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望着别处，感到尴尬，目光捉到了吧台上方CNN的电视节目，就都盯着看，直到帐单送过来。他付了帐，我们就离开了，回办公室的途中给罗莎琳挂了个电话，下午余下的时间就在考虑，为我何以会调升到C—1，绑架和敲诈组去打一番有说服力的口饰。
　　就在我正打算离开，6点半去游泳的时候，接到了LAPD罗思警探的电话。
　　“安娜？是约翰。”
　　他等着。我也一样。
　　谨慎地，“这几天你在哪儿，约翰？”
　　“维尔希尔分局，执行组。”
　　又是沉默，我听见他紧张的呼吸，不知说什么好。
　　“你一定是个忙人。
　　“我认为你才是。”
　　“只是希望过得有点意思。”
　　我站在那里，游泳包的背后带挎在肩上，准备好走的。卷曲的电话绳已经被我拉直了，离开桌子远远的。在学校里他们教我：紧张和身体放松是同一种身体的反应。现在又听到了约翰·罗思的声音，其反应并不亚于，用他们的例子来说，一个带着滑雪面罩的人突然跳到了你眼前。
　　“我现在正在处理一桩两周前发生在圣莫卡尼大街的杀人案。一个名叫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拉丁血统女性。除了两个未成年者没有直系亲属，但是邻居说受害者跟一个叫安娜·格蕾的FBI特工有关系。”他用音乐腔补充道：“应该是你。”
　　紧张：“也许是。”
　　“所以，很对不起，这是一个不幸的电话。”
　　“用不着说对不起，我甚至不认识那个死者。”
　　电话在把我往回拽，我坐了下来，话绳松弛，游泳包也顺势滑落到地板上。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恰恰是你接手这案子。”
　　“我知道。”
　　当约翰·罗思和我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我们对彼此间那瞬息的、充满魅力的默契大为惊奇，就好像经受着从环礁湖中流出的神秘水流的冲荡，令平日的乐趣大为失色，那种欲热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是如此的有创意如此的和谐如此的令人心旷神怡，以至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应该制作一盘完整的录相带，或者是给艺术家做性交造型的模特；我们常常对着镜子自我陶醉，或用爱称“约翰”和“约河”彼此挑逗。
　　而现在，一年过去了，似乎一切也随之碎了焚了。也许我们还都认为——这使我怀有一种冷冷的恐慌——我们之间的联结在某种程度仍然存在，也许上苍会以一种奇怪的、不曾预料的方式重新把我们连到一起。
　　“在平常我们会遇到很多死人，”约翰说。
　　我神经质地大笑，他似乎受到了鼓励。
　　“我没有用警线打电话，因为我想你也许想把这件事查出来。”
　　“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位小姐曾坚持——”
　　我突然间感到一阵惊搐，脚好像有思想似的，自个儿“沓吧，沓吧”地颤动。
　　“听着，约翰，它很怪诞，它很滑稽，不管它是什么，但是它已经结束了，我甚至从来没听说过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我也确实不想招惹麻烦。所以，不要再打电话给我，我得走了，我得参加个会。”
　　我挂上电话，一把抓起熟悉的尼龙手把，包很重，里面放着橡皮脚掌、手浮板、折叠式头发干燥器，以及一个装着几瓶香波和保湿霜（瓶子很旧，字迹都磨掉了）的网袋。钻出“牛栅”，我试图集中精力去想象在那个五十码的池子里拍击水面、伸展身体的感觉该是多么的好啊，当疲劳消除时，恐惧也会驱散；1外小时结束后，我就将彻底忘掉约翰·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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