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们的成熟，我们很快就被卷入一场新的战争，从中我学会了不少与我们打算开展的国际商务有关的知识。为了使磁带录音机达到高水平的录音质量，我们采用了永井健三博士的专利技术——高频交流偏置系统。这种系统在磁带进入录音头之前先将磁带去磁，并在录音信号上加上交变电流，它录出来的声音与以前用直流偏置的录音机相比，噪音和失真都较小。我们对录音技术的未来非常倾心，所以我们买了这项专利。当时这项专利属于安立(Anritsu)公司，现在它是日本电气公司(NEC)的一个子公司。1949年时我们买不起全部专利，只买了一半，与NEC共享所有权利。永井博士的专利在日本注册，后来我们还打听到，1941年12月，他在战争正要爆发之前还曾在美国申请过专利，并在那年的早些时候把发明资料寄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其它一些地方。我猜想，时间太不凑巧了，他的专利肯定没在美国注册，但在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在美国可以弄到他的研究成果。
　　我们买下专利后向全世界的磁带录音机制造商发出了信件，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拥有交流偏置系统的专利，并可向他们出售许可证。我们还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在日本出售使用这种专利技术的磁带录音机，他们必须得到我们的许可。我们收到一些公司的回信，声称并不想在日本出售磁带录音机，所以也不需要从我们公司买许可证。我们明明知道国外有些制造商正在使用这种技术，他们也没有许可证，但我们对此也别无良策。有一天，GHQ专利部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井深，说是想见见他。那个年代，如果GHQ找你，你就可能会去坐牢，理由是一些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违法行为，或者是过去的事情。井深非常着急，他甚至打了电话给他妻子，告诉她这次召见的消息，让她做好准备。他让前田先生与他一起去，当个翻译。那个官员想了解我们对专利的全部申请资料。井深很有先见之明，他带齐了与我们购买专利有关的全部文件。那个官员浏览文件时，紧张气氛加剧了。但他检查完每份文件之后，在坐椅上朝后一靠，脸上露出了微笑，表示肯定购买专利的手续是齐备的。旁边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也微微一笑。那位官员高兴地请大家喝咖啡。
　　不久后我们打听到巴尔康东京贸易公司正从美国进口磁带录音机，我们给他们发了一封警告信，声明我们对那种录音机中使用的录音系统有许可证权利。他们没有理睬我们的警告，我们考虑诉诸法律，对那个贸易公司实施禁令。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为在日本法院里，原告必须为民事案件付出一大笔不可偿还的诉讼费，这笔费用还与案中涉及的款项金额有关。这是一种避免动辄就打官司的办法。如果我们准备把官司打下去的话，就要投入很多的钱。但是我们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也有充分的信心打赢这场官司。另外，我们的专利所有权还得到了占领当局的口头承认。
　　法院听取了我们的申诉，下达了禁令。我们和有关官员来到海关仓库，理直气壮地在门上贴上了法院的封条，禁止巴尔康从中提取他们的磁带录音机，直到这个案件了结。当地报纸觉得这是个新闻消息，所以大加宣传。报刊认为它体现了日本人的独立，一个小小的日本公司竟然敢向美国的大制造商挑战。巴尔康东京公司的人当然大为恼火，因为他们向美国本部报告了我们的行为，磁带录音机的原制造商说，他们已从具有交流偏置系统专利的阿莫尔研究所买了这种系统的许可证。
　　人人都很气愤，阿莫尔公司派他们的律师唐纳德．辛普生来到日本。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美国律师打交道，他作为一个竞争者的犀利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们可以证实，阿莫尔公司的专利获准之前，就已经可以在美国找到永井博士的研究成果了。如果永井博士的技术可以认为是普及知识的话，那么在美国交流偏置系统就应该属于公开范畴，而有可能使之失去专利价值。我威胁说，我要到美国去使阿莫尔公司的专利作废。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我是否会那样去做，这一招果然奏效，因为当提出我们的讼诉时，他们承认永井博士的专利是有效的。争议持续了三年，1954年3月我们终于胜诉，这意味着所有在日本销售的交流偏置系统磁带录音机，甚至卖给广播电台的大型安培克斯单元，都必须向我们交纳专利费。在结案时我同意不再对阿莫尔公司进行攻击。我们得到了在美国使用阿莫尔公司专利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向美国出口，但不付许可证费。我们还可以向其他打算出口美国的日本制造商分发许可证，并得到一半的许可证费。我们对这项权利保留了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与美国人谈判，结果相当不错，我对将来开始有了新的勇气。哦，后来我还雇了唐纳德．辛普生先生为我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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