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认为还有一点值得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先进工程和科学研究都是由国立大学、而不是由私立大学来完成的。这些大学总是力图避免外来的影响，戒备地保护他们的独立性，特别是针对私营商业团体。正因为如此，在日本工业界与大学之间的合作比别的地方更困难。在美国，大学与私营业界交换人材与研究资源是很普通的事。
　　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在商业上成功的关键应归于日本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精诚合作，但是日本的研究经费却主要由私营企业承担，这与上述观点相互矛盾。1984年，日本的设计与研究费用中77．7%由企业承担，政府只承担了22%。我们实业界中有人感到政府实际上不仅没有帮忙，反而滥用陈规旧制，横加干涉，对改革和发展设置重重障碍。
　　日本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它至今仍在创造性的拼博中证明其价值。在战后的恢复时期，廉价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对于日本低技术工业的成长很有好处。现在工业要求高技术，日本很幸运地拥有一支适应这个挑战、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大军。即使劳动力昂贵，但劳动力的智能将仍然是日本工业的一大优势。
　　今天的日本对教育体系产生了一种不满，现行的教育体系强迫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如何应付考试，以便进入好学校。这种体系没有给学生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实验和创意性的思维。这种体系现在还不错，但我们正在开辟新的途径来提高它的效率并使之与我们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我们总是要求职工进行创意性的思维，我们的收获很丰富。从管理的立场上来看，懂得如何调动人们内在的创造性是至关重要的。我的概念是每个人都有创造能力，但很少有人懂得如何利用它。
　　对于如何调动人的创造力，我的解决办法是树立一个目标。这方面最好的例子美国的阿波罗计划。当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人造卫星Sputnik，而后又将人类送入外部空间时，美国人大吃一惊。很多国家以往一直认为美国是伟大的革新者，发明了大量的好东西，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其它国家可能第一个进入空间。美国制定了一个计划，奋起直追，肯尼迪总统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十年之内登上月球，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个目标是一个明显的挑战，这需要向前跳一大步。一切都还仅仅只是理论，没有人知道怎么办，必须立即着手研究。需要多大的功率？需要什么样的导航系统？需要开发什么样的计算机？还需要新型材料，于是发明出碳纤维，甚至像Velcro这样简单而又实用的东西也列入了计划。还发明了惯性导航系统，当时它是最新的概念，现在已应用到我们的航班飞机上。
　　为了达到一个目标，很多人都变得具有创造性了。管理者必须制定目标并追求目标，要鼓励工人超越它。实际上，美国航天航空局(NASA)的零缺陷要求对日本的质量管理计划有过很大的影响。朝鲜战争期间(1950-53年)，联合国在日本的军事需求对日本的工业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引入了军工标准，产品的质量要求比普通民用品高得多，我们必须与美国人的高质量标准做一次较量。从那以后，我们日本人把军工标准和零缺陷要求牢记在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质量管理的鼻祖却是一位叫爱德华．德明的美国人，他在自己的祖国鲜为人知，直到他的质量意识在日本的公司里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时为止。美国人被这位先知的预言所惊醒，但却没有像日本人那样认真地对待。现在日本公司的最高殊荣就是赢得德明质量奖。我们索尼公司一直执着地追求高质量。道理很简单，产品的原始质量越好，售后服务遇到的麻烦就越少。当我们听说索尼的盒带录音机被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带到月球上向地球播放音乐，我们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感到非常骄傲。NASA曾花了大量的资金，针对计划中的每个器件开发无重力可靠性保证措施，就连机械铅笔这样的东西都包括在内，宇航员使用的录音机并不是特制的，它通过了试验，而且不需要再找我们就被认可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开玩笑地训斥我们的工程师，他们对盒带录音机的设计太过分了，我说：“它不需要在无重力的条件下工作，只要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能使用就行了。”你给工程师或者科学家指定一个明确的目标，他就会努力去达到它。如果没有目标，即使公司或者组织给他一大笔钱，然后要求他完成一项发明，这是没有希望获得成功的。
　　这正是日本官办研究机构中的麻烦。政府相信，只要有一个拥有最现代化设备的实验室和充足的资金就可以自动地产生创造性。这个办法是不行的。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日本一家数一数二的电气公司在日本中部一个绿树成荫的校园里建了一个新的实验室。实验室设计得很漂亮，配备了最新的设备，科学家们有豪华的工作站，令他们的同行羡慕不已。公司认为他们只要把钱给这些科学家就会得到成果。但是这个实验室并没有出什么成果，只是有很多研究人员利用时间和公司的金钱在那里搞自己的研究，以便获取高级学位。公司培养了一大批博士，却没有产品可言。政府走的正是这条老路，得到的当然也是同样的结果。在实业界里，我们必须有理论基础，我们必须有纯研究机构来超前开发新东西，但是我们也学会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就不可能集中力量。
　　我不想否定纯粹的、或者基础的研究所具有的价值。事实上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投入很大，而且我相信，日本工业界将来在这个领域中也必然会倾注很多的努力，因为这种研究是创造新技术的关键。目前，与普通研究和开发相比，日本在基础研究上的开销正在以一个更快的速率增长。然而日本却并不应该为此感到自满。1985年，日本科学技术学社在一份报告说道，日本对基础研究的参与并不够。报告还指出，虽然日本在研究和设计上的投资比三个欧洲的主要国家多，但是在基础研究上的开销比例却更低，而且似乎在大学和政府机构中还在逐步减少，这意味着落到工业界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重了。
　　我们刚建立公司的时候，甚至还在我们注意到自身的能力、公司员工的人数以及他们的才干和经验之前，井深就说过：“让我们来做一台录音机吧。”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磁带是什么制成的，也不知道怎样给它涂上磁粉，甚至还没有见过磁带。我们打算制造特殊的、有创意的产品，而不想沉溺于纯科学之中。但是随着公司的成长，我们懂得了必须更加深入地涉足这个领域，制造自己的产品和部件，设计具备专有权的东西，例如晶体管、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和电荷耦合装置。不同类型的研究之间的界线逐渐趋向于重叠。我们从来都没有指望过政府的帮助。当我们打听到新的研究成果和遇到一种现象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问道：“我怎样利用它？我能够用它做什么？怎样用它生产出有用的产品？”这也许是日本人的天性吧。
　　当录像机还在美国的广播电台里使用时，我们就想到人们在家里也应该有同样的机器。电台里用的大电视机很累赘也很贵。我们开始工作，我们的目标是把这种机器带入家庭。每当我们设计出新的机型时都会感到不可思议，我们竟然可以把它做得如此之小、如此之好。但还没有满足井深的要求。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小到什么程度才行，直到有一天，井深把一本平装书扔到会议桌上，他说这就是目标，这就是录像带的尺寸，至少应能录得下一个小时的彩色节目。这是全部开发工作的焦点，不仅仅是制造小型盒式录像带，也是要求设计出新的读写磁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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