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陷阱 9 担心更加不平等

  从前,有一项原则使得美国的资本主义充满活力,并帮助它在全世界进行胜利的进军。这就是亨利·福特的那项诺言。可是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把这一原则置诸脑后。1914年,这位美国老牌资本家把他的工人的日工资径直倍加为5美元,当时《华尔街日报》把他的这一率先行为抨击为“经济犯罪行为”。然而,福特不过是发现了后来的国际经济成长中的一条逻辑。他要想使他的汽车成为人人都能消费的产品,就应当让未来可能的顾客挣得足够的收入,这样才能买得起新产品。因此,他让他的工人三个月挣到的钱,就可以买一辆该公司生产的T型汽车。今天,各汽车制造公司中的众多工人再也做不到这一点了,特别是那些在墨西哥、东南亚国家和美国南部各州工作的人更做不到这一点。国家贸易壁垒的拆除和工会组织的瓦解,正如身为克林顿政府劳动部长的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里希所说的,“排除了一切障碍”。因为各公司到世界各地去销售,“它们可以活得很好,而不必再依赖美国工人阶级的购买力”,而美国工人阶级则越来越变成一个“被吓破了胆的阶级”。
  因此,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瑟洛夫把美国当局的官方失业统计称作充其量是误导性的东西,几乎不再看作某种宣传鼓动。1995年,除官方承认的700万求职者外,还应当加上600万实际上需要工作、但是已放弃谋职的人。至于官方提供的数字,则只是根据民意调查而得出的。此外,还有450万在业者不过是非自愿的临时工。只要把这三类人加在一起,就可看出,在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中,有14%的人丧失了正常的工作。如果再把一年只从事一段时间劳动的人计算进来,那么就业不足者大军的比重就上升为28%。这样,总的情况是:1010万人是应招工作的临时员工,830万人为独立工作者,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只在少数情况下才能满负荷。收入分配情况与此相一致。据联合国劳动组织国际劳工局通报,在就业者总人数中有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收入低于官方规定的贫困线。“劳动贫民”这一用语目前在美国的社会学中已成为一个固定的范畴。同时,美国的受雇工人今天必须从事劳动的时间,平均长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同行们。而且美国工人在保险方面受到的保护最少,并且不得不极频繁地变换工作场所和居住地点。
  曾被欧洲许多经济学家称赞不已的“美国就业奇迹”,就这样令人惊异地变成一句糟糕的骂人话。华尔街一家可爱的报纸《纽约时报》这样写道:“如果一个能得到小时工资15美元的制造业工人被解雇,而接着找到的工作只挣得这个数目的一半,那么说什么失业率很低又有什么意思呢?”美国新闻杂志《新闻周刊》用“杀人的资本主义”这一用语来形容美国未来的新的竞争力。不过,对美国来说,财富的极端不平衡的分配从历史上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说到底,合众国的立国之本也正是追求经济自由。美国人总是让他们的成功的企业家得到全部财富,但是最终总还是有点什么东西留下来分给占大多数的其他人。在1970年以前,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较长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居民中的绝大多数总是要忍受种种损失,而少数人的财产和收入则成倍地增长。
  这种江河日下的局面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并日益威胁着政治上的稳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包括富裕的白人精英在内,因此都认为目前所选择的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例如,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沃克,这位华盛顿的保守的思想家,从前是冷战的鼓吹者,现在却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最尖锐的批评者。此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所产生的“插上翅膀的资本主义”,纯系一场“令人不快的恶作剧: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百年前所断言的并且当时绝对错误的东西,今天竟成为现实。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全球化的竞争“把人们投入绞肉机”,并破坏着社会的内聚力。
  现在,不仅科学上的无教派者,如瑟洛夫、里希和卢特沃克这样的人在转变思想。显然,经济和政治的实践家们也对经济学的正统观点产生怀疑,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政治退离经济是否过远?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康尼。麦克,美国参议院经济委员会的这位主席,甚至提出要制订一些相关的法律。1996年春,麦克便承认,“勤奋工作的美国人有权利对一切表示怀疑”,“他们感觉到,有些东西已经让人信不过了”。甚至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首脑艾伦·格林斯潘也一再严厉谴责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在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他警告说,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将成为“我们社会的严重威胁”。摩根·斯坦利基金会和美国居第四位的纽约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来了一个轰动一时的逆转弯。将近十年来,罗奇由于出版了几本书和一些科学研究著作而获得了管理战略家的美名。在广播和电视谈话节目中,在大学讲台上,在国会会议上,在管理问题漫谈会上,此人曾一贯建议坚决把生产移往国外,大力精减企业机构。1996年5月16日是个星期四,这一天该银行的所有公司客户收到一份函件,在这份函件中罗奇公开收回以往的意见,而通常只有天主教会的革新家们才会这样做。他写道:“几年来,我一直赞美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如今的想法完全变了,我不知道我曾经赞美的东西是否真的会把我们引上上帝允诺的幸福之地。”他认为,美国经济的改革就像未开化农民实行“火种”的原则一样,这样的原则为了眼前的利益会毁掉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这就是罗奇向他的惊呆了的读者所说明的想法。实行机构精简和简化管理的战略,据他说就是这样一种陷阱。如果国内各公司的首脑不能立即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来重建劳动力而不是减少对他们的技能培养,那美国就将缺乏资源来在世界市场上同对手保持同等地位。罗奇说:“不能一味去压榨劳动力。无休止的裁减劳动和削减工资,这归根到底是一种毁坏我国工业的馊主意。”
  至于怎样从拆除转上建设,自然,直到目前为止,罗奇、麦克或里希这样一些提醒者除了向高层经理们提出告诫以外,也并没有做出什么更多的东西。他们只是告诫后者,要注意各种行为的长期的和社会的后果。可是,妖怪已从瓶中被放出来了。《金融时报》对罗奇的见解作出这样的评论:“可悲的事实是,实行精简的做法在股东们和经理们看来恰恰是值得的。华尔街宁愿节省每一个铜板,而不是去多收一个铜板。”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者们在摩根·斯坦利基金会的那位经济学家发出轰动一时的通告信的当天,就再明确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康阿格莱食品公司的首脑承认,他在当年将解雇6500名工人和关闭29个工厂。单是这一消息,就使得该公司的股票行市暴涨,以致该公司的股票价值按交易所牌价在24小时内竟上涨了五亿美元。这样,金融市场和被财权股牵着鼻子走的高层经理们之间的迅速反馈,就决定了要继续展开为提高效益和劳动廉价化而进行的残酷的角逐。即使高利追逐者们的强迫命令在目力所及的短时间内可以又被阻止,而不管是通过法律还是由于本国的投资者们思想有所转变才做到这一点,美国劳动居民的工资损失和购买力损失仍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当美国的精英们清醒过来并去认真思索应选择的道路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一些工业国家中的跨国公司早已跑完在美国才刚刚开始的赛程。显然,欧洲和亚洲各先进国家不可避免要陷入美国资本主义道路的同一旋涡之中,而就业和工资的下降螺线会继续发展下去。只不过,由于世界市场上的直接竞争,这一过程将以迂回方式反复展开。另一种机制将更迅速地席卷一切,这就是跨国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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