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触及过天才之手的平凡事物才是神奇的。在这方面，普希金是最好的例子。他是如何赞美诚实的劳动、职责和日常生活习俗呀！可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小市民’和‘居民’都带有责备的意味。《家谱》中的诗行已经预言过这种指责了：
　　我是小市民，我是小市民。在《奥涅金的旅行》中又写道：
　　壬。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
　　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
　　还有一大沙锅汤。
　　在所有俄国人的气质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契河天的天真无邪，他们对诸如人类的最终目标和自身拯救这类高调羞涩地不予过问。他们对这类话照样能理解：但他们哪儿能那么不谦虚——没有那种兴致，况且也不属于那种官阶！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好死的准备，他们劳心烦神，寻找人生的真谛，得出种种结论，然而他什1都被艺术家天职所留意的生活细节吸引开了。就在这些细节更迭的时候，生命仿佛同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细节已经悄悄到了尽头，而现在这种细节变成公共事业，就像从树上摘下的青涩苹果，自己在后代人手中成熟，并且越来越甜，越来越有意义。
　　春天的最初信息是解冻。就像过谢肉节似的，空气中充
　　满了薄油饼和伏特加酒味。太阳在树林里无精打采地眯缝
　　着油光光的小眼睛，睡意蒙咙的树林半闭着睫毛似的松针，
　　水洼在中午泛着油腻腻的光。大自然在打瞌睡，伸懒腰，翻
　　了一个身又睡着了。
　　《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七章里——春天，奥涅金走
　　后荒芜的邱宅，山麓的水边连斯基的坟墓。
　　而夜芬，那春天的恋人，
　　彻底啼略。野玫瑰正在开放。
　　为什么要用“恋人”这个词？一般说这个修饰语是自然
　　而恰当的。自然是恋人。此外，也能和野玫瑰押韵。但为
　　了押韵，就不能用壮士歌中的“夜费强盗”了吗？
　　在壮士歌中奥狄赫曼的儿子就叫“夜营强盗”。歌中把”
　　他刻画得多生动啊！
　　一听到夜芬的口哨，
　　一听到他野兽般的呼啸，
　　小草挤在一起，
　　蓝色的花朵纷纷坠落，
　　昏暗的树林垂向地面，
　　至于百姓们啊，都纷纷倒毙。
　　我们是初春来到瓦雷金诺的。不久草木便被上了绿装，特别是米库利钦房子后面的那条叫作舒契场的山谷，野樱、赤杨、胡桃更是一片碧绿。几夜之后夜驾开始歌唱。
　　我仿佛头一次听到夜写的歌唱，我再一次惊奇地感到，夜营的啼畴同其他的鸟鸣何等不同啊！它不是渐渐提高，而是突然拔起，大自然使它的啼嫩达到如此丰润和独特的地步。每个音有多少变化，又多么喷亮而有力呀！屠格涅夫不知在什么地方描写过这种宛如魔笛的啼畴。在两个地方旋转得特别悦耳。一处不厌其烦地重复华丽的“巧克”，有时一连三次，有时不计其数，唱得披着露水的草木抖掉身上的露珠，更加精神抖擞，仿佛被搔着痒处，笑并且颤抖起来。另一处啼声化为两个音节，像召唤，像饱含真情，像请求或规劝：“醒来！醒来！醒来！”
　　春天到了。我们准备播种。没空写日记了。写这些札记真是件愉快的事。现在只好搁笔，待来年冬天再说了。
　　这两天——这一回正好是谢肉节——一位生病的农夫，坐着雪橇穿过泥泞的道路，来到我们的院子里。我当然拒绝替他治病。“请别见怪，亲爱的，我已不行医了——没有真正的药品，没有必要的器械。”可是哪能摆脱得了。“救救我吧。身上的皮越来越少。发发慈悲吧。身体上的病。”
　　有什么办法？我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只得替他看病。“脱下衣服。”我检查了一下。“你得的是狼疮。”我替他看病的时候，斜眼看了一下窗户，看见窗台上放着一瓶石炭酸（公正的上帝啊，不用问石炭酸还有其他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桑杰维亚托夫拿来的）。我住院子里一看，又停了一辆雪橇，最初我还以为又来了个病人呢。叶夫格拉夫弟弟仿佛从天而降。全家人，东尼妞、舒罗奇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都忙着招待他。等我完了事，也加入他们一伙之中。我们七嘴八舌地问他：怎么来的？从哪儿来的？他像往常那样支支吾吾，闪烁其词，没有说一句正面回答的话，只管微笑，说大家对他来感到奇怪吧，这是一个谜啊。
