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我终于回到了“巴黎驿站”酒店。早上六点半，我就起来了。正义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或者说，荒谬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但“野狼”不想让我们歇着。他想让我们紧张，让我们恐惧，让我们出错。
　　我步行去了巴黎警察局，心里一直想着幕后的那个变态。他怎么会变成这样？“野狼”应该是一名前克格勃特工，后来他来到了美国，并在“赤手党”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
　　量。他在英国和法国都呆过一段时间。他很聪明，所以我们至今仍然搞不清楚他的身份，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而且我们也没有他的完整记录。
　　他是个做大事的人。可为什么他会和伊斯兰恐怖组织结成同盟？除非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基地”组织的活动？真有这种可能性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会吓死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太荒谬了，简直无法想象。不过，近来世界上发生的荒谬事好像并不少见。
　　我的眼角——一亮！
　　我突然意识到一辆银灰色的摩托车正朝着走在人行道上的我冲过来！我的心里一紧，然后跳到了街上。我张开双臂，使自己平衡地迅速移动，左或右，这全看摩托车的行进路线了。
　　但我也注意到，周围似乎没有行人注意到我的怪异行为。我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我记得埃蒂安说过，大型摩托车在巴黎很流行，而且那些骑手的动作就像是在骑小自行车或小摩托，有时他们还会为了避开红绿灯而开上人行道。
　　那个身着蓝色夹克和褐色休闲裤的骑手俨然就是个巴黎的生意人，根本不是什么杀手。他连头也不点的开了过去。我真是神经过敏了，不是吗？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压力下，谁能不神经过敏？
　　上午八点四十五分，我走进一间屋子，里面坐满了重要的法国警察和陆军官员。这是位于博沃酒店内的法国内政部。
　　我们距离最终的期限只有33个小时了。那个房间里混合了看似昂贵的十八世纪家具和确实昂贵的现代技术。在鲜明的对比下，墙上的监视器上显示出了伦敦、巴黎、华盛顿和特拉维夫的图像。多数街道都已空无一人。全副武装的士兵和警察随处可见。
　　我们在打仗，我自忖着，跟一个疯子打仗。
　　他们告诉我，我可以用英语向大家讲话，但最好能说得慢一点，发音清晰一点。我猜他们是怕我会用这屋子里没人听得懂的街头俗语说话。
　　“我是亚历克斯。克罗斯博士。我是犯罪心理学家，”我这样开始道，“在到联邦调查局当特工前，我是华盛顿警察局重案组的一名侦探。不到一年前，我接手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了‘赤手党’。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跟一个绰号为‘野狼’的前克格勃特工打过交道。今天上午我的主题就是这个‘野狼’。”
　　我都能闭着眼讲完剩下的话。在随后的20分钟里，我向在座的各位介绍了那个俄罗斯人。等我说完后，他们开始提问，但很显然，虽然法国人愿意听我所说的话，但他们顽固地认为伊斯兰恐怖分子才是这次同时威胁四个目标城市的原凶。“野狼”要么是“基地”组织的一个成员，要么就是他们的同伙。
　　我努力放开自己的思维，但是，如果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那我的脑袋早就炸了。我决不接受这种观点。“野狼”是“赤手党”。
　　大概中午十一点的时候，我回到了自己的小办公室，发现他们又给我派来了一个新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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