体育》在这个州曾是多大的体育界盛事，他认为财务上的失败只是常见的现象之一。
　　毕勃咬钩了。他打来电话，提供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工作地点未详，周薪90美元。
　　哪怕已经破产而且失去了工作，我还是找了一些口实。“这对我和家人来说都是很大的一步。”我说，“我想先过去看看。”
　　毕勃解释说，他们没有为面试支付费用的政策，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他的抽屉里塞满了北方佬记者寄去的求职申请，大家都想去迈阿密工作。
　　我决定自己花钱去一趟。从妻子的兄弟那儿借了200美元，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了那边。
　　强装镇定，哪怕实际并非如此
　　走进《迈阿密论坛报》的新闻采编室，我被吓坏了，但强作镇定，不露声色，办公室里都是新闻工作人员，200多号人马。
　　我极想要一份工作，但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毕勃手头上有太多的申请者，根本没有时间一一考虑。但是，他还是努力让我接受那份工作。
　　这就给了我相当好的施展机会。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为任何一项决定担心过，无论重大决定的还是一般性的。装出镇定的模样，而且控制好自己的表情，这是最为关键的，哪怕实际上你并非如此。
　　当天晚上，我去城里看了看。迈阿密市和迈阿密海滩的夜生活让我想起二战时在巴黎和马尼拉的情景。第二天，我回头接受了工作。我们达成协议，我将于10天后，即12月30日开始报道上班。
　　我搭火车回到南达科他州，又从妻子的弟弟那里借了300美元，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在租来的一辆U形拖车上，直奔新的冒险地。洛莱塔当时已经有了6个月的身孕，两个星期后，才和1岁大的丹乘飞机到达。
　　在《迈阿密论坛报》工作一个月之后，我知道这里的工作简直就是小儿科。理由如下：
　　1、在《南达体育》，我总是在最后日期来临前赶写和编辑30到40篇文章。
　　2、在《迈阿密论坛报》，大部分记者一天才写1到2篇报道。他们有时候好几天才写完1篇报道。
　　我保持着自己在《南达体育》时的工作节奏。我在电话里接到前线记者发来的报道，进行编写，10分钟或15分钟后就完事了，然后准备接更多的电话。
　　遵循老方式的和工作时间比较长的记者都不喜欢我的工作节奏，他们在背后称我是“乡下佬”。
　　但不久之后，市内新闻执行编辑将我也扔到街头去当真正的前线记者，那是我在迈阿密得到的第一次提升。
　　几个月内，因为运气，也因为坚持不懈，我在警方丑闻、宗教界的直销诈骗等方面挖到了头版独家新闻，还有一则报道使一位有智障的流浪汉得到释放，他因为一项被人鼓吹出来的谋杀而被起诉并被关押在监狱里。
　　我工作很努力，但也找空闲娱乐。两者结合起来使我得到第一次去海外进行大型报道的机会。我接到任务，陪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去拉丁美洲进行“阿米哥行动”之旅，为《迈阿密论坛报》及其姐妹机构《芝加哥每日电讯》报道。
　　别扎在人堆里
　　我编写了很多一般性的报道，就跟白宫新闻团的那些记者一样，但到了里约热内卢，事情就不一样了，第一天晚上是一个狂欢之夜。
　　第二天，新闻记者乘坐的飞机离开里约热内卢前往圣保罗，准备在那边与总统汇合，但我却没有上飞机。我准备在白天前往柯帕卡巴纳海滩放松一下，思考一些问题，做些计划，做些筹划，顺便看看那里的姑娘们。
　　我在太阳底下晒日光浴，听到一些激烈的谈话，还看到很多人围着一台收音机。
　　“美国人！美国人！”
　　一位美国游客翻译了一个报道的片断：在里约热内卢机场附近的空中，一架巴西客机与一架DC-6军用运输机发生碰撞。
　　军用飞机上一共有19名美国海军官兵，全部遇难。他们原来是计划当天晚上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巴西总统朱塞利诺·库比谢克进行表演的。