　　他住了将近两个礼拜，经常到尤里亚金去，后来又突然消失，仿佛钻进地底下去了。在这期间，我发现他比桑杰维亚托夫更有影响力，他办的事和他的交往更无法解释。他从哪儿来？他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势力？他在干什么？他在消失之前答应减轻我们的家务劳动，好让东尼妞有时间教育舒拉，我有时间行医和从事文学事业。我们问他怎样才能做到他所允诺的事，他又笑而不答。但他并没骗我们。出现了真正改变我们生活条件的征兆。
　　真是怪事。他是我的异母兄弟，和我姓一个姓。可是说实在的，我比谁都不了解他。
　　这是他第二次以保护者和帮我解决困难的救世主的身份闯入我的生活。说不定，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除了他所遇到的真实的人物，还会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一位不请自至的宛如象征的援救人物。莫非在我生活中触动这根神
　　秘的行善弹簧的人就是我弟弟叶夫格拉夫？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札记就写到这里。他没再写下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尤里亚金市图书馆阅览室里翻阅订购的书籍。能容纳一百人的阅览室里有许多窗户，摆了几排桌子，窄的那面靠着窗户。天一黑，阅览室就关门了。春季城里晚上不点灯。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未坐到过黄昏，在城里也从未耽搁过午饭的时间。他把米库利钦借给他的马挂在桑杰维亚托夫的旅店里，读一上午书，中午骑马回瓦雷金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上图书馆之前，很少到尤里亚金去。他在城里没有一点私事。医生很不熟悉它。可是当他看着阅览室大厅里渐渐坐满了人，有的坐得离他远一点，有的就坐在他旁边时，他仿佛觉得自己站在行人往来的交叉路口上观察城市，而汇集到阅览室里的不是到这儿来的尤里亚金居民，而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和街道。
　　然而从阅览室的窗口能够看到真正的、不是虚构的尤里亚金人。靠着最大的窗户那儿有一桶开水。阅览室里的人休息的时候就到楼梯上抽烟，围着大桶喝水，喝剩的水倒在洗杯盆里，挤在窗口欣赏城市的景色。
　　看书的人分为两类：当地的知识分子老住户——他们占大多数——和普通的人。
　　第一类人当中的大多数都穿得很破旧，不再注意自己的仪表，很遍遍。他们身体不好，拉长了脸，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饥饿、黄疽病、水肿病——而肉皮搭拉着。这些人是阅览室的常客，认识图书馆里的职员，在这儿如同在家里一样自在。
　　来自普通人的阅读者，个个面色健康红润，穿着干净的过节服装。他们就像上教堂似的腼腆地走进大厅，但是弄出的声音却违犯了阅览室的规则。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规则，而是因为他们想一点声不出，可没有管好自己健壮的脚步和说话的声音。
　　窗户对面的墙上有个凹处，在这个用高台子同大厅隔开的壁龛似的凹处里，阅览室的职员，老管理员和他的两名女助手，在办自己的事。一位助手满脸怒气，披着一件羊毛披巾，不停地把夹鼻眼镜摘下来又戴上，显然不是由于视力的需要，而是由于情绪的变化。另一位穿着黑丝上衣，大概胸口疼，因为手绢几乎没离开过鼻子和嘴，说话和呼吸都对着手绢。
　　图书馆职员的脸也像大多数到阅览室来的人一样，同样浮肿，同样拉长了脸，松弛的皮肤同样搭拉下来，脸色灰中带绿，如同胞黄瓜或灰尘的颜色一样。他们三人轮流做同样的事，那就是低声向新来的阅读者解释借书规则，讲解各种标签的用途，借书或还书，还利用其中的空闲编写年度总结。
