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洲为什么偏要自杀？难道你们就认识不到，你们最终不得不适应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全球的变化吗？”华盛顿的企业顾问格伦·唐宁确信不疑地对一位来自看来正在自取灭亡的大陆的朋友大声喊出了这些话。唐宁自童年时代起就是保守派，此时他正热衷于向西伯利亚的原油投资。他的女儿艾利森，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法学家，算得上是某个共和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雄心勃勃的工作班子的成员。在前一天即1995年9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她在教堂按宗教仪式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她的爸爸唐宁现在心情极好。“终于又采取行动了”，他高兴地说，他说这话指的是由激进的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领袖纽特·金里奇预告的新“美国革命”，自罗纳德·里根以来美国右派的最大希望。
　　唐宁认为，应当最终停止谈论关于工资下降的废话，民主党人必须对这一切负责，“这方面的统计数字根本就是伪造的，而且通货膨胀计算得不准确”。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正在使自己“丢丑”，他们说什么“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衰落乃至瓦解”，或者说什么，即使在白人中产阶级看来，夫妻二人现在也必须拼命工作，才能近似地达到以往那种曾令全世界都羡慕不已的生活水准，而在70年代这种生活水准还是理所当然的。那时男人们都有一份薪酬丰厚的稳定的工作，他们的妻子住在郊外的私人住宅里独守空房，有的有孩子，有的没有孩子。绝大多数妇女出去工作至多是出于无聊，而绝非是因为有此必要。
　　唐宁一家现在的生活还是如此，他们住在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置身于繁荣的费尔法克斯县的树林之中，这里靠近杜勒斯机场，而且离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也不远。“您在这里四处看看”，这位企业顾问自信地站在自家新建的平台上说，这个平台是他为庆祝这次家庭节日而亲自动手及时赶建的，用色彩鲜艳的地砖铺就，深红色的是五大洲，浅红色的是海洋，正好构成整个世界，非常平整。
　　艾利森的婚礼过后不到一年，即1996年夏天，事实便证明了这位投资者多么严重地失去了现实感。健全的白人中产阶级已不复存在。虽然唐宁30岁的女儿充满爱心地力求理解年近60的老父亲。但此时她当着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附近一个有人守卫的郊区长大的丈夫贾斯廷·福克斯的面宣布：“他那一代人对社会变化的理解已不那么准确了。”“照我们父母的生活方式生活我们根本负担不起。爸爸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已买了房子，今天像那样的一套房子售价约40万美元，我们根本买不起。”
　　贾斯廷·福克斯毕竟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他成了兴旺发达的经济学杂志《幸福》的“撰稿人兼记者”，这对年轻夫妇现在住在曼哈顿。艾利森放弃了她在首都的工作，现任一位纽约州议会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事务主管，月薪假区区1100美元。贾廷斯的工资单表明，他每两周的净工资也只有1157美元。而他们在第39街上的那套舒适但面积极小的公寓房，仅月租金就达1425美元，差不多占他们总收入的一半，电费和电话费还未算在内。贾廷斯·福克斯的年毛工资总计为45000美元。“这根本不够用”，艾利森说，而尽管如此她并未感到不满。“你看看那些比我们更年轻，22岁或23岁刚刚大学毕业的人。他们常常只能找到在餐馆里当招待的工作，或者只能骑着自行车去送信送报。”艾利森的丈夫以新闻般简洁的语言评论道：“中产阶级正在缩小并消失。”
　　出于对自己前途的担忧，90年代残余的美国中产者把他们不多的积蓄投入股票，唐宁和福克斯除买其他股票外，还投资于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他们对这种软饮料商标中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字样暗自感到高兴。在历时16天的亚特兰大世纪大赛期间，华尔街上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价上升了4．2％。
　　2000万个美国家庭已经在股票轮盘赌中下注，他们至少投资于6000多家投机性基金中的一家，这些投机性基金能在全世界范围调动总计6万亿美元兴风作浪。
