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全球一体化是伴随一种经济政治的神圣学说的崛起同时发生的。这种神圣学说被一大群经济顾问搬到政治领域，它就是新自由主义。它的基本命题说得十分简单：市场是好的，国家干预是坏的。从这种经济学说的主要代表，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思想出发，获得多数派地位的西方经济自由派政府在80年代把这种教条提升为自己政策的准则。放松控制取代国家监控，贸易与资本流通自由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些都是迷信市场的各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武库中的战略武器。借助这些武器，他们进行了捍卫资本的自由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无论是航空业还是电讯业，银行业还是保险业，建筑工业还是软件开发，无论什么事物、什么人都无法摆脱供求法则。
　　东方集团一党专政的总崩溃使这种信仰获得进一步推动力和全球穿透力。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威胁以后，西方更加强硬地为建立世界市场的专政而努力。雇员在一般价值创造中占有大量份额，突然表现为冷战中的一种让步政策，它的用意在于对共产党的宣传釜底抽薪。
　　然而“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现在似乎已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这种变化速度以及权力与福利的再分配迅速侵蚀着旧的社会统一，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新的社会统一的发展。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正迅速消耗自身凝聚力的社会资源，其速度比生态资源的消耗还要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向全世界传布“美国模式”，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口号与原民主德国政府的宣传如出一辙。民主德国一直到它终结都在教训；人要向苏联的胜利成就学习。实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也没有像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反革命发源国家～样，最终如此清楚地显示出社会衰落：刑事犯罪橡瘟疫一样流行。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世界上排名第七的经济财团，这个州用于监狱的开支已经超过了全部教育预算。已经有2800万美国人，即全国居民总人口的1／10以上住在严密警戒的高楼之中，在住宅区构筑防御工事。美国公民为私人武装保镖所支付的金钱相当于他们的国家支付警察开支的2倍。
　　而欧洲与日本、中国与印度，它们本身已各自分化出一个获利的少数和失落的多数。对于数十亿人来说，全球化进步使他们毫无进步。1996年6月底被七个主要工业国家政府首脑在里昂奉为七国首脑高级会议指导方针的公式，即“全球化的胜利将会使所有的人受益”，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讽刺。
　　失败者把抗议矛头指向政府和政治家，它们改造社会的力量不断萎缩，无论是恢复社会公正还是保护环境，无论是限制新闻媒介的权力还是与国际化刑事犯罪进行斗争，都同样地软弱无力。一个国家在这么多问题面前总是力不从心，国际的一致行动也总是陷于失败。因为这些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馅饼。
　　只有那些头脑简单的理论家或目光短浅的政治家才会相信，人们可以年复一年地使几百万人丧失劳动岗位和社会保障，如目前欧洲那样，而任何时候都无须为此付出政治代价。这种想法注定要破产。与康采恩战略的企业经营逻辑不同，在民主组成的社会里，没有多余无用的公民。失败者还有一张选票，他们将利用它，没有理由使他们保持沉默。它的政治后果就是社会地震。而社会民主党人或基督教社会党人不久以后将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欢庆的新胜利。相反地，越来越多的选民将对全球主义者的刻板公式进行真正严肃的思考。我们并不认为责任都在外国竞争方面。公民所获信息大约有一半来自维护他们利益的代表之口。从这些——经济上十分错误的——论据再向前迈一小步就是反对所有外国人的公开排外仇恨。长期以来，失去安全保障的中间等级公民一直以排外仇恨、分裂主义、与世界市场隔绝作为自己的灵丹妙药。这些受到排斥的人又以排斥别人进行报复。
　　崇尚民族权威的民粹主义者罗斯·佩罗特在第一次参加美国总统选举时获得19％的选票。在法国，鼓吹民族再生的让局里·勒庞，奥地利激进右翼民粹主义者耶尔格·海德尔也都取得了类似的竞选成就。从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苏格兰直至意大利的伦巴第，分裂主义日益获得越来越多的拥护者。他们除了排外主义外，对中央政府也十分不满，主张把他们臆想的国内贫困地区搭伙吃闲饭的人排挤出去。与此同时，在全世界为摆脱贫困而四处流浪的大量移民群众日益增多。
　　20比脱，五分之一的社会。这是费尔蒙特大饭店的先知先觉的精英们为下个世纪所描绘的图景，遵循的完全是康采恩领导和各国政府推行全球一体化所使用的技术逻辑和经济逻辑。但是围绕最高效益和最低工资所进行的世界竞争却为非理性夺取政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贫困者在进行造反，而是目前社会中间阶层中广泛流行的对即将丧失社会地位的恐惧会爆发出无法预料的政治爆炸力。不是贫困，而是对贫困的恐惧正在威胁着民主。
　　经济取代一切政治，曾经导致过全球性灾难。这就是1930年，交易所大破产后的一年，始终对资本表示友好的美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大大超过政治领域成就，经济与政治不能保持同步前进。这个世界在经济上实现了广泛的行动统一，政治上却是四分五裂，两个相互矛盾的发展之间的严重对立，导致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震荡和总崩溃。”
　　历史是不会重演的。虽然如此，战争却始终是一种最可能的排气阀。如果社会冲突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也许就会以反对少数种族或反对叛变地区的国内战争形式出现。全球化并非注定导致战争冲突，它能够，也许不是很成功地，把它激发起来的跨国经济力量从社会的角度进行控制。迄今为止对于世界经济网络化所作的政治答案都否认这个过程是可以控制的。然而确实存在使这种调控重新被民选政府及其机构所掌握，避免民族冲突的手段和途径。对于其中的一些手段和途径本书将要加以介绍，并进行讨论。
　　处于下一世纪门槛的民主政治家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国家进行修复，重新恢复政治对于经济的优先地位。这并不是要把由于技术和贸易而迅速实现的人类融合翻过来向相反方向发展并导致全球联系中断。只有世界再次表现出秩序，政治优先而不是经济优先再度得以实现，我们的子孙们才会对90年代黄金岁月保留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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