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亚特兰大这样被人加以炫耀的高度技术化的城市机器目前正在统治着地球，然而这些城市又日益变成孤岛。这些遍布世界的富庶群岛甚至就像是由繁荣的飞地（即本国领土内的外国土地）组成的。而在迄今为止的发展中国家中，吉隆坡仅仅是全球经济的一个城堡。世界的绝大部分则相反地蜕变为这个星球上的一块块破破烂烂的地区，甚至变成拥有巨型贫民窟的巨型城市，在这里，有数十亿人艰难度日，每周要增加100万人口。
　　“与此同时，我们颇为难堪的冷漠态度正在变成一种心安理得的冷漠”——1995年3月，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曾警告人们说，“对于发展援助的任何兴趣都已消失，照这样下去，每个国家所关心的只能是自己的后院了。”在这位性格多变的国家领导人去世一年以后，对后院的关心缩小为对于采光并的关注。
　　358名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总计25亿人，即几乎世界一半居民的所有财产。工业国家用于第三世界的开支一再压缩。1994年这笔开支在德国尚且为本国经济力量的0．34o，1995年则为0．31O（奥地利1995年为0．34o）。与此同时，来自福利国家的私人投资已超过国家间的发展援助，然而，只有少数地区从中受益。“由于风险”，投资者的预计资本利润率为每年30％，例如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输水管道建设的投资就是如此。尽管北部国家的政府念经般地反复许诺，保证作出决定性让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还是不断增加。1996年必须偿付的债务上升到1．94兆美元，是10年前的2倍。
　　埃及作家穆罕默德·塞伊德·阿迈德解释说：‘审过境迁，南北对话如同东西冲突一样，都已经死亡。发展的思想也已经死亡。对于这些问题不再有什么共同语言，甚至连一个共同词汇也没有。南部，北部，第三世界，解放，进步，所有这些表述都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在欧洲和美国，声称“我们自己也早就需要别人帮助”的噪音越来越大了。甚至居住在繁荣城市地区的几百万选民也说，我们成了新时代的受骗者。由于在劳动岗位、职务晋升。子女前途等问题上感到忧心忡忡而绞尽脑汁的人们现在又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新的怀疑。目前尚且被看作为理所当然的西方中间等级的福利水平从历史角度来看，仅仅扮演着大型卡狄威，即享受补贴的柏林豪华购物大楼的角色。它在消费贫乏的共产主义东方可以引起轰动，但是对于西欧生活标准来说，不管如何宣传都决没有代表准。难道不是吗？
　　这个社会从经济上正不断分裂，失去安全感的人们越来越经常地从排挤他人和分裂中寻找他们的政治药方。在以往的几年中，地图上增加了几十个国家。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已经有197个国家的代表队进入体育馆。意大利人、甚至瑞士人都在为自己的民族本体而奋斗，因为民族统一处于危险之中。在意大利共和国成立50周年以后，在文蒂米利亚和的里亚斯特之间的各省中甚至有50％的公民支持北方联盟的抗议运动。它的领导人乌姆贝尔多·博西号召人们炸毁意大利广播电视台的转播站。博西甚至宣布1996年9月15日要成立一个独立的新国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许多繁荣国家也发生了分裂。迄今为止充满和平宁静气氛的加勒比海度假岛屿圣基茨岛和尼维斯岛正准备脱离联邦政府。
　　加拿大和比利时被本国不同语言集团的争执搞得精疲力尽。在美国，使用多种语言的移民长期以来认同于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数百万西班牙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却拒绝使用英语。种族主义在所有地方都在加强，在许多地区面临从事暴力活动的民族主义或地区沙文主义复活的危险。
　　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传统战争相反，今天多数战争不是在各国之间，而是在每个国家内部进行的。1995年世界范围内有50场武装冲突，只有2场遵循了人们熟悉的模式，即秘鲁与厄瓜多尔、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这种新的民族国家边界以内的冲突几乎没有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一年之内有17000人被暴力活动夺去生命，比长达16年之久的国内战争打死的人还要多。
　　世界组织以危险的强制机制对非洲大陆达到极点的悲剧作出反应。美国计划在1999年以前全部关闭的21个驻外的国外援助办事处中，有9个设在非洲，许多人对地球的这一部分地区失去了希望。北美的第三世界专家罗伯特·卡普兰设想说：“在这方面，非洲对于未来的世界政治也许是十分重要的，如同100年以前，两次巴尔干战争以前和第一次世界战争以前的巴尔干一样。”“正是因为非洲大部分地区已陷入深渊，它使这里的人们最先尝到数十年战争，种族隔离和种族政策的滋味。”
　　在塞拉利昂和喀麦隆之间的城市，首先是弗里敦、阿比让、拉各斯，在夜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象牙海岸的首都有10％的居民成为携带爱滋病病毒阳性者。卡普拉判断说：“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西非那样，在政治地图上徒有其表，实际上一败涂地。”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马拉维以及其它非洲国家都成了种族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典型。
