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你一定要到我的房间来。”于是我到他的房里去，一进门就发现了问题。那么小的地方，到处都是报纸，有的靠墙堆着，有的放在床底下，还有一些塞进了壁橱。他不愿意自己去扔掉这些报纸，但又不知如何处理才好。我安排人把废报纸拖走了，使他感到一阵轻松。我对他解释说，“不得暴殄天物”的概念在美国不像在日本那样根深蒂固，广为人知。
　　由于国民具有很高的识字率，日本的杂志、书籍和报纸的数量增长得很快。纸的用途也很广泛，从宗教用品、艺术、书籍到灯罩、窗户纸、包装和各种装饰，所有这一切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造纸国，仅次于美国，每年生产一亿九千万吨纸。日本的重复利用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1984年我们的回收率是50%，(美国是27%，法国是34%，西德是38%，荷兰是46%，英国是28%)。我们使用的是一种老式的、但却有效的方法，废纸回收商定期地开着装有喇叭的卡车或者手推车到居民区去收集废报纸和旧杂志，作为交换，他们付出一些卫生纸。这种事情在纽约的大街上也许看起来有些滑稽，但是却是值得一试的明智之举。我们还回收大量其它的废旧物质，例如铝、钢、玻璃、锌、铜、铅等。日本人会非常忠实地将自己的垃圾分开，以便回收。
　　因为我们一直为了生存而奉行节约，所以日本人感觉到用一个烘脚火盆或者电热器使身体温暖起来比仅仅为了一、二个人的舒适而消耗大量能量对整个房间(或者整栋房子)加热要合理得多，也更加经济一些。甚至滚烫的日本浴池也是供全家人使用的(冲洗实际上是在浴池外进行)，在冬季的晚上洗个热水澡，提高身体的温度，以便在睡进暖烘烘的被窝之前在四处通风的日本式房间里更好地消化掉晚餐的食物。美国人宽大的房子里冬季加热，夏季制冷，但仅仅只是为了少数人的舒适，对于日本老一辈的人，例如我自己，这种做法有点像浪费行为，但是现在我们在日本也这样做。冬季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要脱掉外衣，因为很多办公室里太热了，而在夏季由于空调的原因又必须穿上外衣。第二次石油禁运以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试图让日本的商人和官员上班时穿一种改造过的旅行上衣来取代衬衣、领带和西装，这样就不必将大楼里的温度调得太低，他甚至亲自示范了一段时间。他穿着那种衣服出现在记者面前，他把它称为“节能服”，但是日本人十分注意郑重其事，觉得那种衣服太随便了，所以没人愿意穿。但是为了节能，还是把办公大楼的温度调整了一下，人们只不过是多流了一点汗。在索尼公司，我们特意规定，在任何楼房里温度不得过热或者过冷，在主办公楼里还挂有一块标牌，向来访的客人解释我们的方针。
　　在第一次石油禁运以前，在很多日本人眼里，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即可供消费的石油资源无穷无尽，我们要做的事只是去找出石油，有了这种资源，我们可以无限制地扩展工业。当石油危机到来时，我们再次弄懂了“不得暴殄天物”的含义。但是我们也学会了怎样应用这个概念底下蕴藏的各种原理，今天我们的经济具有更加广大的规模，但是与1973年相比，原油、煤和天然气的消耗量却更少，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更加有效地利用这些原材料。
　　日本人共同工作的能力帮助国家摆脱了危机。当初和现在日本几乎都是百分之百地依靠别国的石油。所以这些石油对于我们而言很珍贵，我们总是想着节约石油。日本的各行各业都有节约的责任，总要想方设法在工厂里少消耗一些能量，使自己的产品成为节能型的产品。其实这种做法正好符合我们的心意。井深曾一度对低能耗非常关注，这也是他当初采用晶体管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重视工厂中的每个操作环节和各种产品，哪怕能够减少一点能耗，我们都会去修改设计。石油禁运后的几个月内，我们就把单枪三色显像管的设计从阴极间接加热改为直接加热，从而使能耗降低了12%。我们对索尼公司的所有能耗重新加以研究，不仅仅针对工厂和办公室，也针对我们的产品。1969年我的妻子和我一起在东京目黑区建造新家时我也进行过同样的能耗分析。我打算在地下室里建一个温水游泳池，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湿气会升到楼上去，第二池中的热损耗很大，太浪费了。我计算出90%的热损耗是蒸发造成的。我设计了一种塑料泡沫的隔热层，将整个游泳池的水面盖进来，封闭了湿气和热量，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在美国和日本为这个想法申请了专利。
　　1973年，每一个家用器具制造商都努力降低能耗，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竞争，看谁能够生产出耗能最少的产品，低能耗变成了销售中的热点，成为新的竞争对象。当时我很失望地看到在其它国家的产品重新设计中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进，我想，在美国和英国那些拥有自己石油的国家中，这种危机对每个公民的影响不会像在日本那么严重。我们意识到，一旦切断了石油来源，我们就完蛋了。有些最悲观的人甚至警告说，形势如果恶化到了极点，日本可能退回到原来的农业时代。其实我们也知道，只要肯出大价钱，还是会有石油的，但是无论如何也应该随机应变。我们再也不能大手大脚了，我们连续的经济增长之梦可能提前结束。第一次石油禁运使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73年的8。8%(当时工业国中的最高值)降到了1974年的-1%，这是那一年工业国中最大的增长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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