　　怪事，面对窗外真实的城市和大厅里想象出来的城市，甚至从大家普遍的浮肿所引起的某种相似，他仿佛觉得所有人都患了扁桃腺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那天早上他们抵达时尤里亚金铁轨上的那个郁郁不乐的女扳道员，想起从远处看到的城市远景，想起坐在他身旁车厢地板上的桑杰维亚托夫，以及他所说的那番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把远在这一地区之外听到的话，同他到达这一地区之后所看到的联系起来。但他没记住桑杰维亚托夫告诉他的标志，所以他什么道理也没悟出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阅览室的尽头，身旁堆满书。他面前放着几份当地地方自治会的统计簿和几本人文志。他还想借两本有关普加乔夫暴动史的著作，但穿丝上衣的女图书管理员用手绢紧压着嘴唇低声对他说，一个人一次不能借这么多书，他要想借他感兴趣的著作，先得还一部分手册和杂志。
　　于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急忙翻阅那一大堆尚未打开的书，从中拣出最必要的，把其他的书还掉，再去借他所感兴趣的历史著作。他聚精会神，目不旁视，飞快地翻阅各种集子，眼睛只瞟一下书目。阅读室里的人很多，但他们并不妨碍他，没分散他的注意力。邻座的人他早研究透了，他不抬眼睛便知道他们坐在自己的左边或右边，并能感觉到，他们的位置在他离开前不会改变，就像窗外的教堂和城里的建筑物不会挪动一样。
　　然而太阳并没停止不动。它一直在移动，这时候已绕过图书馆东边的墙角，现在正照着南墙上的窗户，晃得离窗户最近的人睁不开眼，得难阅读。
　　患伤风的女管理员从围起来的高台上走下来，走到窗户前。窗户上装着能使光线变得柔和的用白料子做的带把的窗帘。她放下所有的窗帘，只留下阅览室尽头最暗的那扇窗户。她拉了一下线绳，把活动气窗拉开咱己不停地打喷嚏。
　　当她打了十个或十二个喷嚏之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猜到，她是米库利钦的小姨，即桑杰维亚托夫所提到过的通采夫家的四姐妹之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随着别的阅读的人抬起头朝她那方向看了看。
　　于是，他发现阅览室里发生了变化。对面的那一端增加了一个女读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立刻认出她是安季波娃。她转过身子，背对前面的桌子坐下。医生就坐在其中的一张前面。她低声同伤风的女管理员交谈。女管理员站着，俯身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耳语。看来，她们的谈话对女管理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她不仅立刻医好了恼人的伤风，还医好了精神紧张。她向安季波娃感激地瞥了一眼，把一直捂着嘴唇的手帕拿开，放进衣袋，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满怀信心地回到借书台后的座位上。
　　这个动人的小小的～幕，没能瞒过另外几个读者。读者从阅览室的各个角落同情地望着安季波娃，并同样微笑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根据这些难以察觉的迹象断定，城里的人认识她，并且非常爱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一个愿望是站起来走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跟前。然而，一种违背他本性的羞怯和缺乏自信阻止了他。他决定不去打扰她，继续看自己的书。为了使自己免于受到向她的方向张望的诱惑，他把椅子横对着桌子，几乎背对着阅览室的读者，把一本书举到面前，另一本打开的书放在膝盖上，完全钻进书里。
　　然而他的心思早已离开研究的对象，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与他的研究对象毫无联系，他忽然领悟到，那个冬天夜里他在瓦雷金诺梦中所听到的声音正是安季波娃的声音。这个发现使他大吃一惊，他急忙把椅子转回原来的位置，以便从他的座位上看安季波娃。他开始看她。他的动作惊动了旁边的人。
