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高喊：不、不、绝不。维也纳以这种方式再生只能是一场梦，一个不祥的梦，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一部成功的好莱坞恐怖片，无论如何不是现实，也根本不会在未来成为现实。这一切都会证实是像前几次在选举过程中常见的那种完全错误的预测，是失真的幻象，是过快的速度激发的热梦，全球化在以这种过快的速度向前飞奔，使人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冷静的思考。
　　正是这种速度，“创造性破坏进程的加速度，是今天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新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勒特韦克分析道，他为此创造了“涡轮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这位出生在罗马尼亚、同时也是知名的军事战略家和历史学家的学者说，“这场变革的可怕的速度”将给“大部分居民造成精神创伤”。
　　这位在美国亲共和党人的勒特韦克，直言不讳地攻击他的同志，因为他们像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一样，在自己的演说中发誓要“重视家庭”，但是却推行相反的政策：重视家庭和共同体的稳定的人，不能同时又主张取消对经济的调控和实行经济全球化，因为这些做法是工艺技术快速变化的开路先锋。美国家庭的解体，将会在世界许多地方看到的有意义的共同体的瓦解，以及在例如墨西哥等一些国家中出现的动乱，就是这些做法的破坏力所造成的结果。
　　勒特韦克把美国取消对空中交通的控制称作“涡轮资本主义的后果的一个在此期间已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此举虽然实现了低票价，但是同时也导致了大量解雇员工和出现一些“混乱的和不稳定的航空公司”。这种发展趋势“也许会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有趣的对象：它导致了多少起离婚并由此造成了多少问题儿童，它给在这些航线上工作的雇员家庭带来了多少经济上的烦恼？”
　　这种可怕的速度的另一个同样严重的后果是：商品供应在国际竞争中变化得如此之快，以致于连30岁的人都不了解只比他们小几岁的青少年的消费情况。电子娱乐和电子计算机令人难以理解。千百万雇员在其职业生涯中不得不多次彻底改行，谁想取得成功，谁就必须表现出“灵活性”并且经常变换居住地点。“这简直是胡闹”，在维也纳的黑伦街这个卡尔·马克思曾在1848年革命年代作过反对剥削的鼓动演说的地方，罗伯特·温宁格说，“从前每天修理一处管道破裂就够了，今天至少要修理八处。甚至在建筑业中现在也不得不只用极少的人去完成相当于从前正常工作量几倍的工作。”
　　在这样的发展速度中，必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落伍，他们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不断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毕生提供最高效率的劳务。甚至关于人生规划或企业目标一类的重大决定也常常是在有害的忙碌中作出的，政治家们总是在等待着“即时反应”。党派偏好在填写选票室里还有可能改变，甚至使最及时的预测落空。偶然的情绪和印象以这种方式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的基础。温宁格曾干过25年水暖工，后来失了业，现在在保安公司第4大队当门房。过去他一直投社会民主党的票，但是从1994年起，“当然要选约尔格·海德尔。我们必须让他试试”。
　　维也纳的国民经济学家和组织顾问埃伦弗里德·纳特尔说，出于正当防卫，“在这样的时期我对某些无效率甚至磨洋工现象产生了同情”。谨慎的西奥地利思想家弗兰茨·克布劝人们怠工，并宣传个人的“拖延时间”，而这种被认为已如此过时的“怠工”，在这个单一的世界上现在突然成了全球性的“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全球化导致结构变化加速，越来越多的人对此难以承受”，现在甚至连季尔·内克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此人长期担任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他一直自豪地宣称，“我决定性地参与发起了关于（德国的）生产基地问题的讨论”。现在这位一向如此自信的工业界领袖认为，“关于全球化后果的严肃的讨论早就被延误了”。现在的势头显然令所有的人——绝不仅仅是普通的选民，而且也包括那些被认为根本不可能受到伤害的全球大腕儿，都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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