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适应美国的原则，结果不仅仅造成资本家的不幸的为所欲为。对各公司及其高层管理人员的压力来自跨国的金融市场，来自全球一体化的这个力量中心。无边界的股票交易使国际间的约束同生产联系相比遭到更加彻底的破坏。戴姆勒一奔驰公司的股票有三分之一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德意志银行的股份总额的43％是由外国投资者操纵。拜尔、赫斯特、曼内斯曼等公司的财产多半为外国人所拥有。这些投资者的大多数既不是无权的小股东，也不是作为紧密交错的参与者同德国工业融为一体的银行和公司。实际上用来在德国进行收购的主要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投资基金、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这种经营的目的，是想从国外投资中获得同当时购买国内有价证券所得利益至少相等的收益，并且可以向有关的公司毫不让步地提出自己的各种要求。拜尔公司的财务经理赫尔穆特·勒艾尔承认：“外国股东对德国企业的压力日益增大。”近来，人们对加利福尼亚公务员养老金的管理人员颇为敬畏，因为他们手中支配着近一千亿美元的资产。加利福尼亚退休金系统的经理们已经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快递公司这样一些极其强大的公司实现了对盈利和股票行市上涨的预期，最后又把海外投资提高了20个百分点，因为“这期间国际市场上的效益比国内市场要大些”。约瑟·阿罗所提出的该系统的战略，就是这样论证扩张的理由的。在资本的这种国际性流动的监管人的眼中，下述这样一些企业均属无效能者，在这些企业中，公司的某些分部为投资所提供的盈利少于十个百分点。除美国以外，这种现象遍及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日本、法国和德国，阿罗和他的同仁们现在已对各大股份公司的无可奈何的经理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促使“这些外国企业认清股东们的利益”。某基金会的一位谋士曾如是说。
　　一方面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答，另方面也是为了对此抢先采取行动，在德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强硬人物”坐上公司首席交椅。五金工业工会的北德主席弗朗克·秦希穆勒就看到这种前景。在裁员方面冷酷无情，对工会采取强硬手段，这使得一些人平步青云。于尔根·施雷姆普就是一个例子，此人于1995年5月登上戴姆勒一奔驰公司的经理宝座。甚至在对上一年将近60亿马克的亏损负有共同责任的情况下，此人勒令福克飞机制遣厂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一部分工厂停工，并宣布在未来三年内将把56000工人抛向街头。这一刀切下来，使戴姆勒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了近20个百分点，并使该公司股票持有者的腰包涨出将近100亿马克，尽管他们不得不放弃一年的红利收入。此人在工人的眼中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人，但是却被《华尔街日报》和《商业周刊》赞誉为改革家，说他靠受雇者打开了德国的空头支票行情，并最终把公司的结构改造得符合股东的利益。接着，施雷姆普让董事会中的股东代表把附权股分配给自己（其年薪为270万马克）和另外170位公司领导，这使得他自己和他的共同获益者从股价上涨中每人得到30万马克的追加收入。
　　戴姆勒公司的这位头目在利用交易所行情聚敛财富方面所做的一切，也为他的其他单位的同行们所效法着。一年来，单是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如IBM公司宣布废除原有工资标准，西门子公司和德意志银行内部实行分立等等，就已经引起了轰动，并且自1996年春起，整个德国社会合作体系分崩离析。几乎一夜之间，工会干部们便发现，他们与其说是为了把工会会员们的工资提高几个百分点而去进行斗争，倒不如说现在是为了工会本身的生存而作战。企业一个接一个地设法撕毁现行的工资合同，或者摆脱雇主联盟。中等企业同它们的企业委员会暗中达成协议，共同去教会工会干部懂得害怕。选举的办法几乎到处都成了简便易行的压制手段。例如，卡塞尔的制造取暖锅炉的菲斯曼工厂雇有员1650人，生产率很高，年销售额达17｛乙马克，该厂管理层发出通知，最新的煤气热力系统装置将在捷克制造。该厂全体员工的96％毫不犹豫地赞同这样的建议：宁愿每周无偿地多干三小时的活，也不愿去冒一家德国工厂被关闭的风险。吕贝克的德雷格尔医疗设备厂的“现代化”几乎也同样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从包装工到汽车司机，从数据处理人员到培训人才的人员，该厂成百的员工突然发现自己已被分派在独立的下属部门工作，在这些地方，老的工资标准已经被取消。在这些新的单位里，工作时间更长了，但年收入却减少六千至七千马克。
　　可见，在德国，工资被压低了，然而同一方法又使低工资国家的工资毫无提高。例如，大众汽车公司在捷克的子公司斯科达公司的工人们发现，自从沃尔夫斯堡的汽车巨子介入以来，生产率提高了30％，可是工资几乎没有提高。斯科达公司的企业委员会的发言人获奈克·卡德勒克生气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我们五十年后也达不到类似德国的情况。”可是，大众公司的经理费迪南德·皮奇冷静地拒绝了他的捷克员工们的工资要求。他警告说，斯科达的全体员工们不要自己毁了自己的地理优势。不然的话，“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下，是不是例如把生产搬到墨西哥去进行，这更为有利？”
　　工会的干部们几乎总是试图抵制厂方的强制性措施，但是他们又几乎总是输掉这种争执，因为“雇主们总是能成功地利用一部分员工去对付另一部分员工，用一处的设厂去对付另一处的工厂”。五金工业工会主席克劳斯·茨维克尔就曾这样发出哀叹。有些工会干部如茨维克尔的副手瓦尔特·里斯特以为，靠法律规定的在监事会中的共决并且按照统一组织的原则，迫使美国工会屈服的那种“不幸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工会会员的数字说明情况并非如此。解雇人员，生产机构分流，以及取得工会会员资格虽然要缴纳会费，但在危机场合会员受不到保护，甚至会影响个人前途，这一切使得德国工会联合会自1991年以来损失了五分之一的会员。单是金属工业工会就减少了755000名缴纳会费者。虽然损失的会员中有一半以上要归因于德国东部地区工业的衰落，但是在西部地区，也有将近100万的工会会员退回了他们的会员证。像菲斯曼公司那样发生敲诈事件，其原因也在于这家公司中只有十分之一的员工参加了工会组织。
　　自1996年初，德国企业家联合会又可以利用它们从前的社会伙伴的一个新的弱点，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进攻。在联邦政府的鼓励下，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奥拉夫·亨克尔在1996年5月要求在所有部门中废除基本劳工协定，以减少生病期间的工资额度。一个月后，金属工业雇主协会主席维尔纳·施图姆菲第一个宣布应取消罢工权。该协会据称将来在管理方面只就工资的百分率和年劳动时间进行谈判。至于其他问题，如每周劳动时间，休假津贴或生病期间补助津贴等，统统由企业委员会负责处理。协会还想取消工会组织罢工以实现在本行业中提出的要求的权利，因为“罢工已不再合乎时宜”，而招致罢工的“企业只会损失市场份额”。至于施图姆菲的进攻已违反了宪法所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这是他显然没有意识到的。此外，亨克尔、施图姆菲和他们的协会同仁们还拒不同意在建筑业部门中实行最低工资，尽管这一部门的雇主和工会曾一致要求实行这种办法。考虑到德国实行的是自主工资制，有些相关的联邦法律只有在雇主们同意的条件下才能生效。由于上述拒绝态度，企业代表们不得不眼看德国建筑工业陷入战后最大的破产浪潮之中，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对抗外国供货者的无视工资的倾销政策。有将近六千家德国公司破产，30万个工作岗位被撤消，这就是德国建筑业中心协会提供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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