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我开始频繁地来往于东京和纽约之间。作为常务副总裁，我不能长时间地远离东京，但是作为正在美国组建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我又不能在东京逗留太久。我开始感觉到应该把我们的公司更加牢固地建立在美国。我必须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虽然我在美国有很多朋友，我仍然需要进一步地了解美国人是怎样生活、怎样思维的。在美国建立公司的名声是一回事，了解美国人又是一回事，而且更难。但是我意识到我个人的未来以及公司的未来很大程度上都将依赖于美国和其它国际业务。我们的产品半数以上已经出口，我有这样一种想法，我们的公司必须成为世界公民，在我们做生意的每一个国家成为好公民。我们必须知道更多的市场统计和销售数据。
　　我决定成立一个公司，叫作索尼美国公司。回到东京后，井深和岩间(他后来成为公司总裁。)都表示怀疑，更不用说集中在纽约的索尼公司的那些低层干部和雇员了。我坚信应该做这件事，而且没有人能提出非常好的理由来反对此事。我们将可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为自己分销，发展自己的市场技巧。我在东京的同事们决定，因为只有我最了解美国，这件事就由我去办。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事看起来都是一个长远的项目，所以我们决定一旦时机成熟后再开始进行。但是后来的我并没有等待很长的时间。
　　我们很早以前曾向大藏省提出申请，汇五十万美元到美国，以备日后使用，但是我们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大藏省才会给与批准。没想到，正在我们考虑成立美国公司的时候，批准函来了。这样，1960年2月我们正式成立了索尼美国有限公司，资本是五十万美元。16个月以后我们在美国市场上作为美国受托收据(ADR)上市了两百万份索尼普通股票。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学习过程。虽然战前东京电力公司曾在美国市场上发行过债券，我们却是在美国发行股票的第一家日本公司，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时刚刚建立的ADR系统。在ADR系统下，股票虽然被发行地的股东持有，但是提供股份的收据却委托给一家美国的财政机构，这些收据可以在美国交易，就像一般的国内股票一样。
　　我们的银行，野村证券公司(他们的负责人对我们很了解)，史密斯．巴尼公司的美国分公司及其总裁伯勒．沃克都认为我们应该进入美国股票市场，在美国发行股票可以搞到资金，这种可能性激起了我们的兴趣。1960年的秋天，我们在东京讨论了这件事，史密斯．巴尼公司同意和野村证券公司一起担当管理担保方。
　　这项工作可能是我遇到的最艰难的工作。我们必须遵守日本的商业法律，日本大藏省的规定，还要顺从于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情况是陌生的，而且很复杂。幸亏池田首相喜欢这个主意，因为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这在日本是第一次，战后的第一次资本自由化。他的积极态度对于说服大藏省那些墨守成规的人很起作用，我们的申请正是要他们来批准。我们必须快速行动。我们组织了一个好的班子：我自己和索尼公司的人，史密斯公司的厄尼斯．西瓦兹巴赫，他代表担保方，苏尼凡和克罗姆法律事务所的约翰．史第文生，他现在领导着那家事务所，野村证券公司的寺泽义雄，1961年2月时他刚刚度蜜月回来，后来事情太忙，他竟然四个月没见到新娘！
　　我们还要为其它的杂事分心，我们写了一份初步发起书，费了很多口舌向SEC解释我们的发展计划，直到他们满意为止。还有很多事要干，而且都是我从未干过的事，例如，我们必须改变财会方法来依从用于欧美的汇总系统，所以也就第一次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了汇总。亲眼看到这项工作起什么作用之后，我不得不同意一位美国同事的看法，他曾问过我：“如何你不汇总的话，你怎么知道公司的营运是否正常？”我们以往的经营情况好到了不需要学习汇总的地步，但是从那以后，汇总成了日本的标准报表方法。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合同都翻译成英语，还要把公司的一点一滴都写成文字，加以详细解释。使得律师和会计们大伤脑筋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很多合同都规定，在合同有效期间，如果条件改变，使得任何一方遵守合同的能力受到影响，双方则应该坐下来讨论新的情况。这样的条款在日本人的合同中是很普通的，而且许多公司做的大多数生意甚至根本不签合同。但是这在不懂得日本式生意经的人眼里是危险的做法。我猜想，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意识差别。美国人无法理解，如果双方有了主要分歧后，还怎么可能坐到一起来谈相互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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