　　他几乎从背后侧身看她。她穿了一件浅格短衫，腰间系着一条宽带子，头微微偏向右肩，贪婪地阅读着，简直像小孩一样到了忘我的地步。有时她抬头望着天花板沉思，不然便眯起眼睛凝视着前方，然后又把头倚在一只手上，用铅笔飞速地往笔记本上摘录。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检验并肯定自己在梅留泽耶沃小镇所做过的观察。“她不想讨人喜欢，”他想道，“不想成为迷人的美人。”她蔑视女人本性中的这一方面，仿佛由于自己长得太美而惩戒自己。而这种骄傲的敌意使她更加十倍地令人倾倒。
　　“她不论做什么事都做得多么好啊。她读书，使人觉得这不是人类的最高级活动，而是某种简单木过的、连动物也能做的事，就像她提水或削马铃薯一样。”
　　想到这里医生不再激动了。他心中产生了一种罕有的平静。他的思想不再从一个对象跳到另一个对象上。他情不自禁地笑了笑。安季波娃对他的影响就像对神经质的女管理员一样。
　　他不再管转动椅子造成的后果，不再怕别人妨碍或自己分心，比安季波娃进来之前更专心致志地工作了一个或一个半小时。他翻阅完像小山一样堆在他面前的一大堆书，选出最需要的，还顺便一口气读完了在书中发现的两篇主要文章。他对今天所做的事已经感到满意，便开始收拾书，准备送到还书台去。任何败坏情绪的不相干的念头都离开了他。他丝毫没有别的用心，问。已无愧地想道，诚实地工作了一上午，赢得了会见一位好心肠老友的权利，可以合法地享受一下相逢的欢乐了。但当他站起来，环视了一下阅览室，却没发现安季波娃，大厅里已经没有她了。
　　医生还书的还书台上，安季波娃还的书还没收走。她还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看来，作为一个旧教师，在重新登上讲台之前，她在家里全力以赴地进行政治进修。书中还夹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借书单。借书单的下端露在外面，很容易被看见，上面写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地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地址很古怪，抄了下来：商人街，带雕像住宅的对面。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带雕像住宅”这种叫法在尤里亚金非常流行，就像在莫斯科以教区命名市区，或者在彼得堡称为在“五个角”那儿一样。
　　一座带女神像柱和手持铃鼓、竖琴和假面具的古代级斯雕像的铁青色住宅被人称为“带雕像住宅”。这是上个世纪一位爱好戏剧的商人为自己建造的私人剧场。他的后人把住宅卖给了商会，由于这座住宅占了街的一角，于是就把这条街叫做商人街了。带雕像住宅又表示与这条街连接的这片地方。现在党的市委会便设在带雕像住宅里，地基倾斜下沉的那一面墙上，过去贴话剧和马戏海报的地方，现在贴着政府的法令和决议。
　　这是五月初寒冷而刮风的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城里办完事，到图书馆转了一下，突然改变全部计划，去寻找安季波娃。
　　路上时常刮起～团团的风沙，挡住他的去路，使他不得不停下来。医生转过身子，眯起眼睛，低下头，等一阵风刮过，再向前走去。
　　安季波娃住在商人街角上诺沃斯瓦洛奇巷内，对着昏暗发青的带雕像住宅。医生现在看见这座住宅了。住宅确实同它的绰号一致，令人产生一种古怪不安的感觉。屋顶四周环绕着一圈比真人高一倍半的女神雕像。在一阵遮住住宅正面的风沙过后，医生突然觉得，所有的女人都从住宅里走上阳台，弯过栏杆看他，看渐渐从风沙中显露出来的商人街。
　　有两条路通往安季波娃的住所：从商人街穿过正门，从小巷穿过院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知道有头一条路，选择了第二条路。
　　他刚从小巷拐进大门，～阵风把院子里的尘土和垃圾刮到天上，遮住院子。在这扇黑色帘幕后面，从他脚下飞起一群被公鸡追赶得咯咯叫的母鸡。
　　当尘土消散后，医生看见安季波娃站在井旁。刮风的时候她左肩上刚刚挑起两只汲满水的水桶。为了防止风把尘土刮进头发里，她连忙披上头巾，在前额上打了一个“鸳鸯结”，用膝盖夹住吹开的长衫，以免被风掀起。她想担水往家里走，但被另一阵风挡住。这阵风刮掉她的头巾，吹乱她的头发，又把头巾刮到栅栏的另一头，刮到还在咯咯叫的母鸡那里。
　　尤里·安德烈耶夫跑去追头巾，把它拣起来，递给站在井边发呆的安季波娃。她像平时那样泰然自若，没有发出惊叫，显露出自己的惊讶和困惑。她只喊了一声：
　　“日瓦戈！”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
　　“您怎么来的？什么风把您吹来的？”
　　‘肥水桶放下，我来挑。”
