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底楼的自助餐厅里找到唐纳多。他坐在一根柱子后面所以人们很难发现他，他刚刚消灭了一块“浆果派”，正在读一本《瓦街的旅行》。
　　“我现在是进退维谷。”我告诉他我的麻烦，一面毫不客气地把他剩在盘子里的一块面包皮吞进了肚子。“我需要拿点成绩给高罗威，可我不能回去说，到波士顿的那趟是英雄白跑路，而且从那以来我一直只是在捉自己的尾巴。我自己都已经弄不明白，医生是否真的有罪。”
　　一个穿着黄色丝质束腰长袍的印第安女人缓缓走过来坐在我们旁边。有些倦怠地放下一个托盘。另一个文职人员正在为他的周末度假作准备。
　　“现在是我找出事情的根源的时候。我认为我应当暗中进行。安装上一个窃听器，然后装作病人到医生那儿去，问他要止痛药看他是否会给我。”
　　“为什么你以前不用窃听器？”
　　“我没有理由要让高罗威批准一套秘密行动方案。”
　　“你仍然没有。”
　　“对，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这样做了。”
　　“不经批准？”
　　我点点头，把像酸性呕吐物一样沿着我的喉管升起来的忧虑咽了下去。
　　“我知道这是有一点越界。”
　　“界限以外的方法。”
　　“你会配合我吗？监听窃听器？”
　　“自行其是的行动？如果搞砸了怎么办？”
　　“不可能搞砸，这太简单了。你跟我每个人都这样干过上千次。”
　　唐纳多把胡子拨拉得根根直立，这和他平时耐心的性格格格不入，每当他想要对付什么恼人的事情时就会有这番举动。
　　“这是冒险。”
　　“有节制的冒险。”
　　唐纳多摇着头：“不关我的事。”
　　“我明白了。”我觉得一阵燥热，自己好像很愚蠢，而且突然像是失去了什么。“算了，我用微型录音机，放在我的手提包里。”
　　唐纳多喝完了他剩下的柠檬水。
　　“帕姆金开始上法律学校了，我告诉过你吗？”
　　“她真好运。”
　　“我本来希望她等到杰里米读进高等学校再说的，但是那需要两年多的时间。”
　　“他学得很艰难吗？”
　　“现在跟一个家庭教师学，但是注意力总是严重分散，他们说这是他新添的毛病。事物总有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吧。但罗谢尔不想再等了。”
　　他站起来扔掉了他留下来的垃圾。自助餐厅的味道就是一只满身油腻、热烘烘的野狗。我们经过一张政府合作人员的餐桌：一个日本职员正在用一双筷子吃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装在塑料饭盒里的食物；两个白种男人光着膀子只穿了件衬衫，一个菲律宾女孩旁边放了一只仿皮挎包。可他们在一起，究竟用什么语言进行交谈呢？
　　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抢步上去替我把门打开。
　　“我跟你合作。”他说。
　　我满怀感激地抬头看他，但他的目光却已射向了楼前的广场。那儿有一群拍片子的人，有的在架设折叠帆布椅，把电缆线从护道灌木丛中拉过来，有的在把笨重的摄影机安装在三角架上，或者正打开装满了照明设备的黑色箱子。从联邦大楼出去的一大帮工作人员伸长了脖子呆呆地看那个电视女演员，她浓密的淡黄色头发看起来相当熟悉。我知道如果那是简娜·玛森的话，肯定又将引起一场骚乱。我们一直向前走，直到一个拿着步话机的小子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让我们绕道从侧门走。我不喜欢被这些平民百姓呼来喝去，我也真他妈地讨厌别人叫我“女士”。
　　在洛杉矶，你应当习惯于看到摄影组随处地拍摄外景，这对当地的经济有好处，许多人也认为这相当刺激。但是对我来说，除了让我心里隐隐发痛之外，它什么狗屁都不是。这些自高自大的家伙侵占了我们的广场，当成他们自己的领地，只不过是因为——让我们正视这点吧——电影人似乎是特殊的，他们凌驾于我们的生活之上。
　　然而，当下到这个自助餐厅里时，我们就完全一样了。
　　试用窃听器械的小房间在库房最南端的角落里，门上没有任何标记。
　　我讨厌到那儿去，那管理员的半边脸上爬着一个可怕的紫色胎记，而他却以人们同样难以承受的热情来做补偿，每一次办理事务都点着头鞠着躬。他有一个微型电视机，总是在播放些肥皂剧，墙上贴着三张明信片，是别人休假时寄给他的，他成天呆在他自己这个狭小阴暗的王国里，摆弄这些整齐有序地收藏在金属搁板上的录音和摄影器材。填完那些复写表格，你就会知道，是否这里是一间通向地狱的接待室，还有是否这里有一位保管员，这个可怜的家伙带着与生俱来的胎记在这里忍受着永久的痛苦，或者也许你的不自在反而会对你将要采取的行动，对你将要越过的界限有所帮助：对公民进行窃听，记录他们最为隐密的行为。
　　我巧妙地安排了一次与依贝哈特大夫的晤面。我和那位接待员交涉时借口说我在一次车尾被撞的事故中落下了背部麻木、痛疼的毛病。显然，在波士顿的那次遭遇虽然已经过去那么久，仍然让我心有余悸。但她突然问我是谁推荐我来的，我犹豫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说法。然后只好说：
　　“在体育馆里我偶然听到两个女人谈起依口哈特大夫。她们说他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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