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弹，或者说很多炸弹，虽然不是核弹，但威力足够造成巨大损失的炸弹，在靠近卢浮宫的第一区爆炸了。整个区域、迷宫一样的街道还有胡同都被夷为了平地。将近一千人几乎是立即丧命，或者说在几秒钟之内丧命。整个巴黎都能听到或是感觉到接连不断的爆炸。
　　卢浮宫只受了轻微的损伤，但马伦戈、劳拉杜瓦勒和拜勒尔三大街区几乎完全被夷为平地。还有附近的一座桥——一座横跨塞纳河的小桥。
　　一座桥。又是一座桥。不过，这次是在巴黎。
　　没有来自“野狼”的任何解释。他没有宣称这一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是他所为，但也没有否认。
　　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不是吗？他以为他就是上帝。
　　华盛顿政府和国家媒体行业里有一些目空一切的人，他们自信能够精确地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知道，或是自认为他们知道发生在过去的事。我怀疑在巴黎、伦敦、特拉维夫以及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人：这些聪明的、也许是出于好意的人会说：“不会发生这种事，”或是“真实世界里会是这样的”。就好像他们真的知道一样，其实不然。没人知道。
　　现在什么都有可能。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早晚都会发生。看来，人类并不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而是变得越来越疯狂了。至少是变得更危险了，而且还是令我们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无法容忍的危险。
　　也许这正是我从巴黎回国时的心情。毕竟那里发生了这么糟糕可怕的悲剧。“野狼”赢了，如果他所做的一切能被称作赢的话，毕竟我们还没有与他真正地交过一次手。
　　一个疯狂的俄罗斯混蛋用恐怖主义的手段袭击了我们。他比我们更出色——更有组织性、更狡猾，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会更加残酷无情。我甚至想不起来我们上次打败“野狼”和他的手下是什么时候。他比以前更加聪明了。我只能祈祷这一切都结束了。可能吗？还是这只是另一次风暴来临前的平静？我连想都不敢去想这种可能性。
　　我是在星期四的下午三点前到家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奶奶一直呆在第5大街。我一到家就坚持要亲自下厨做晚饭，而且不容他们拒绝。我需要这个：做一顿丰盛的晚餐，跟奶奶和孩子们聊聊我们想聊的话题，跟大家拥抱一下。不再去想发生在巴黎的事，不再去想“野狼”，不再去想工作上的事。
　　所以我做了一顿法式大餐，而且在做饭过程中一直跟达蒙、詹妮说着法语。詹妮在餐桌上摆上了奶奶的银器和餐巾布，还铺上了一张我们只在特殊场合才会动用的蕾丝桌布。那饭菜呢？Langoustines roties brunoises de papaya poivirons et signons doux——木瓜、辣椒和洋葱烧大虾。主菜我做了红酒炖鸡。晚餐时，我们还喝了几小杯红酒和清口的蜜内瓦香槟。这顿饭大家都吃得很尽兴。
　　不过说到甜点——还是核桃仁巧克力饼和冰激凌。毕竟，我已经回到美国了。
　　我回家了，谢天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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