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资本流通中的(国家边界)控制就会使一种灾难性的、自私自利的推动力发挥作用,它将系统地挖掉民族主权的基础,并且长期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国家失去了它的征税主权,政府听任人们敲诈勒索,警察当局面对刑事犯罪组织软弱无力,因为它们抓不住这些组织的资本。
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所谓的驻海外金融机构的发展更能说明世界金融体系敌视国家的趋势。从加勒比海、列支敦士登,直至新加坡,今天已经有100多个机构分散到全球各地。这些银行、保险机关和投资信托基金机构管理着富有顾客的资财,并且有计划地逃避这些资财所属国家的干预活动。港口经营者援引逃资的计划到处都是一样的。他们许诺对外国人的投资实行低税率,或者干脆木征税;对于任何泄露涨户身份的行为都要严加惩罚,即使是在国家官方询问时也不能泄漏。
在逃税场所中,属于所谓的英国“属地”的加勒比海开曼群岛是市场的领先者。在这块面积14平方公里,1.4万居民的领地上有500多家银行注册营业。金融行业所有有地位。有名气的公司都有代表在这里,其中包括10家大型德国金融公司。甚至国有银行,如西德州银行或黑森州银行也都要在开曼群岛上获得外逃资金。它们的欧洲顾客在偷税漏税的时候,当然不会依靠加勒比海。他们在欧洲的泽西岛、根尼岛以及在德国的利希腾斯泰因和卢森堡的侯爵领地上都可以找到同样的服务部门。
近几年来,直布罗陀一跃成为新的吸引资本的磁石,被委婉地称作“绿洲”,变成国际逃税犯罪中心之一。已经有10万名富人把他们的财产表面上转移到这里。顾问们,如阿尔贝特·科赫,玛丽娜海湾咨询公司的老板,负责居间介绍逃税者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从建立一个匿名的皮包公司到伪造的移民证。德国商业银行通过简短的广告用语——“聪明的投资者现在正驶向直布罗陀”——正在为向南部逃税大作广告。在接近西班牙南端的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迈伊大街,德国商业银行的分支公司的20名职员欢迎一切逃税者。至少10万马克才能开设一个定期储蓄户头。谁希望一种能带来利息的财产管理,必须要投入50万马克。分公司领导人贝尔恩特·冯·厄尔芬兴高采烈地说:“这里具有一种真正的银行秘密。”
这个海外系统酿成的损失几乎无法测量。对于这种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来说,几乎再也没有比它更好的温床了。对他们非法所得的财富进行追踪调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是否有从各种各样的犯罪中获得的利润通过驻海外机构被偷偷地塞进合法的货币循环,有多少这样的利润,是无法掌握的。在联邦信贷监察局工作的米夏埃尔·芬代森承认,“对此没有什么经验材料”。瑞士联邦警察估计,自1990年以来,仅仅从俄国就向西方转移了非法来源的500亿美元。各种俄国黑手党的金融技术桥头堡是塞浦路斯海外中心。在那里300多家俄国银行维持着表面上的分支银行,年营业额达120亿美元。芬代森肯定说,这些银行也同德国的电子支付系统联了网。不管内务部长和与银行有关的人士如何保证,德国对于这些靠犯罪得来的钱敞开了大门。奥地利的情况也是如此。维也纳安全专家估计,黑手党在该国银行中存入的资产有2000亿先令,约合190亿美元。
与这种合法的、有组织资本外逃使国家金库遭受的毁灭性损失相比,跨国犯罪组织渗透的危险已经黯然失色。德国富豪们仅仅在德国金融行业在卢森堡的分支机构和投资信托基金公司中就存放了2000亿马克。因此每年大约有上百亿的收入逃过财政部,大约相当于政府从纳税人的社会互助附加税中所获收入的一半。基金管理人员把大部分外逃资金再反过来投资德国,甚至多次投资于国家公债。因此国家又变成了骗取它的税款的人的债务人,甚至还要支付利息,这种利息是赠给债权人的一种免税的附加收入。
在这里,设在卢森堡的改头换面的金融机构只是一个使政府财政资金源源不断外流的渠道。把所有资金外逃的地点加起来计算,谨慎估计德国政府每年税收损失高达500亿马克,接近于联邦政府每年新增加的债务。对于共同体来说,如果所有国家损失加到一起,相当于一种持续性金融灾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在所有海外分支机构旗帜下管理的资金总计为2万亿美元。对此国家无法进行干预,而这笔钱又在这些国家内通过经营而谋取利润。仅仅开曼群岛近10年以来,来自外国人的银行存款就已超过德国所有金融机构。人们远不能掌握所有外逃资金的情况。国际收支结算年复一年地显示出数百亿的赤字。这也就是说,货币的流出还是登记的,但是——从统计数字上看——流向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因为海外交易场所的许多银行从不公布用于统计目标的数字。早在1987年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和欧洲货币体系的专家们计算,在这个世界经济黑洞中所隐藏的财富已达到1万亿美元。
很奇怪的是,所有这些交易中绝对没有一个现实存在的,把自己的旗帜交给金融世界支配、甚至出让民族国家主权的政治人物或政治组织进行活动。事实上几乎没有人提着装满现金的皮箱千里迢迢来到加勒比海或者列支敦士登。在那里几乎没有货币保管所必需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也完全不必要。一个信箱,一名总代表或信托人就已经足够了,其余的由电子计算机承担。因为这种资本外逃的生意是在银行和公司的电子计算机网络上实现的。而这些网络中心是在德国、英国、日本或美国土地上。在它的网络上金融行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大部分硬盘存储数据报告给海外地区。
因此,对于税收机构和警察局来说,堵住资本外逃渠道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无需去占领任何国家。但是,这种行为又是与自由的资本流动相矛盾的。迄今为止,金融康采恩公司为了阻止对于自身“秘密”的任何侵犯,只要指出这种侵犯有可能导致把生意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就足够了。
1996年初,联邦德国再次演出了一场闹剧。由于日益上涨的财政赤字,德国税务调查员第一次在大银行进行了一些搜查行动。德累斯顿银行的老板于尔根叶枝青和他的许多同事当场表示抗议,认为这种行动对于提高人们的纳税道德是很不相宜的,而且会有损于德国的金融地位。就像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逃税能力,德意志银行此后不久提交了一份年度总结,其中他们以42亿马克的经营结果显示了所取得的历史上第二个最高利润,但是他们上交的税金与去年相比,却减少37700万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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