　　我赶往出事地点，采访了见证人，并打电话给《迈阿密论坛报》，口述了我对目击者的采访，拿出了戏剧性的第一人非主流报道。
　　完事之后，老板毕勃打电话过来。
　　“不错，”他说。“顺便问一句，你今天为何没有跟其他记者一起去圣保罗与总统在一起？”
　　“乔治啊，我有一种感觉，好像今天最大的新闻会在里约热内卢发生。”我一语双关。
　　毕勃大笑。他是个有理解能力的老板，对结果的关心比对规则的关心更大。
　　毕勃又让我经历了一次更大的考验──去该报驻华盛顿的办公室工作3个月。
　　然后他给了我这个选择：
　　“要么等艾德·拉赫退休后荣升为华盛顿办公室的主任，要么来这里负责市内报道。你考虑一下，让我知道你更喜欢哪一个。”
　　对于南达科他州来的一个小子来说，这算很不错的选择了，3年前他曾输得肚皮朝天，一塌糊涂。
　　提升通往什么地方
　　为《迈阿密论坛报》这样的报纸或者像骑士报业集团这样的机构管理华盛顿地区分部，这是相当令人兴奋的消息，意味着地位，对于一名记者来说意味着很多钱。但是，我的研究显示，大部分分部主任都会把这种工作当做终身岗位。他们虽然挤进华盛顿的主流社会，但离报纸的核心层却很远。
　　每次遇到提升机会，我都会提前考虑那样的一份工作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有些人认为提升是抵达的措施，我却把提升看做是到达下一个更重要的工作的起点。
　　市场编辑的工作会使我成为当地新闻组的四分卫，处在决定新闻采编室重大决策的核心位置，经常要与顶层的老板们接触。
　　这在通往顶层管理层的梯子上可能是重大的一步，当然还有与之相关的财富。
　　我挑选了这么一份工作，因为它有长期的机会，但我想以自己的方式进入这份工作岗位。
　　“请先让我当几个月的副手。之后让我在商业新闻采编室、州际事务采编室、体育新闻采编室工作一段时间。这样的话，我才会明白各处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会发现谁在干活，谁没有干活。”
　　毕勃觉得这主意不错。我有3个月的时间这里干干，那里走走。一些人向我倒苦水，也对我说他们的理想。他们不能肯定我最后会到哪里去，但是，他们感觉是在和一位同事而不是上司谈话。
　　之后我告诉毕勃，说自己准备妥当了。他告诉市内新闻执行编辑麦林·泰斯特说，第二天将有人来接替他，但没有透露接替者的身份。
　　当天晚上下班后，泰斯特邀请他在市内新闻组的同事和朋友们喝酒，大家都对他抱以同情，并且猜测到底谁会是接替者。我跟他们一块儿喝酒，但没有说什么话。
　　第二天，毕勃宣布消息，人人都猜我一直都是个婊子养的卑鄙者，当了3个月的间谍。
　　我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介乎两者之间的婊子养的。但是，要是没有那段经历，我可能也不会成为一名更好的市内新闻编辑。最后，员工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迈阿密论坛报》来说，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目的是为读者做得更好。
　　让明星围绕在自己周围
　　在飘泊不定的那些日子里，对我经常可以讲实话的一个人是拉雷报业家族的德里克·丹尼尔斯。他在《迈阿密论坛报》的新闻组工作，编辑文稿，也撰写头版新闻。
　　“这里有一些高水平的作者，但市内新闻采编室却相当糟糕。”他对我说。他还告诉我可以怎样调整过来。
　　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他为市内新闻组的高级助手。他让我在那边看上去不错，后来我又提升他为《底特律自由新闻》的市内新闻编辑。
　　我在大学里从来都没有学过管理。我有几本教科书，讲如何攀升权力阶梯，都是霍拉西奥·阿尔格的故事。但是我明白，光是卖力工作还不行，越是能够让自己周围有很多一流的助手，我越是看上去能力非凡。
　　要想往上爬，寻找和培养好的助手是相当重要的。你不可能凡事自己来，如果你想这么做，就会拘泥于小事，结果限制了自己爬升的机会。
　　我总是想让自己的身边围满这样一些人：
