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让我想起来吧，安娜。”
　　“我曾经暗中调查过，看那个医生是否会给我违禁药物。他没有，实际上，他还建议我去另一家诊所。”
　　“你没有批准就这样做了？”
　　“是的。”
　　“还有谁卷入了这件事？”
　　“没有。”我撒谎了，“我在我的挎包里放了个微型录音机。”
　　我知道我的脸现在就像一块红布。
　　高罗威恼怒地摇着他的脑袋。
　　“耶稣基督，安娜，这样的话我们将被指控诱捕。”
　　“我很抱歉。”
　　“你该明白，这次我是不得不在你的档案中写下一个备忘录。”
　　“好的。我的档案开始看起来像一只标靶了。”
　　高罗威瞪着我。
　　“如果你想要我捏造点借口出来对付医生的话，我可以做。”我找到他的眼神。
　　“那么你将摆脱恶劣的处境。”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高罗威站了起来：“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
　　他的两只手都在空中挥舞着，像是要抓住什么莫可名状的东西，然后他的手指互相插在一起，好像那东西已经飞走了。
　　“我明白我的错误。在纽约，你和新闻媒介是很熟悉的。也许并不是和每一个当地于这行的家伙，但是你和电视新闻部主任，和与警方相关的新闻报道人是要有交情的——你的工作总是站在市民的反面，但是也许几个小时之后，你们就会在唐人街的某个下流场所中碰面。出了这儿可就没有认识你了，每一件事都会成为全国性的新闻，因为洛杉矶是世界性都市，每个人都会是对手，因为他们围拢到一起的时间决不会超过五分钟，所以他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去赢得一分。这相当的……”他似乎正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
　　“好莱坞。”
　　“我想要什么？”他抓起一张报纸把它揉成一根长条，“你以为所有这些狗屁都是她的宣传攻势？我想要以牙还牙。我想为调查局赢得好名声，只要有公平的标准。我想要公众都看见我们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
　　“那个医生也许是被骗了，”我平静地说，“也许她确实让他写了一两张处方笺，但是我正在告诉你的是，他是清白的。”
　　“那么就让他在广庭大众之下证明他的清白吧，该死的广庭大众，我们会被它搞得精疲力尽的。”
　　我很抱歉，比我们能想象的更加抱歉，高罗威，虽然他有全副纽约的智慧与经验，但是现在证明，他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也不过是一个有恐惧忧虑的肉身。
　　我打电话给外公，是莫比·狄克接的电话。
　　“你在那儿做什么？”
　　“我开车送你外公去接受治疗。他现在已经回来了。他正在打盹。”
　　“哪一种治疗？”
　　“放射疗法。”
　　听着从那张啤酒嘴里冒出来的这样复杂的术语，足以让你身子端坐起来，你会以为你一定是在收看标准的电视频道，这些术语却是真正可怕的，因为它们意味着连莫比·狄克这样的粗人为了关心我的外祖父，都被迫学到了这些新词汇——关于一种严重疾病的词汇。
　　“告诉他我很快过去。我现在正在被一件案子纠缠着。他到底怎么样？”
　　“消除了一点点，但还是跟以前一样糟。你了解长官的。”
　　在最好的环境形势下，一次搜查和逮捕也要花上一周时间才能完成，而我却已经被害怕所控制了。除了来自高罗威那里折磨人的压力我知道我必须承受下来以外，我还得尽可能地控制外公的病情。所以我要让自己有勇气对抗官僚主义，我要能够举起比从前多二十磅的重量，喘着气，并祈求能有奇迹发生。
　　一面威吓一面乞求。一点点地我们积蓄起力量。在创纪录的六个小时内，我使那条标题报道被收回。它强调说，那栋第十五街改建的维多利亚建筑属于达那矫形诊所，其实是一家股份公司，而阮德尔·依见哈特是其委员会的主席。我亲自到位于洛杉矶大街的联邦大楼去，同检察官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手里攥着一纸要求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签署一份授权令和搜查令的文书离开，这使我能够直接进入阮德尔·依贝哈特大夫的办公室，明显地是为了联邦政府的利益，而搜取需要的证据。
　　二十四小时以后，六名强壮的联邦执法员穿着明亮的桔红色的作战马甲在医生的办公室出现，好像它现在已是东洛杉矶最出名的房子了。伴随而来的是一大群报道员、摄影师和手拿小型照相机从本地或全国各地新闻机构赶来的记者，他们显然得到了我们的新闻联络部有意透露出去的消息。
　　我要求把这一切都录在录相磁带上。在他的护士告诉他有某些不愉快的事情将要发生后，我被领到了被告，刚刚来到接待室的阮德尔·依见哈特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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