　　20年前美国还有75％的私人积蓄是被存入储蓄存折或投入定息债券——就像今天人们在欧洲仍习以为常的那样，而90年代比例却颠倒过来了：四分之三的积蓄用来在交易所搞投机。因此，首先正是积蓄者们赋予投资信托基金公司的经理们以权力，到处迫使人们降低工资和削减工作岗位，这常常也发生在那些迄今一直向这些小股民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中。
　　尽管如此，对每一个个人来说，“搞股票投机是理性的一种常规”，福克斯的一位同行1995年10月在其发表在商品味的美国杂志《哈泼斯》上的一篇杂文中坦率地写道。在开始实行里根主义经济政策15年后，芝加哥的特德·菲什曼的这篇文章比无数的数据排列或分析都更充分地显示了这个政治上占优势的、人数不多并且几乎无例外地是白种人的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和精神状态。
　　“尽管我是一个37岁的白人男子，在常春藤联合会的名牌大学受过教育（名牌大学毕业生），因此根据一切统计，我都享有人们在美国社会中所能具有的几乎每一种优越条件”，菲什曼写道，“但我绝不能指望，当我达到退休年龄时有足够的钱来继续维持我目前的生活水准。为了积累我将来为使自己能够退休所需的那些钱款，我把股票市场视为唯一的途径。因此我同5100万其他美国人一样是一个股民。我每个月向4个不同的合股投资公司缴付股金，并在另外7个合股投资公司中投了钱，有时我对这些钱的分布进行‘调整’。”
　　然而与80年代不同，那时火爆的股票市场仍在“被某种里根时期的乐观主义推向高潮，因为已经赚到钱的人们能够再从中赚更多的钱，而今天的股票市场则被忧虑所笼罩”，这位芝加哥的杂文作者写道。
　　“我需要我能得到的一切朋友”，这句话70年代时还以黑色的粗体字印在加利福尼亚的高中生们喜欢穿的鲜艳的橙黄色T恤衫的背面。胸前则是鲜明的例子。《人国》中的卡通人物查利·布朗。这一时期的小伙子现在已成了家庭中操心的父亲，无忧无虑的笑声对他们来说多半已成了过去；至于朋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找到。因为受人赞美的美国竞争社会在吞噬自己的孩子，对于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这一代人的少得可怜的工资，甚至连那位小人国明星也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
　　现在每天都有千百万个家庭在一起发烧，即使道·琼斯平均指数只稍稍波动几个点。他们常常数小时之久地同他们的基金管理人和交易所经纪人讨论各种推断。几乎所有的股民都知道，只有少数人最终会赚大钱，而且常常是以那些投资于错误的股票或债券的朋友们的损失为代价的。因此查利·布朗变得非常孤独。
　　如果说像唐宁家、福克斯家和菲什曼家这样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已感到被逼入了困境，以致于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股票投机才能保证自己未来能过富裕的生活，那么所有那些不那么年轻、健康，没有特权，甚至还不是白皮肤的美国人又处于何种境况呢？
　　例如，据1996年2月初的《纽约时报》报道，在迄今仍在工作的1820万办公室工作人员中，有数百万人不得不预想到会在未来的几年中失去他们的工作，计算机同事将接管他们的职位。在报纸投递员清晨把这个可怕的消息投放在住宅前和办公室里的那一天，已持续了几个星期的纽约服务业工人，即电梯工、清洁工和普通家庭佣工的罢工正进入关键阶段。雇主联盟要求所有新雇员的起点工资必须降低40％。迄今为止薪酬一直相当优厚的门房每周工资应限于352美元。服务业工人工会不愿接受这些要求，它担心如果同意了这些要求，有经验的工人很快就会被解雇，被低工资的新工人所取代。于是联合起来的企业生们决定，在夜里招雇15000多名破坏罢工者，这些人顺从地对每小时9美元的工资感恩戴德。
　　在一向被视为“工会城市”并且已经多次大张旗鼓地驱逐过这样的“工贼”的纽约，这一次却没有听到公众的呼声——甚至当许多工人未能重返工作岗位和罢工以和解结束即起点工资降低20％的时候也还是如此。在此期间。许多美国公民亲身经历了被人用这样的论据来吓唬：流落街头的饥饿的人更好用。
　　毫无疑问，美国从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人人平等乃至团结互助的社会，这是事实吧？对整个中产阶级的进攻将成为给一场大火添加的爆炸性的新燃料，这场大火本来就已经蔓延到了这个居世界领导地位的社会的许多部分。无法消除的种族对立、众所周知的毒品问题、同样出名的刑事犯罪数量。从前受赞誉的中学的衰败，在这些中学里工作的教师的工资在德国甚至连雇一名家庭文仆都不够。没落看来是无止境的，因此留在上层的人反对下层百姓的革命也将继续下去。
　　欧洲，你的情况好些吗？此时从里斯本到赫尔辛基之间的这块大陆本身不该有任何自负。虽然投资者和企业顾问格伦·唐宁关于这块旧大陆正在走向自杀的说法幸而没有言中。但是，当年那些编织美国梦的先驱者们是来自欧洲的，当这个已被实现了的美国恶梦突然像飞去来器那样折返回来的时候，欧洲现在该如何自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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