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凯乐·维依的主意，我们每个人每个月要为大家提供一样家常午餐。作为法式大菜的专业学生和白酒鉴赏家，凯乐有一次带我们三个从办公室出来到好莱坞·希尔斯附近一家由法国厨师料理的私人比萨饼店去喝一盏。我坐在竹凳上，一面喝着不兑水的“香摈”酒，一面发表一些似是而非、针贬时弊的评价。凯乐听得入迷，迟迟不愿让这次兴奋结束。我看到几个布朗特坞的家庭主妇带着在石头上烤出的特制比萨饼回家，而我回家的时候却对我是否会将钱花在我生活中的哪个男子身上不抱幻想。
　　这个月凯乐带来两三个法国苹果派，苹果切得非常薄，我们都认为他一定是用刀片做的。切片按照同心圆的方式，完美地抖放在一层牛奶蛋糊上，切片上则浇上一层桔子冻，他把这桔子冻雅称为杏黄釉。
　　“哎呀，凯乐，”我说，“为什么你不马上去面包烤房？你可以挽救许多的艺术品。”
　　“安娜，就是有许多像你这样的人才把这‘派妲’糟蹋了。”
　　“‘派妲”’我故作沉思只不过是想取笑他，“那不是一种中东人的三明治吗？”
　　芭芭娜烤了玉米饼。罗莎琳带来的是蒸锅金枪鱼。丢勒·卡特尔的贡献，不用说，是得克萨斯干辣椒，又辛又热足以让你泪流满面。弗兰克·常的母亲做了中国小笼包。我则去买了足够一家人吃的麦卡鲁格斯炖鸡。
　　凯乐看上去有点伤心：“我不敢相信我们居然会允许那种半成品摆上这美丽的桌子。”
　　“嗨，我可没有一个妻子替我上商店。”
　　“谁在说妻子了？我自己到蓝奇商场，放进每一个酥饼，每一片水果都是亲手挑选。”
　　“那是因为你是一个有强迫症的疯子。”
　　“那么芭芭娜呢？那么罗莎琳呢？”凯乐不依不饶，“她们有妻子吗？但是她们是不是把她最佳的努力成果带给了她们的同事？”
　　“他有妻子。”我戏剧性地把战火燃向了唐纳多，他正把目光从一个揭开盖子的蓝色大塑料碗上移过来。碗里装满了莴苣，切成薄片的胡萝卜与小萝卜在莴苣四周围成一圈，上面撒着红色洋葱头旋成的小环还有绿色的胡椒粉，简直就是一个蔬菜万花筒。
　　“承认吧，唐纳多。是你妻子做的这份色拉。”
　　“证据确凿。我从来就不知道哪个男子会用厨具。”芭芭娜用她特有的干巴巴的方式评论说，“饮食总是超越他们。”
　　唐纳多旋开一个乳酪瓶的盖子，将里面的一堆新鲜蓝色乳酪全部倒进碗里：“罪如所诉。铐上我，拷打我。”
　　“真是诱人。”我低声说，越过他把手伸向中国小笼包子，凭经验，我知道那才是所有食物中最好的一样。
　　起初他看起来没什么反应。他的眼睛正盯着他用来拌色拉的那个黑色塑料钳子；钳子是从“西密”河谷家中厨房里的杂用抽屉里拿来的，那儿有与第一流的主妇匹配的第一等锅碗，连金属罐上也用字母标明：糖、调味品，排列整齐，一切都井然有序。
　　最后，在对它沉思半天之后，唐纳多诱使我摊牌：“如果你掉进这堆事情里，我知道，一个女人还是一个女人。”
　　“可是我敢打赌，你在家里不过是个常客罢了。”
　　唐纳多仍然是面无表情：“我们已经做了三年的拍档，但是你又真正了解我多少，安娜？”
　　我大笑：“我从许多事情上都能了解你，唐纳多，但是也许女人不在其列。”
　　“什么事这么有趣？”芭芭娜想知道。
　　“唐纳多被黑皮腰带捆住了。”
　　唐纳多滑稽地咧开大嘴，胡子下面藏着个微笑的暗示。
　　“我能看见你，”他说，“安妮·奥克雷戴着黑色‘花边’。”
　　芭芭娜有意地一个倒肘敲压我的肋部，然后又冲着他喊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他的眼睛盯了我好一阵——安妮·奥克雷戴着黑色花边？——然后转向别处，我发现我自己像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人一样不自觉中脸红到了脖梗。
　　在“牛栅”中，电话一直在响。
　　“我来接。”罗莎琳下意识地放下了她的盘子。
　　“不——是我的。”穿过屋子，我能看见在我办公桌上指示灯正在闪烁。
　　这时我听到古特瑞丝夫人足以引起人性欲的声音蒸发过来，我的胃里突然间一阵痉挛。
　　“每个人都病了，”她正告诉我，“所有的孩子都在流鼻涕，克里斯多巴在发烧。”
　　“他需要看大夫吗？”
　　“我想不用。我觉得他过一天就会好起来的，我刚给他喝了点硝化甘油。”
　　我一直注意看着在玻璃隔墙后面午餐室里的那群人。唐纳多也跟其他人一起在听丢勒·卡特尔滔滔不绝的演讲。尽管肩有些萎缩，可丢勒在那些人中还是最高。他讲着什么使每个人都发笑。
　　“你从克莱诺夫人那儿拿到钱了吗？我一直等着你的消息。”
　　“不，我没拿到。我跟她讲过，但是……总之我没有拿到。”
　　“没有钱叫我怎么照顾这些孩子？”
　　“我不知道，古特瑞丝夫人。”
　　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亨利·卡拉维蒂，得了肌肉营养不良症的收发室职员，摇着他的电动轮椅过来，把一捆信放到了我的文件格里。我向他翘了翘拇指表示感谢。他苍白的嘴唇泛起一个
　　颤巍巍的笑容，他把一只僵硬的手从控制器上移开，用力向上一举，以回答我的手势，然后就滑开了。
　　“这些孩子是你的家人。”古特瑞丝夫人带着愤怒唾弃道，“可是你却无动于衷，小姐，我真为你感到难过。”
　　她挂了电话，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从内到外都感到遭到一种打击。突然间那一切又都归于愤怒，我在办公桌抽屉、手提包、夹克的口袋里一阵乱翻，最后发现那张“达那矫形诊所”的桃红和灰白的名片被弄得皱皱巴巴的，正和几颗咽喉糖一起躺在我的蓝色帆布公文包的兜底。我又一次抑制住了冲动，没有亮出我作为FBI 特工的身份以便阻吓那些标准的接待员的废话，但是我动用了那些词语“非常紧急”、“法律事务”等等，最终得以接通了依贝哈特大夫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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