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画还贴在墙壁上。牌桌也还是原样，不过桌面上现在已成了啤酒瓶的展台。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走了，被抹掉了。
　　我注意到“EL Nino de Atocha”的层压塑料像在厨房里，正倚靠着黄色的瓷砖墙壁。
　　“那是她留下的？”
　　“我想是。”
　　“你想要它吗？”
　　他耸耸肩。我取走了那幅画像，还有两截还愿蜡烛。
　　“把音乐关小点。”
　　从公寓房出来，要走过两个街区才到黑漆漆空荡荡的停车场，几辆残破的汽车被扔在路边。
　　拐过圣莫尼卡大街的街角，犯罪现场照片所展示的场景就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大街，有一条蓝色长凳的巴士站，一栋低矮的建筑，窗户全部用砖头填封，那被证实是一间录音工作室。几步远的地方是一条小街——有快餐鸡、比萨饼、干洗店，还有一间很大的“火烈鸟”音乐商店——但现在塞满了各种等着找泊车位的机车。大街上的高峰期车流移动相当缓慢，好像整条街都浸泡在腻滑的黄色车头灯光中。
　　如果我观察得足够仔细，我就能够发现在长凳上和砖石墙上留下来的子弹坑，但是我不想去做这样的体验。我曾得知维奥莱塔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这里有教众：年轻的皮条客们挤靠在车窗上推销十五美元的生意。这里有神父：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分裂者穿着一件儿童捧球夹克，衣袖刚刚够得着肘部，拖着脚在移走，一面极为精心地数着人行道上的每一块方砖。这里有花窗色玻璃：小药水瓶的碎片在橙色的街灯照射下异彩纷呈。而代替焚香的，我们接受读神的汽车尾气的赐福。
　　于是，我把尼罗的画像架在那些填封的窗户中的一个窗台上，并且请求他，湖泊的守护神，净化这个曾经毁坏过生灵的是非之地。找摆好了那两截残烛，纪念维奥莱塔和我的父亲。虽然对于他们的魂灵我将永远不能真正地了解。尽管汽车的喇叭声和嘶叫声嘈杂得像一条飞机跑道，身边的人群也熙来攘往，我只管闭上我的眼睛，静静地站在那里，诚心地向EL Nino祈祷，请求他护佑那些不幸的人们。我为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祈祷，希望他们能够找到那片黑沙滩，温暖的海水中盛满了红色的鲷鱼和褐虾；希望他们到达丛林里的家园时，能够发现他们善良的兄长和慈爱的祖母正张开双臂迎接他们。
　　回家的路上，喉头一直塞得发痛。当我回到公寓时，我发现唐纳多的名片插在门缝里。“给我打电话。”他写着。
　　我没有打。
　　六天后，调升“绑架与敲诈组”的申请获得了批准。尽管我早已认识那个组的大多数家伙，但第一天早晨还是有点紧张。我要面对新工作程序、更多的文案、完全不同的进度表，当然还有全新法律条款需要记忆。
　　我的办公桌被移到了“牛栅”的另一侧，我得跟“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说声“再见”。在新地方还没有给它找到合适的位置，所以我把它留在衣帽架上，并且用原子笔在那些陈旧的临别留言下添上我的建议：“一定要留下备份盘。”
　　我在C一1的第一个案子是一起未遂绑架案，一个心怀不满的雇员把他的文具店店主抓进一家汽车修理厂，勒索赎金。他溜走之后跑到一个邻居家里，邻居打电话通知了警察。嫌疑犯现在已被拘禁。作为这个新等级里的下层人，我的任务是去找这位邻居——他已经被访问过两次了——确认他的陈述里的某些事实。
　　劫持发生在第六街，离圣莫尼卡大街的直线距离最短，所以我又一次经过了那个街角。
　　我的所见使我改变了方向，驶离了行进大军的行列，把车停在了巴士站的中间。
　　就是这个车站，维奥莱塔乘坐着同一辆公共汽车到西洛杉矶做零工，那天晚上也是从那车上下来，4路。
　　也许这一路她还在编织，也许她打了一个盹儿——沿途经过了麦克唐纳，花冠书屋，路氏快餐店，深红色的福摩萨咖啡屋，古勒斯的猫咪剧院，费厄法克斯区的犹太烤饼店——但是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总是在同一地点上4路车，也总是在同一地点下4路车，从未改变过路程。她不是疯狂争夺的一个部分。她知道她是谁。她已经来到了美国，这就是她的旅程，而它竟然就在这里终结，在一个死亡之路的十字街口，在一帮贼眉鼠目的渣滓的包围中——不适应环境的人、夜无归宿的人、被遗忘的人、让人熟视无睹的人、不健全的人、被剥夺权利的人，受到伤害却得不到帮助的人——在黎明前最寒冷的那个小时里。
　　我了解了那天夜里的那个时刻，了解了那个十字路口。我相信我已花了大部分的生命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周围笼罩着鬼魂，死尸般的冰冷。我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维奥莱塔赋予了希望以单纯的魅力，从她降生在丛林里的一个蒲席上的那一天，这个观念就给了她，这是她的天赋权力，就像太阳光每天落在竹叶上一样没有什么深奥的理由，而现在，在一次如此平凡、短暂的事件的光照之下，那个天赋明明白白地展示在我面前。
　　我下了车，穿过人行道，走得极慢，为我的醒悟感到惊讶。熙攘的人群消失了，或者至少暂时有更多人此刻正忙于他们的生意，尽管有零垦的过客。走得更近一点我才看到，我在路那边的隐约感觉是对的：“EL Nino de Atocha”的画像依然摆放在那里，不仅如此，窗台上堆放了更多令人吃惊的东西。人们在这里留下了花，玩具车，蜡烛，和硬币。《圣经》也在，没有动过。没有人会从尼罗身边偷东西。
　　在凸出的窗台掩蔽的正下方地面上，增加了些别的蜡烛：有我曾经在《勃塔尼卡》中见过的和精灵的画片印在一起的幸运蜡烛；有圣诞节留下来的粗壮的红绿蜡烛；也有杂乱收集起来的，搁放在果汁包装纸盒里或者固定在包着铝箔的扭曲的贴板上的，烧过一半的细枝蜡烛。全都燃着。有人来点燃它们。这时候，我第一次能够感觉到，在我的内心，我的母亲和父亲是在一起的，然后，又一起从这微弱的烛光中升起，上升。
　　我不知道在我返回汽车，拾起无线电话之前，我究竟在那儿站了多久。
　　“我是345。你能和587联系上吗？”
　　敏捷地：“是的，没问题。”
　　我说出了我的位置：“你能让他立即赶到吗？”
　　“是紧急情况？”
　　“不是紧急情况。只是一个奇迹。”
　　我倚靠着政府公车，直到十分钟以后唐纳多赶来，警灯闪烁，车身横着骤停，巴士站被堵塞了。
　　他摔开车门，带着一脸的焦急朝我奔跑过来。就在那个新手乔·波西塔鲁，和每一个人面前，我向他伸出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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