　　“我从不半路转弯，从不放下开始干的事。您要是来看我，咱
　　们就走吧。”
　　“我还能看谁呢？”
　　“那谁知道呢。”
　　“还是请您把扁担让给我吧，您干活儿的时候我不能空手闲着。”
　　“多了不起的活儿呀。我不让您担，您会把楼梯溅湿的。您不如告诉我，哪阵风吹您来的？您来这儿已经一年多了，一直抽不出工夫来？”
　　“您从哪儿知道的？”
　　“到处都有传闻。何况我还在图书馆里见过您呢。”
　　“那您怎么没叫我？”
　　“您用不着让我相信您没看见我。”
　　医生跟在颤动的水桶下微微摆动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后面穿过低矮的拱门。这是一楼的昏暗过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迅速蹲下来，把水桶放在泥土地上，从肩膀上抽出扁担，伸直身子，开始用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来的一块小手绢擦手。
　　“走吧，我带您从里面的小道进大门。那边明亮。您在那边等我。我从小道把水提上楼，把上面收拾一下，换身于净衣服。您瞧瞧我们这儿的楼梯。生铁梯阶上都有楼空花纹。从上面透过它们，下面什么都看得见。房子老了。打炮的那几天受到轻微震动。大炮轰击嘛。您瞧石头都错缝了。”砖上大窟窿套小窟窿。我和卡坚卡出去的时候就把钥匙藏在这个窟窿里，用砖头压上。记住点。说不定您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我不在家，那就请自己开门进去，在里面随便坐坐，等我回来。钥匙就在那儿。可我用不着，我从后面进去，从里面开门。唯一发愁的是耗子，多得对付木了，在脑袋上跳来跳去。建筑太老了，墙都酥了，到处是裂缝。能堵的地方我都堵上了，我同它们作战，可没有用。您什么时候有空，能不能来帮帮忙？咱们一块儿把地板和墙角堵上。行吗？好吧，您在楼梯口上等着，随便想点什么吧。我不会让您在这儿多受罪，马上就招呼您。”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等待安季波娃叫他，目光开始在墙皮剥落的入口处和生铁梯阶上转来转去。他想道：“在阅览室里我把她专注的读书精神同于真正事业和体力劳动的热忱相比较。可完全相反，她担水像读书那样轻松，一点不吃力。她干什么都从容不迫。仿佛她在很久以前，还在童年时代，便开始了向生活起跳，现在干什么都～跃而起，自然而然，出于从小养成的习惯，毫不吃力。这从她弯腰时脊背形成的线条、微笑时分开的嘴唇和变圆的下巴上，以及从她的谈话和思想里都能看出来。”
　　“日瓦戈！”从上面一层楼梯口的一扇门里有人喊了一声。医生爬上楼梯。
　　“把手给我，跟我走，不许乱动。这儿有两间推东西的房间，东西顶到天花板，很暗。碰上就会撞伤的。”
　　“真像一座迷宫。我差点找不着路。怎么会这样？正在修理住宅？”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问题不在这儿。住宅是别人的。我连是谁的都不知道。我们在中学里有一间房间，公家的。尤里亚金市苏维埃房管会占用学校后，便把我和女儿迁到这座别人遗弃的空房里来。旧主人们的全部家具都留在这里，家具多极啦。可我不需要别人的财富。我把他们的东西堆在这两间屋子里，只把窗子剧成白色。别松开我的手，不然您要迷路的。就这样握着，向右拐。现在穿过密林了。这就是通我房间的门。马上就会亮一点了。门槛，别踩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随女向导走进房间后，看见正对着门的墙上有扇窗户。医生被窗外的情景吓了一跳。窗户开向住宅的院子，对着邻居的后院和河边的一块荒地。绵羊和山羊在荒地上吃草，长长的羊毛像敞开的皮袄大襟扫着地上的尘土。除了绵羊和山羊外，两根柱子当中有一块对着窗户的招牌，医生熟识这块招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
　　医生见到招牌触景生情，马上便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描绘他们一家人到乌拉尔的情景。他忘记人们把斯特列利尼科夫当成她丈夫的谣传，不假思索地讲述了他在车厢里同政委会面的经过。这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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