　　一是极聪明，知道如何把事情办好。
　　二是很忠诚，按我的意思办事，让我看上去不错。
　　三是当我准备往上爬的时候，能够接替我的工作。
　　这总是让我能够从下往上挤，也可以带着人往上爬。
　　我还相信，打不过就应该加入其中。如果可能，让他们加入你这一边。这样一来，机会很快就自动朝你这边靠。
　　我们得知，与我们竞争、但规模较小的《迈阿密消息报》的市内编辑约翰·麦克莫兰在那边干得很不开心。事实是，麦克米兰在哪里都干得不开心，他无法跟别人沟通，无论是下属、上司还是公众。
　　但是，他在新闻方面有无可比拟的本能。在当地报道中，他经常打败我们这边。我告诉毕勃，我为麦克米兰找好了位置。
　　“把我提升为市内新闻的执行编辑。我们就可以聘请麦克当市内编辑了。他会处理新闻。我来处理人事和主意方面的事情。”
　　我“放弃”自己的工作，让一个对手来干，这使采编组的很多人深感震惊。他们没有意识到，我只是把市内新闻执行编辑当做一个填充位。我已经把眼睛盯住下一次提升了。
　　毕勃的二号人物是夜班助理执行编辑比尔·汤恩斯，是个不错的人，有很好的报道点子。但作为经理人员不行，毕勃与汤恩斯的摩擦已经是明显可见的了。
　　当了几个月的市内新闻执行编辑后，我计划在毕勃那里埋种子：“乔治啊，你看，我们市内新闻部已经治理得相当不错了。这个地方并不需要我和麦克米兰同时在场。如果你提升我当助理执行编辑，麦克就能很好地管理市内新闻部，而我也可以帮你管理所有新闻采编工作了。”
　　等汤恩斯发现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去巴尔的摩另找了一份工作。等办公室的那些饶舌者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后，他们把我的诨号改成了“黑骑士”。
　　师出多门
　　毕勃提升我当了助理执行编辑，自己就去忙社会事务了。他更喜欢社会事务，而不太喜欢新闻头条方面的压力。我很喜欢压力，也喜欢这样一个事实：奈特组织的三个顶层人物已经开始密切注意我了。
　　这三个人物是：
　　一是杰克·奈特，当时64岁。
　　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阿克龙灯塔报》，并把它变成了一个报业链，当时包括《迈阿密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底特律自由新闻》和《夏洛特观察家报》。
　　每年冬季他都要到迈阿密来过冬，每天早早就来到市内新闻部。他说起话来跟狂风暴雨一样，喜欢赌博、赛马、冒险、搞笑，有很强的新闻本能，对底线有敏锐的感觉，是我所了解的最佳报人，跟我一样的人，举止自如，很可爱。
　　二是吉姆·奈特，当时49岁。
　　他是一个搞钱的人。总是准备跟新闻部的人干仗，因为他觉得那些人并不了解每一个美元的价值。在一个经济不景气时期，他拿出了一份对新闻部的5%削减计划，并预计我会提出反对意见。
　　我却没有反对。“吉姆啊，没问题的。”我说，“我们会写得更紧凑一些，跟现在一样会有同样多的新闻的。”从那以后，吉姆对我另眼相看。他提升我参加全报范围的委员会，并让我参加管理会议，这样就在新闻采编部以外为我打开了一道大门。但他不是我一类的人，太严肃，太严格。
　　三是李·希尔斯，当时52岁。
　　他的主要工作是《底特律自由新闻》的执行编辑，实际上是驻报出版人，尽管杰克·奈特的名号是出版人。但是，希尔斯还在迈阿密拥有执行编辑的名号，并且是毕勃的保护伞。
　　他是北达科他州本地人，极聪明，是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了不起的筹划者，很有雄心，但其能力和成就使其计划不太可靠。
　　所有三个人都成为我的师长。他们提供了多重管理风格和哲学。他们当时都处在人生的壮年，把自己学到的一切都投入实践。我当时才只30出头，是学习的时候，而且我也学得极快。
　　有话直说：帮助老板，让他帮助你提升到下一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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