　　世界范围内居民人口的增加95％都集中在地球上的贫困地区。对于是否会爆发新的战争，人们几乎不再发问，而是关心它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是谁打谁？1994年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17个国家报告经济成就下降，其中许多国家在未来20年内居民数目可能会再增加一倍。水源很快地将在各地日益紧缺，在中亚，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埃塞俄比亚都是如此。在这样一种环境内，“伊斯兰教恰恰由于它反抗压迫的好斗性而具有勉力。这个世界上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地区，也是唯一的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的地区。”——卡普兰总结说。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到印度尼西亚，分裂主义者和宗教狂热分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早在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塞缀卡·亨廷顿曾在面向研究外交政策的知识分子的美国著名刊物《价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著名的问题：“文明的冲突”。他的命题是，为什么决定未来的不再是社会理论冲突或秩序政策冲突——如冷战时期那样，而是受宗教与文化制约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个命题首先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引起了巨大关注。在匈奴人、土耳其人、或者俄罗斯人占领欧洲若干世纪以后，那种原始的恐惧情绪在亨廷顿那里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证实。然而这种恐惧有道理吗？这位哈佛战略家解释说，民主的西方将与世界其余地区，与专制君主和神权政治国家，诸如萨达姆·侯赛因或阿亚图拉·霍梅尼所结成的联盟进行最后的冲突，后者甚至会得到有工作效率的、信奉儒教的、低工资国家的支持。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人们提出越来越多的疑问，特别是在新的、空间日益狭小、各城市紧密联系的世界内，迄今为止的福利国家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破坏自己的社会福利网络，并由此挑起西方的政治冲突。与此同时，各国精英们正在接受全球性统一文化的约束。首先是正在崛起的亚洲，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社会分化和断裂正在威胁中国。美国负责全球问题的第一国务秘书，与克林顿总统关系密切的一位亲信蒂莫西·沃思认为：‘冲国很快就要碰壁”，“中国的崩溃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话题。
　　中国农民已经对于他们贫苦的农村生活感到厌烦。20年前，他们从国家控制的广播电台中根本无法听到关于供应相对比较好的城市生活的任何信息。如果有什么人向他们讲述了城市情况，使得他们也想搬进城市，那么沿着各省公路严密布置的警察岗哨立即会把他们挡回去。现在他们加入了一个流动大军的汪洋大海，在贫民窟中寻找继续生存的地方，远离共产党和居民委员会的任何监督。这种四处流浪的移民群众已有1亿多人，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对于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造成了一种如何巨大的压力。
　　而印度，在世纪之交以前将是这个星球上第二个容纳10亿人口的国家，日益陷入紧张状态。在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出现的恐怖城市中，孟买和新德里已经把墨西哥城和圣保罗远远地抛到后面。今天，这两个畸型大城市各有居民1000万人，几乎用不了20年，这个数目将再增加三倍。巴基斯坦不久以后也将要为目前尚且不引人注意的大都市卡拉奇的国际形象担忧。到2015年，居民人数可能从目前的不到1000万迅速上升到2000万。
　　新德里行政管理当局经常是从人造地球卫星传送的图像上才发现，他们的这个大城市在什么地方已经又长出一块——这一切都是无计划、失去控制、未经批准的。白天大街变成3米宽、100米高、烟雾腾腾的隧道。整个城市都在廉价汽车发动机“嘎一嘎一嘎一”排出的烟雾中呼哧呼哧地喘气。三分之一的儿童都患了变态反应的支气管哮喘，普通的医疗药品只能暂时地使病情减轻。每年有2200人死于交通事故。这种交通事故与汽车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新德里70年代还以花园城市著称，现在被这个国家的一位部长称作“令人无法居住的”、“亚洲生态黑洞”。
　　自从印度对外经济开放以来，孟买已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贫民窟”（专栏作家苏德西尔·穆尔基的话）。早上出租车里的味道说明肯定有人在里面睡过觉，出租车的司机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花掉几个小时时间。这个城市每天必须从街道上清理掉2000吨垃圾，此外还需要建盖几十万个厕所。这个城市市政管理部门所提供的城市用水仅为需求总量的三分之一。
　　尽管如此，还有数百万农村居民，或者小城市居民正在迁入这些巨型城市。关于新德里的一份调查表明，多数移民加入搬迁行列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员已经在这些大城市中生活，可以提供一个劳动岗位的机会。新来的人总是要比生在大城市的穷人自我感觉好得多。而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可能使他们再踏上新的、而且是跨越国境的移民运动的行程。
　　德国联邦部长克劳斯·特普费尔在北京进行工作访问时发现，中国呈现出一种很脆弱的形象。他提醒李鹏总理说，在中国必须要保护人权。李认为，他已经保障了他的人民获得这种权利，他反驳说：“但是，德国是否已经准备每年接收1000万至1500万中国人，并照顾他们呢？”
　　这个出乎意料的反应使得这位西方民主传教士哑口无言。传普费尔事后回忆说，“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讽刺”曾使他毫无招架之力。共产党人的争辩难道仅仅具有讥讽意味吗？它所包含的正是今天人类本身，特别是今天北美和欧洲的获胜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很快就会增加到80亿居民人口的蓝色星球上还能向人们提供多少自由？准确地说，还能提供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规则、什么样的社会形式能够帮助人们解决环境问题、食品问题、经济问题？
　　世界政治的高层正陷入一场令人不快的烦恼之中。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最近在他的报告中警告人们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世界范围的革命中”，“我们这个星球正处于两种巨大的、相互矛盾力量的压力之下：全球化与分散化。”
　　加利以深为不安的口吻补充说：“历史已经证明，处于革命变革中的人们，只有极少数人才懂得这场变革的最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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